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小玲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德阳 618000）

党的“十八大”把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这就明确了稳步推进城镇化在调整经济结构上的重要地位；突出了新型城镇化在拉动内需、转变方式方面的战略任务；同时也强调了新型城镇化对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作用。那么如何借助新型城镇化的东风，实现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呢？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2014年3月16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开启了我国房地产改革和发展的新里程；显著提升了城镇化的战略地位，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的增加和城市的蔓延式扩展，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全面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为人的生活服务，以产业先行为依托，同时伴随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升级，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同时要将报复生态环境作为新型成长后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配合户籍、土地改革等政策支持为核心的体制改革确保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1]

二、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推动力

（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创造消费下沉和升级的派生需求

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为35%左右，如果把在城市工作居住超过六个月的人口一起纳入城镇化当中进行统计，则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一比例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在78%-90%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正是这种“后发优势”为需求的创造提供了契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3:1，[2]消费差距与之适应。据此，城镇化率每增加1%，就意味全国消费品的销售总额就会增加1.4%。通过量化，201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18023元（相对于农村居民高出8569.4）计算。城镇人口每增加1%，即增加1354万人，则每年可以增加净消费额1160.3亿元，这有利于改善“投资拉动经济”的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3]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群和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具有较强的人口吸纳能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镇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日益成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热点地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广大农民逐渐“市民化”的生活消费习惯；农村消费心理趋同城市模式；城市消费潮流示范；消费下沉创造的派生需求效果显著。

新型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也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业产能，实现集约经营和农业增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了农民的消费能力。伴随着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构筑适应经济需求的物流网络，丰富农村商品种类，改善农村商品结构，推动了消费结构升级，为扩大内需创造有利条件。[4]

（二）伴随公共产品和服务升级的城镇化，激发投资需求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的3-5年是重点发展时期。新型城镇化无疑将产生多方面的资金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的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既包括交通环境、排水防灾及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技金融及商业服务等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催生诸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还将使钢材、化工等传统产业改造的同时加快产业升级；而这些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支撑。参考国际经验，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投资，人均存量远远落后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从资本产出比来看，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大约在0.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55，仍处于上升期，基础设施存在合理的投资回报。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基础设施将产生42万亿的资金需求。[5]

目前，中国城镇的市政公共设施建设也亟需改善。如我国当前的城市居民的用水普及率达到97%，但是以四川、西藏为代表的省区，用水普及率尚不足92%；全国城市的用气普及率为92.4%，以贵州、甘肃为代表的省区尚不足75%；对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全国普及率仅为79%。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看，村镇人均公用设施投资仅为城市的5%，全国28%的镇不能实现集中供水，63%的镇无法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81%的镇生活污水没有经过集中处理。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状况与城市都有较大差距，随着城镇人口比例的增加，市政公共设施产生的资金需求约为16万亿。

（三）新型城镇化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有利于释放有效需求

农业现代化要求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经营模式的改变会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大量从事建筑、制造的劳动力，尤其是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有专家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相关系数为0.933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关系数为0.968；都呈现高度正相关。城市聚集效应能够降低生活居住成本，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业增效；也实现了充分就业，同时提升了农民的消费水平，释放了有效需求。

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城镇成为农业产业化纵深发展的依托和载体；并成为连接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和纽带；也促进了城镇郊区过渡转型。这种农村地域的经济深层次变化和城市发展的内部结构调整，构成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极为有利的动力条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中城市为了缓解不断增大的人口压力，郊区地带往往成为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从而又极大地促进郊区工业化、城镇化，这样使得郊区地区地产价格上涨，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地产收入，同时提升了农民的消费水平，释放了有效需求。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扩大内需的实现途径

（一）政府发挥平衡、引导作用，让市场指示方向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发挥政府平衡和引导作用，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体系中，人口、优势产业和优质公共服务向城镇流动。政府在功能规划和空间布局规划上要做到科学合理，突出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生态环境宜居、城乡与产业互动发展、城乡资源节约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实现城市和城镇规划一体化。提供更好的适合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包括在经济发展方向做出科学预见与规划，包括向社会提供基础设施等一整套服务，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为了预防无产业推动的城镇化弊端，预防土地城镇化先于人口城镇化的结果，政府必须实施严格的监管。

