我国城镇化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升效应研究——以重庆户籍人口为例<br/>

我国城镇化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升效应研究——以重庆户籍人口为例

2015-12-25邹文杰蔡鹏鸿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5年5期

邹文杰蔡鹏鸿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评述

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居民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领域提供制度性安排，保障居民取得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适当的基本保障制度和保障水平，不仅是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需要，也是扩大消费、提升人力资源素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努力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逐步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城乡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

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累进的过程，政府需要构建一系列载体支撑才能实现，城镇化就是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城镇化过程是大量农业人口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生产要素空间上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大量农村人口以及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使得原来由于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落后导致无法享受公共服务的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或类似的公共服务。城镇化提高了农村居民获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便利性，扩大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降低了农村居民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从而缩小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差距，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城镇化形式上表现为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聚集过程，实质上则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镇与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的过程。城镇化是以公共服务配套为基础的，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城镇吸纳人口居住和生活的能力。如果农村居民进城后，城镇并不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使他们面临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住房难等问题，他们就会成为无法享有城镇居民待遇的弱势群体，这势必会影响农村居民进城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城镇化本质上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包括交通、供水、供电、煤气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的无差别化。因此，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两者可以相互契合，相互促进。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广大居民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日益突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城镇公共服务体系承载能力弱化越来越明显。安体富，任强（2007）发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象非常普遍，表现出持续性存在、阶段性差异、伴生性表现等特点，城镇化与一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出现背离的趋势。苏明等（2011）研究表明我国地区间人均GDP差异系数在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变化也不大，但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系数仍较大，人均地方财政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差异系数远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系数。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享受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并非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异表现出持续性、阶段性、伴生性及等特点（和立道，2012）。李燕等（2013）探讨了我国不同城镇化阶段公共服务的投入差异，发现不同城镇化阶段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幅度不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提升与城镇化率的提高非同步特征愈发突出，在城镇化水平达到51%前后呈现出公共服务投入的拐点，与城镇化速度峰值点相吻合。

众所周知，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这些不同领域都有其自身内在的运行规律，城镇化对不同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应该有所差异。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否提升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整体水平？城镇化对不同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各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镇化是否存在反作用？目前还没有文献对这些问题展开系统地研究。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以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运用Geweke因果关系分解检验1992-2012年我国城镇化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探讨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关联机制，以期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方法、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Geweke因果分解检验模型

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Granger（1969）创建了考察两变量之间在时间上先导——滞后关系的检验方法，即格兰杰因果检验，被广泛地应用于分析检验两变量间长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两变量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两变量间存在相互反馈时，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无法估计变量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的相对大小。Geweke（1982）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Geweke分解检验来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在分析变量x与y的因果关系（Fx，y）时，Geweke将其分解为三种因果关系，其一是x对y的因果关系，表示为fx→y；其二是y对x的因果关系，表示为fy→x；其三是x对y的即时因果关系，表示为fxy。Geweke给出了检验时间序列变量X与Y因果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式（1）-（6）中，p和q表示最佳滞后长度，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则fx→y、fy→x、fxy和Fx，y为零的原假设的最大似然检验值分别为

式（7）-（10）中，n代表观测值的数量，d代表两配对模型自由度的差。

（二）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1.城镇化指标的选取

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众多，选取什么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往往根据研究的目的来确定。考虑到本文主要探讨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而我国当前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城乡差距。因此，选取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的选取

现有文献应用泰尔指数法、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法等不同方法对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测度问题展开了研究（安体富、任强，2008；王国华、温来成，2008；王晓洁，2009；葛凌霄、张亚斌，2010）。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就业、社会安全、环境保护、文化体育等众多领域。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等因素，本文选择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个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各省本级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支出代表这三类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三个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用人均各类支出的基尼系数来表示，基尼系数的值越大，说明这个领域公共服务在各个省份间人均支出水平差距越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低；基尼系数的值越小，说明这个领域公共服务在各个省份间人均支出水平差距越小，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水平越高。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11）中，｜Yj-Yi｜是任何一对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样本差的绝对值；n为样本容量；u为人均公共服务支出的全国均值。

省级人口数据及省级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92-2012年。由于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才有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数据，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仅考察1998-2012年。重庆市于1997年从四川省划出成为直辖市，1997年之前的相关数据用《重庆统计年鉴》代替，西藏数据缺失严重予以剔除。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根据计量统计理论，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在进行Geweke分解检验之前，应该对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对样本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URB）与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BEE）、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MHE）和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SSE）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的ADF检验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和5%时，城镇化与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指标都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之后，城镇化和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差分序列的t统计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和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指标差分序列的t统计值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因此，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城镇化与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经过一阶差分都为平稳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满足Geweke因果关系检验条件。

（二）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Geweke因果关系检验

应用Eviews6.0分别对城镇化水平与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和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的因果关系进行Geweke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城镇化与各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x为URB）

