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胜川+吴丽晶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访谈等研究方法对近年来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做了梳理。认为，当代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处理人一地一文化关系时易出现人物重叠、拳术重叠等现象。本研究以人文地理学的视角，用文化扩散、文化集团和文化景观等概念对此现象进行了阐释，并认为由于武术的“脱域”现象而使未来地域武术研究必将发生以拳种为核心的转向。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地域武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5）05-0042-05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原国家体委组织的武术“挖整”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如《四川武术大全》《浙江武术拳械录》等地方武术书籍。“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仍局限于对当地武术文化资料的罗列和著录上，对于深层次地域武术文化特征的阐释尚未涉及”。作为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武术家底普查，基本达到了其最初的目的，为以后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虽有大量的地域武术研究成果面世，但未形成体系，各白侧重点不同且部分内容缺乏考证。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两项系统的地域武术文化著作、论文相继出版，分别是人民体育出版社的专著和上海体育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论文，它们涉及了全国大部分范围的地域武术文化，为人们对我国地域武术的认识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资料。

2007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组织相关学者编写了第一批《中华武术传统名拳纵览》的书籍，该丛书以地域文化为引导，以武术人文特点、武术名人逸事为桥梁，从全国选取10个地域作为叙事主体展开，它们包括《古越武术》《荆楚武术》《八闽武术》《燕赵武术》《三秦武术》《燕京武术》《巴蜀武术》《齐鲁武术》、《三晋武术》《中州武术》。从大致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分别涉及到了我国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湖北、福建、河北、陕西、北京、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市地区，全国尚有大部分地区如新疆、西藏、东北、云贵等地的武术文化领域尚未涉及，且在地域名称的划分上有重叠之嫌，如燕赵武术和燕京武术中的“燕”的地域问题。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召公于燕。随后，战国七雄中的燕国，因背靠燕山而得名，而燕京从则始于唐朝“安史之乱”中史思明定都于“燕京”的称呼，具体位置为今天的北京。显然，燕赵范围包含了燕京，古代的“燕赵”之地，还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北部四县以及山西、河南北部、内蒙古南部的燕赵周边部分地区。”从该套丛书内容来看，基本以介绍本地域影响较大的拳种，较少涉及地理—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套大众地域武术普及丛书。

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上海体育学院郭志禹教授提出的地域武术文化多元模式理论，并据此提出了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新思路：地域文化一武术文化一地域武术文化。并在此后的10余年间，郭志禹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研究生相继完成了《中州武术文化研究》（韩雪，2005）、《巴蜀武术文化探骊》（陈振勇，2006）、《齐鲁武术文化研究》（郭守靖，2007）、《吴越武术文化研究》（丁丽萍，2007）、《燕赵武术文化研究》（申国卿，2008）、《陇右武术文化研究》（张胜利，2008）、《荆楚武术文化研究》（王家忠，2009）、《关东武术文化研究》（徐烈，2010）、《岭南武术文化研究》（李吉远，2010）、《滇黔武术文化研究》（郭振华，2012）、《闽台武术文化研究》（张银行，2012）、《秦晋武术文化研究》（杜舒书，2011）《漠南武术文化研究》（田海军，2013），但尚有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域的武术文化研究尚在进行之中。从内容来看，该套博士论文系统的概括了所研究地域的武术文化特征，如申国卿在其博士论文中阐述：“本论文以在燕赵地域内发生、存在的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以燕赵武术文化的形成、演变过程和当今时代背景下燕赵武术文化的辩证继承和积极发展为研究内同，从独特资源、内在特征、文化优势等方面解读燕赵武术文化。”从地理区域来看，该套博士论文涵盖了我国的大江南北，对各地土生土长和外地迁移武术的技术特征和文化变迁进行了系统梳理，极力从地域文化背景来界定当地武术文化特征、流变、成因。基本延续了根据郭志禹教授的构思：“武术文化区域——武术文化圈——武术文化丛——武术文化特质——‘武术文化圈的武术共性文化特征——地域武术文化特征。”

