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久青

摘 要： 任伯年绘画风格形成中的市场影响因素明显。他在师从、取法、交游、销售等各个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市场因素的制约，其风格面貌的形成是晚清上海工商业阶层趣味的集中体现。任伯年是中国绘画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成功生动说明了现代艺术理应是商业运作、时尚趣味以及画家个性特征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媾和的结果。

关键词： 中国美术史；任伯年；绘画风格；艺术市场；创新；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近代化是伴随着封建王朝政治式微与资本工商业崛起的双重历程而完成的。尤其是后者，对19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带有转折性的影响。晚清上海作为东西方商业沟通的重镇，集中而典型地见证了中国艺术与商业紧密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后果，便是将传统文人画趣味日益边缘化，而代之以商人市民趣味。由此更进一步，中国画的技法语言也随之开始新陈代谢。彼时，上海任伯年成为了中国艺术现代化变革大潮中的焦点人物。

一、上海书画艺术环境分析 19世纪70年代末，上海成为新崛起的繁华都市，各地商贾纷纷而至，广帮、京帮、扬帮、徽帮、苏帮等。各色人群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努力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竞相适应这个新兴的市场，并日益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商埠文化。这个商埠文化成了晚清画家成长的一片沃土。据张鸣珂的描述：“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1]租界的繁荣和稳定吸引了大量中外人士，而成为五方杂处、华洋杂居的移民城市。以画为生的艺人也自四面八方橐笔沪上。清末社会动乱，不少书画珍品就随着全国各地逃难的人群，汇集于十里洋场。作为商贾与仕绅交往赠酬的一种重要方式，书画成为首选的礼品，典雅适宜。书画鉴赏与购藏也随之成为一种时尚。

阿诺德·豪泽尔（Anold Hauser）评价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时说到：“正是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对象化，艺术活动才赢得了坚实的基础。”[2]这种消费对象的转变，使得中国画的命运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清末的正统中国画日益陷入窘迫。以传统笔墨精细、程式化的“四王”山水和概念化、笔墨草率的“扬州八怪”文人画为代表的两大阵营都面临不同的困境。海派书画家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政治变革、经济开放的综合因素下开辟了以画赡家的中国画市场。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很难想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任伯年能够成为迅速跻身于上海首屈一指的画家之流。在这种环境下，商品经济形态的结构及新兴市民的审美情趣开始影响到海派书画家的创作风格。

二、市场选择下的绘画风格手法

任伯年初到上海，受到了上海成功画家胡公寿的大力帮助。胡公寿为钱业工会所礼聘，在上海绘画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很赏识任伯年的绘画才能，在他的帮助下，任伯年被安排在了古香室笺扇庄。任伯年少年聪慧，绘画功底扎实，又有画灯片的经历，加之胡公寿的提携、点拨，不久后任的一张扇面便能卖出一般画家的三四倍之多，尺幅绘画作品的价格也相应快速增长。可以说，任伯年的成功，并不仅仅得益于其精湛的绘画技艺，他精于商业运作迎合市场的天赋也时时显示出来。

首先，任伯年在师从及传统风格手法的选择上，总是主动倾向于那些市场已有定位的画家上。其人物画曾受教于任熊、任薰，而后临仿陈老莲、费小楼再到陈淳、恽寿平、八大山人等的作品，相继经历了用笔极尽真实、钉头鼠尾、奇伟谲诡到生动流美、超拔磊落的画风。他入沪后的花鸟画则从二任、陈老莲到王礼、朱偁（梦庐）再临华新罗、八大。其画法活泼多样，刚柔相济，用色、用水、用粉颇具特色，构图奇巧、墨彩淋漓，画面具有立体感和灵动感。

其次，任伯年在风格上努力创新，同样也是受到当时上海市场需求的激励。我们今天看到任成熟时期的花鸟画和部分人物画的用色，会发现不管是用墨还是用色都异常鲜活润泽，浓淡相破得恰到好处，色与色之间、色与墨之间，极为强调和谐的过渡与融合，虽然并不求厚重，但是极具观赏性。这种面貌在传统的双钩或者没骨技法中是找不出来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晚清的中国上海，购藏绘画的主体身份并不单纯是工商业阶层。他们的身份组成较为复杂，有中外客商，也有京城里失意的政客来到上海作寓公的，还有很多有功名的进士举人，甚至有国外的贵族等等。仅在商人圈中，也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崇尚传统趣味的儒商，一类是追逐西洋趣味的洋商。他既接受来自市场的艺术赞助，必须尊重赞助人的趣味旨向，同时，他又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主体的价值选择——实际上这两者同为当时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艺术环境所需要。从艺术赞助的趣尚、画家艺术主体价值选择来看，其创作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进入市场润格之作。任伯年绘画集中走向市场主要是定居沪上之后，上海新兴的市民趣味揉合了传统与现代、小资与忧患、中西文化之交融等多种情感，任伯年的绘画创作便顺应了这种新的多样的审美需要。任伯年的这种变化是为了生计，但并不完全埋没于生计。