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伴随着的人口和产业的集中，相应的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从而保证人力、技术、信息等因素形成溢出效应，提高投资回报率，而这些都是市场经济自身规律决定的。依靠市场的竞争、价格、供求机制，可以避免“被迫繁荣”和“造城运动”的伪城镇化现象；有助于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内生动力；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6]

（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

国家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在对土地开发处理上，农民主体没有话语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土地租金曲线因巨大的城市用地缺口，使得农地资源不能优化配置。[7]

因此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宅基地的使用权，须通过法律保障有效地行使土地的财产权利；伴随着农民的市民化，保障土地财产收益的标准和利益分享机制尚不健全，需要积极探索补偿标准和土地增值分配比例，应给与农村集体土地平等参与城镇开发权利，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对存量土地的整合和再利用，通过赋予集体土地参与城镇建设的同等开发权，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的同等权利，可以遏制地方滥占土地，从而保障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无论是农业的规模经营还是农业用地变为城市用地，都要求建立科学的农用地流转机制，要探索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模式，既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宅基地使用权折价入股、带股进城，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转包、转让、出租、抵押等方式推动土地资源的流转，加快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

图11 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的土地租金曲线

（三）促进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拓宽融资渠道

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实施除了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离不开金融系统社会资源再分配功能的持续推动。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商业银行提供的融资需求旺盛；伴随着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流动，商业银行整体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商业银行面对创新驱动、要素重组，也推动了自身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的创新。[8]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注重回报，产权保护能力和投资效益较高，能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财产性收入比率；通过放宽民间资本准入机制、运用税收、财政补贴等措施引导民间资本向公共性、准公共性的行业或部门流动，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以缓解部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产能过剩的弊端；促进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扩大内需，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四）循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994年颁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住房分配的货币化，城镇建设用地迅速增加、城镇空间扩展远远高于对城镇人口的合理吸纳，导致失衡的城镇化，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改变，收入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在土地上，完成了工业化的累积，同时也拉大了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差距，限制了农民难以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成果，难以实现对公务服务的均等消费权利；要使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获得同等的待遇，最终改变由二元户籍所产生的身份差别注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户籍制度改革还需格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政策。[9]如对中西部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是当前推动城镇化发展、调节人口流速流向最迫切的现实需求，就可以以农民工的工作技能、学历、信用状况、社会保障等状况，逐步放开户籍限制，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教育制度，最终实现我国户籍制度城乡一体化。只有使进城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才能真正实现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

（五）坚持新型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须明确农业产业经营，提高农产品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率，对农产品实现深加工。通过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优化土地资源，形成产业推进的规模效益；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和空间布局，形成特色农业产业化基地，因地制宜扩大产业经济效益；同步发展和提升服务业，实现以现代物流产业、金融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生产线服务推进；实现以商贸服务、旅游业、文化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生活型服务推进；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城镇化的推进要以产业为依托，实现第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小城镇须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特色产业和为现代农业服务的产业，坚持城乡统筹，注重四化同步，为扩大内需提供坚强的发展后劲。

[1] 城镇化百家言[J].中国房地产业，2013(7)：10.

[2] 姚景源.新型城镇化将创造出最大需求[J].中国房地产业，2013(7)：30-33.

[3] 赵 晓.追求有“质量”的城镇化[J].中国房地产业，2013(7)：46-49.

[4] 马荣成.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扩大需求的现实选择[J].农村金融，2013(9)：68-69.

[5]巴曙松.从城镇化的推进看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重点[J].现代产业经济，2013(9)：7-9.

[6] 茶洪旺.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有限主导[J].经济理论与实践，2013(11)：26-29.

[7] 聂梅生.中国房地产改革与发展[J].中华高管论坛，2013(4).

[8] 连 平.新型城镇化是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引擎[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3(8)：24-26.

[9] John knight.农村与城市需共同繁荣[J].中国房地产业，2013(7)：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