然而，在集体成果的显现中，关于人（流动的武术家）、地（固定的土地）、文化特征的研究矛盾凸显出来：如何处理流动的武术家的不同地域身份，如何处理同一种拳种在不同地域反映的文化特点问题以及同一地域不同特点的拳种（如少林与太极）关联问题？本文试图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阐释当代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1 人文地理学与地域武术演变

地理学分为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白然地理学通常指地貌、气候、地形、水文、土壤、生物、海洋等方面；“人文地理学是以人文现象为研究主体，侧重于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的规律性”。然而，地理环境的沧桑巨变时有发生，或是人力所为，或是水患地震，每一片沃土之下，谁又知道埋藏了多少城邦。变是永恒的主题，按照史学的观点，“变”有3种量级，即十年之变、百年之变和激变。地理环境的变迁同样可以依此量级来比较，进而言之，地理环境中的人文活动也会随着这些量级的变化做出改变，武术文化莫不如此，可以看到，声名显赫的“内家拳”湮灭在历史的过往中，太极拳在百年间衍生一花五叶的繁荣局面，形意拳系在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多地开花结果，少林拳吸取百家之长成为武林界的泰山北斗。因此，地域武术的繁衍、迁徙、没落无不暗合了地理环境中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的多样变迁，本文围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以此评析当代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2 文化区与地域武术文化研究

按照地理学的概念，文化区是某种文化特征或者具有文化特征的人的群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可按照几何中心部位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3个层次；此外还有乡土文化区等。一般而言，越靠近核心区，则其文化内涵更加依附于本地区特色。地域武术文化同样如此，以中州武术为例，毗邻省会郑州的有苌家拳（中气论）和少林拳（拳禅合一）以及陈氏太极拳（阴阳辩证），这3种拳术恰好最具中州武术文化的代表，因此韩雪的博士论文《中州武术文化研究》一文中选取这3种拳术作为个案研究进行分析论证。韩文中将中州武术文化划分为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两个部分。分析了“地理环境的一般影响、社会风俗的作用、政治经济的左右”对中州武术文化形成的影响，同时认为中州武术文化的特征是主体性、兼容性、辐射性和创新性。虽然韩雪在文中并未涉及地理学中的文化区概念，但是其研究思路并未稍出左右。

同样，郭守靖的博士论文《齐鲁武术文化研究》中，引用了文化圈和文化丛的概念，“文化圈（cultural circle）是一个文化丛存在的地理空间。文化圈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这一整体的文化元素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它包括器物、经济、社会、道德及宗教等文化的一切主要范畴，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永久性。”并据此提出“齐鲁武术文化圈”的概念，并进一步细分为“胶东半岛武术文化圈”“鲁西武术文化圈”以及“鲁南武术文化圈”等。继而，郭文中又提出武术文化丛的概念，所谓“‘武术文化丛是指‘武术文化圈内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与武术密切相关的一组武术文化体系”。并据此确立了“查拳文化丛”“螳螂拳文化丛”和“水浒武术文化丛”三部分体系，对此进行分析研究综合处齐鲁武术文化的特质。“武术文化圈的划分，实质上是对武术文化区域的进一步细分，有助于武术文化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北少林武术文化圈、中州陈家沟太极武术文化圈，胶东武术文化圈等。”文化圈和文化丛对比地理学中的文化区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有地域的划分又有文化上的区分，说明文化区概念暗合了当前的武术文化研究策略，值得今后的武术文化研究借鉴使用。