二是体现自身思想及表达感受的作品。这类作品体现和印证了任伯年绘画的固有风格和真实的艺术创作思想。他创作这类作品时态度十分严谨，尽量充分地展现出自身的绘画技巧和风格特点，是画家丘壑内营的精心之作。

三是非直接进入市场的人际往来之作。这一类画作在任伯年的作品中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一些传世名作，比如那件描绘吴昌硕的《酸寒尉像》。这类绘画作品保留着某些传统文人雅集的形式和兴味，往往落笔随意生发，多得天然之妙。观者从中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画家传统绘画的功力与天才。

由于市场的作用，任伯年不仅在风格技法的形成方面，甚至创作题材也受到了市场的限定。任氏风格的确立，改变了清代传统文人画家笔下的雅人高致、陈陈相因不食人间烟火的面貌，使得绘画开始关注文人阶层以外的市民的生活感受。

三、任伯年绘画的购藏者 任伯年鲜明的绘画风格和良好的市场效应为海派艺术的创新起到了典范的作用，而构成这个市场的主要受众则是任伯年绘画地位的决定因素。任伯年的市场意识较为敏捷，思维灵活，在不断提高绘画水准的同时，广泛争取市场，开拓了书画市场的多个领域，赢得了众多购藏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笺扇庄等店铺的订购和宣传。任伯年入沪时，经胡公寿推荐结识的笺扇店古香室主人胡铁梅，还有与其友情较深的九华堂主人黄锦棠，俱擅长书画或精于鉴赏。

二是商界朋友的青睐。画家朋友胡公寿对任伯年有着知遇之恩，从任伯年落脚海上，到古香室画笺扇，再到成就画名他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任氏初居海上曾起斋名为“倚鹤轩”，便有倚重胡公寿之意，同时也向上海滩亮出了自己的门户。而上海工商界巨头之一，画坛活跃的活动家王一亭，则被任纳为弟子。

三是国内外商帮购藏。上海积聚全国商帮。广帮、徽帮、苏帮和原来宁波一片的商人多向任伯年订购作品，甚至还有来自日本客商的订购。1886年任伯年时年47岁，吴昌硕为其刻印一方 “画奴”，边款曰：“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接踵，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3]生动说明了当时任伯年卖画的盛况。

四是鉴赏家、收藏家购藏。在任伯年绘画市场中，有的中间商业主本身就是艺术修养很高的书画篆刻家或艺术品收藏家。例如吴大澂，曾为任伯年画册作序，并曾购进多幅任的作品。

五是官僚购藏。以洞庭姜石农剌史为代表。姜石农曾官知州，对任伯年早年鬻画提供了大力的赞助，任氏为此终生感怀。任伯年曾为其及家人先后绘制肖像，有的还有画家胡公寿、蒋节等题跋。

除了上述一些群体的固定购藏以外，稿费、版税也为任伯年提供了一定的收益。不过这类收益远不及卖画，有时更具有一种媒体宣传广告的性质。当时任伯年曾给点石斋印局送过画稿，如《山水总神图》《韩信受辱图》《孟昶词意图》等[4]。

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艺术品市场虽然较为发达，但是仍然不能脱离其原生性质，更加谈不上健全的市场体制。任伯年其实是身兼艺术家与经纪人的双重身份，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中国画的内在价值观与艺术品质。市场对于艺术的作用，并不停留于表面的经营策略，它同时深入到艺术的风格、趣味、主题等各个关键层面之中，任伯年的创作恰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贾明哲）

参考文献：

[1][ZK（#]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六）[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2] 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中文译编本）[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55.

[3] 徐昌酩.上海美术志[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4] 李仲芳.任伯年论[A].任伯年史料专辑[C].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