从表3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存在以下的因果关系。

（1）城镇化与基础教育均等化因果关系。从相伴概率看，城镇化对基础教育均等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相伴概率为0.76%，基础教育均等化对城镇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的相伴概率为0.45%，城镇化对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即时因果关系相伴概率为0.23%，均在1%临界值以下。这表明我国城镇化与基础教育均等化之间长期因果关系和短期因果关系均显著，即城镇化不仅推动了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基础教育均等化对城镇化还具有反作用。从反馈份额看，城镇化对基础教育均等化反馈份额为55.12%，明显高于教育均等化对城镇化的反馈份额（21.06%）。因此，城镇化与基础服务均等化的因果关系中，城镇化占有主导地位。城镇化引发了大量务工人员流入城市，不少适龄儿童与青少年跟随父母进入城市，从而享受城市提供的基础教育，城市的基础教育无论是人均财政支出水平，还是学校设施和教学质量明显要高于农村地区。农村适龄儿童与青少年接受基础教育向城镇集中，无疑大大地提高了基础教育财政支出的规模效应。因此，城镇化对我国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提升效果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地提升，农民为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而进城务工伴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即因教育引发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逐步增多，从而教育在一定程度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总之，城镇化与基础教育均等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

（2）城镇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因果关系。城镇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的相伴概率为1.93%，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镇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的相伴概率为2.81%，均在5%临界值以下。由此可见，城镇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在长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反馈份额看，城镇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反馈份额为38.12%，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对城镇化的反馈份额为35.65%，两者比较接近，这表明城镇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相当，因果关系中主次关系不明显。我们还可以发现，城镇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反馈份额明显低于城镇化对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反馈份额，而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对城镇化的反馈份额则高于基础教育均等化对城镇化的反馈份额。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我国长期以来比较重视基础教育，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基础教育差距相对较小，所以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化促进作用不太明显。相比而言，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及寿命状况，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医疗卫生服务城乡差距明显，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提升空间较大，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对城镇化促进作用更显著。城镇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即时因果关系相伴概率为11.27%，高于10%临界值。由此可见，从短期看我国城镇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并没有提升作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明显滞后于城镇化的进程，无法满足大量人口向城镇集中引致的医疗卫生需求，“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突出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3）城镇化与社会保障均等化因果关系。城镇化对社会保障均等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的相伴概率为10.34%，城镇化对社会保障均等化的即时因果关系的相伴概率为12.13%，均超过10%临界值。因此，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我国城镇化与社会保障均等化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并没有导致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的相应提升。社会保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运行系统，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不同，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从实证检验的结果看，要提升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制度改革，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才能有效地改善农村社会保障落后的局面。社会保障均等化对城镇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的相伴概率为1.57%，小于5%的临界值，这表明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则有效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就意味着城乡间、地区间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缩小，消除了城乡及区域人口流动的障碍，从而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社会保障对城镇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的反馈份额为38.21%，高于基础教育均等化和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对城镇化的反馈份额。因此，为了加快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整体水平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提升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尤其迫切。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Geweke因果关系分解检验法考察了1992-2012年我国城镇化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个公共服务领域均等化的长期和即时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与不同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果关系存在很大差异。首先，从城镇化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看，城镇化对基础教育均等化、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长期因果关系明显，而对社会保障均等化不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因此，从长期看城镇化对基础教育均等化和医疗卫生均等化具有促进作用，而对社会保障均等化的影响不明显。反馈份额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促进作用比城镇化对基础教育均等化更大；其次，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镇化的长期因果关系看，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均等化对城镇化都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地加快城镇化进程，其中社会保障均等化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最大；最后，从城镇化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即时因果关系看，城镇化仅对基础教育均等化具有即时因果关系，而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均等化即时因果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城镇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均等化的短期作用效果不明显。城镇化并不是改善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有效手段。

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了大量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同时，不仅没有解决我国城乡差距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还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针对传统城镇化模式出现的诸多弊端，我国调整了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出建设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使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平等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过程应该积极探索城乡两种不同公共服务机制的转化模式，推动原有的城乡两种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衔接与融合，消除户籍制度的歧视，使进城务工定居常住人口以及农村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城镇化带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政策。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到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公共服务涵盖的内容广泛，不同领域的公共服务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及社会功能，不同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应采取差异化战略。诸如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虽然也很重要，但城镇化对它们的影响显著，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就是这些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过程。而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是居民生产与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公共服务领域，当前“看病难、看病贵”较为普遍，社会保障发展滞后明显。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因此，提升医疗卫生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不能依赖于城镇化来实现，而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实现医疗机构和卫生资源在城乡合理配置，全面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加快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第三，注重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协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能推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又能反作用于城镇化。因此，我们在制定推进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时，要注重政策吻合与衔接，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中，将碎片化的产业政策、人口政策、公共财税政策、收入分配等政策进行整合，发挥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协同效应，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和城乡社会结构调整等协同效应理想状态。同时，城镇化具有跨区域、跨城乡人口流动的特征，社会公共服务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仅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协同可能无法有效发挥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同效应。因此，在政府体制内进行政策整合的基础上，寻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及公众间的有效协同，使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同效应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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