3 文化的扩散与武术家的流动

源白地域的文化现象一直伴随着时间推移而扩散，也因此导致了文化区的扩张或缩水。瑞典著名地理学家T·哈格斯特朗把文化扩散分成扩展扩散和迁移扩散两类。前者是指通过当地居民对文化现象由该地向四周的不断传播，从而使文化区的空间扩大，其特点在于空间的连续性；后者是指由于文化传人的迁移，由文化发源地迁移到另一个不相邻的地域，从而造成了发源地的文化现象到另一地域落地生根，其特点在于空间的不连续性。这两种文化扩散方式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的常态现象，对于前者，因为仅是文化区的范围扩大，且并未出现断裂，其文化区的核心内容不会有太大改变，只是在内容上有所发展。所以，在这种文化扩散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当地的武术文化特点较易取得成果，而对于迁移式的文化扩散，因为人的流动性以及和其他地域文化的融合而易产生出新的文化形式，使得原版和新版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当然也有迁移到其他地域的武术文化因为特殊原因（如躲避官府或仇家）未能大面积向外传播而形成文化孤岛，较多保留原有武术文化的特色。

当代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关于文化迁移扩散的主体（武术家）的地域身份界定问题。由于我国文化中常有牵强附会的比附和白欺欺人、虚诬古人等文化现象，它们大多零散错出、语焉不详；而关于武术的典籍更如大海捞针，极易在武术文化研究中形成以点带面、故弄玄虚等现象，从我国太极拳的起源、张三丰的身份认定、岳飞和形意拳的关系、达摩与少林拳的关系等案例中可见一斑。如果说以上案例只要能够白网其说尚可算是一家之言的话，那么关于近、现代武术家的身份界定则引起了较大争论。以蔡龙云先生为例，蔡老为山东济宁人，为华拳武术世家，后随父到上海定居并成为武术大师。可以看出，蔡老具备了两个武术的地域身份：山东和上海，这对于齐鲁武术文化和吴越武术文化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难题：究竟如何来选取蔡老的人物事迹以充实自己的研究？郭守靖在其论文《齐鲁武术文化研究》中指出：“山东籍著名的武术技击家蔡龙云先生，于1943年和1946年，在上海两次打败外国拳击手，振奋了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向世人宣誓了武术完全可以和西方拳击同台竞技。”郭文中强调的是山东籍的武术技击家蔡龙云先生；而丁丽萍在其论文《吴越武术文化研究》中则强调：“1943年，在上海的一群外国拳击手挑衅性提出要和中国武术家较技比赛。这一挑战，激起了上海武术界对外国侵略者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热忱……并选出8名选手和他们决一胜负。在这8名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就是蔡龙云，当时他刚年满14岁。”显而易见，丁文中强调的是“刚满14岁的上海武术家的蔡龙云”，并未提及“山东”字样。对于类似武术文化研究的案例还有很多，研究者仅是各取所需：对同一个“他”的身份认定，或是取其籍贯，或是出生地，或是成名地，或是立业地。取舍之际难免有所偏颇，甚至是牵强，众多专家也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本文以为，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文化的迁移式扩散本就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基因得以存在的基础，对于同样的武术人物可站在结合时间、空间特征的角度来客观的描述，而不必都来“争抢”。可以看到，多少拳种随着传承人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令人扼腕；文化迁移扩散或可在异地独放异彩，假以时日也可回归发源地寻根问祖（如陈氏太极拳名家冯志强先生学拳于陈发科大师后又回温县陈家沟传拳），从而避免后人在废墟之上凭吊古人的遗憾！

4 文化生态与地域武术文化特征

郭希汾在其编写的《中国体育史》曾经提及“（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是由于南北地理、气候、人的不同而造成的。北方人身材高大，北方气候严寒造成北派拳术气势雄劲，大开大合。南方多水，南方人身材矮小，拳术也比较细腻”。根据普通的武术常识如“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之武术谚语，在稍加分析的基础上，郭氏之判断似乎无误。凌扬藻指出：“技击之有南北二派，实由于天时地理之关系，出诸天演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如沧州劈挂拳以放长击远、大开大合为特点，戳脚翻子拳以腿法著称；相比而言，南方拳种多以上肢手法为主，如福建白鹤拳、广东咏春拳、浙江船拳多势短节烈、呼喝发声、硬桥硬马；又如四川地方拳种火龙拳，以关、盘、抰、提为基本手法，动作小巧、快速活变、以柔化刚。步法以高虚步为主，运动以活步为主，显然与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流行陕西的武术套路“鞭竿”更多是出于陕西人的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活习俗所致。

然而，上海体育学院蔡龙云教授据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南方拳术如此刚烈，而南方语言和艺术形式多温婉动听，如果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为何南方武术和其他的艺术形式风格截然相反呢？的确，蔡老的问题切中要害，难以回答，比较陕西的秦腔和苏州评弹以及河南豫剧，就会明显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

如果尝试用地理学中的文化生态理论来阐释南方拳术与艺术在风格上的迥异，或能回答蔡老的疑问。在人类的活动领域之内，“人一文化系统一地理环境”构成了地域文化体系，在这样的“人一地”关系中，“人”永远都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地”处于被动地位，而在偶尔的巨大地理灾难面前，这种主一客关系则颠倒过来。因此，在人一地互动的文化生态关系中，虽然环境对人类的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人类毕竟有着自己的文化选择权力，即“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发展提供各种可能性，经过人的选择，才能在特定环境下制造最佳文化。”换言之，自然环境仅仅是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人类的文化活动，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提供了人类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所谓的文化生态即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关系。因此，从这一意义而言，江南水乡秀丽的地理环境产生吴越依语的细腻委婉和才子佳人的艺术形式毫不稀奇；同样，以山水居多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如浙江渔民常年柄息于渔船之上，为应对渔业争夺和海盗的侵袭，依船而创的船拳自然无法大开大合的放长击远，而需要下肢的稳固和上肢的灵活。基于此，虽然人类柄息于同一片江南水乡，因为人类不同的文化需求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式，这是地理学中的文化生态“限制”和“便利”的结果，丝毫不影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人文地理学论断。

5 文化现象的综合体——文化景观

在地理学概念中，景观是指地球表层的各种地理现象。在进一步的人文地理学中，人文景观又称文化景观，指人类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了自身创造的文化产品。同时，由于同一地域内并非只有一个文化集团，不同的文化集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景观。在当代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由于人的流动性而造成的人一地关系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关于武术家和武术流派界定的最大困惑之一，众多学者也为此争论不已。如韩雪在其论文《中州武术文化研究》中有心意拳（形意拳），申国卿在其论文《燕赵武术文化研究》中也涉及河北形意拳和北京形意拳的阐述，继而杜舒书在其论文《秦晋武术文化研究》中也涉及到了形意拳的阐述，关于形意拳的研究并不稀奇，因为以五行立说的形意拳是我国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其强大的技击功能使其独立于中华武林。但是，三位学者师出一门，不存在不知前者已有关于形意拳的论述，而之所以都涉及同一拳种的研究，是确实形意拳在3个地域都有较大影响力；同时，三位学者所涉及的形意拳师承都可追寻到同一人，如姬际可传曹继武，曹继武传祁县戴隆邦、马学礼（河南）；戴隆邦传子戴文雄（山西），戴文雄传李飞羽（河北），李飞羽传郭云深，郭云深传孙禄堂（北京）。既然师出同门，那么无论相传几代，无论个人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多大出入，形意拳的核心特点是不会改变的，其五行生克的核心理念一直延续至今。如同太极拳一样，无论各门各派的风格有何不同，其拳术的阴阳变换之理始终无二。既然如此，三位学者的博士论文中如何根据同一拳种提炼出不同的地域武术文化特色呢？相关论文在答辩之时也有专家提出：如果把该论文的某某地域换成其他地域是否也能用该论文中的结论部分加以概括呢？以上两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次，显示了相关学者在面对类似问题时难以处理，而这一现象的确存在且为数不少，也无法回避。

但是，如果用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概念来阐释这一类问题或许有所帮助。毋庸讳言，无论任何外来文化进入到某一地域，无可避免的会受到该地域已有文化的影响。如杨露禅所学的陈氏太极拳具有刚猛的发力和跳跃动作，当其在京城授拳后就不得不改为缓慢柔和的杨氏大架子。同样，河南、河北、北京、山西流行的形意拳肯定有所不同，然其外在的不同并不影响它们师出同门，作为不同地域中的一种文化景观，它们无可否认可以共存且各具特色。因为文化景观显示了不同文化集团对世界改造的态度，身处不同地域的形意拳武术家们，根据白己的不同文化集团作出了对原有拳种的改造之旅，也因此各门各派才能开枝散叶，百花齐放。

但是另一个关于用同一拳种来概括不同地域的武术文化特点的问题着实棘手。“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做出一种从内涵到形式的全面的概括，用以勾勒出文化发展的全貌。”对整体的文化概括尚是如此之难，更何况是同一拳种的不同地域特征概括。申国卿在其论文中也感受到了此种压力，“当我们去面对一个博大精深的地域武术文化整体时，往往会感叹于纷繁复杂的众多武术文化现象的浩瀚和精微，在对其进行宏观的把握和展现时又通常很难淋漓尽致而又细致人微的阐释和描述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局部事件或重要细节，而这一情形，即使在关于某一特定拳种的专门个案研究中，也时常使人困惑不已，因此又往往有可能会影响到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个案研究深度与创新程度等问题。”然而，博士论文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或是避重就轻，或是泛泛而谈，所以才会有专家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把专家的这一问题换成人文地理学中的景观概念则是：景观如何反映某地在某时期的文化特点？如果遵循关于景观阐释的如下原则，或许能够解答上文专家对于论文的疑惑。

其一，景观是特定地域的文化线索。即可用某一种形意拳来确定某一地域，而非用某一地域来确定某一形意拳；其二，景观的所有要素都反应了当地的文化特征。每一种文化集团的文化景观都反应了当地的文化特色，虽然没有加以概括提炼，但不可否认，它就是当地文化的显现；其三，通常被看做理所当然的普通景观很难通过传统的学术方法进行研究。所谓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方法在此类研究中很难做满意出答案，因此，此类研究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知识以拓展学科学术研究范畴；其四，对景观的考察必须同时考察景观的历史。上文所述的形意拳问题中，如果了然形意拳的的历史脉络，专家也许不会提此问题；其五，景观的研究必须放置在该地域中才有意义。即对同一拳术的不同流派研究必须在该流派的形成地域中研究才有意义，否则则是空谈；最后，所有景观都在传递出某种信息，或许是一种隐性的方式。即可能限于条件而无法熟知所传递的信息，但不代表没有这种信息。

6 我国地域武术研究展望

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武术难以被当成一种单纯的“行当”而存在。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把当代社会称之为“液态社会”，即社会中一切都是流动形式的，如流动的城市、流动的生活等，土地的固态性已经难以像封建社会那样可以把人牢牢的绑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因此地域武术的符号性会在“液态社会”被逐渐抹平，进而，未来的地域武术中会出现“脱域”现象。但是，作为源白特定地域的武术来说，它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因为它“本当如此”。因此，随着“液态社会”人的流动到世界各地，“脱域”的武术也开始了它的世界之旅，武术的地域特征将被拳种代替，如河南温县陈氏太极拳将变成陈氏太极拳、洪传陈氏太极拳等。任何武术的地域特征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产物.二者分离导致习俗的惰性也随之而去，所谓特征就不存在了。如上所述，未来的地域武术研究中仅限于对历史真实的描述，对于特征的提炼概括将会略显尴尬，因为，很多武术拳种已经偏离了原有的地域，甚至于漂洋过海到了海外。以流派拳种为核心的人文地理研究是未来地域武术的理想转向，当然，对流派拳种的历史梳理中必然会涉及其特征演变的社会背景等方面，从而，地域武术研究转而成为拳种流派武术研究的一部分。

7 结语

随着现代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的“地方感”会愈发淡薄，纯粹的地理空间和强烈的人文倾向的特点将更加难以提炼。以人文地理学视角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必然开启新的方向，从而使在回答人一地一文化关系等问题时能够跳出单纯的文化研究规范，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