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晨

2015年10月9日，誉满天下的“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逝世，他的一生值得称道的事情很多，但令人瞩目的是，他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时，保护了华罗庚、童第周等许多“国宝”级的科学家。

1956年，杜润生作为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助手，被点名为“小脚女人”，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

1957年春夏，毛泽东号召鸣放、号召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叫做党内和党外有一堵墙，要推倒这堵墙；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民盟中央以曾昭抡、华罗庚、钱伟长、千家驹、陶孟和、童第周6位教授的名义写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也即对于中国发展科学的几点建议。“反右运动”开始后，有人写文章说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一个反党的科学纲领。

那时，是康生主持科教战线的“反右运动”。他召集杜润生等人开会。科学院是张劲夫和杜润生，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各来一个人，都是与6位教授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曾昭抡是教育部副部长兼科学院化学所所长，钱伟长是清华大学教授兼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千家驹是经济所的。会上，中宣部的人提出千家驹应该被划为右派。清华大学认为钱伟长无论如何得划。曾昭抡，教育部也坚持划。

轮到中国科学院两个“国宝”级科学家华罗庚、童第周时，杜润生和张劲夫两个人主张予以保护，钱伟长兼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他们也主张予以保护。他们说华罗庚、童第周这两个人如果被划为“右派分子”，第一，国际影响太大了；第二，他俩没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是签了名。划定他俩，下一步在科学界开展“反右”斗争，标准不好掌握，这一大批人才是宝贵财富，应当珍爱保护，而且他俩并不是非定右派不可。

最后，曾昭抡、钱伟长难逃厄运，被定为“右派分子”，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3人只是被定性为“被右派分子利用”，仅仅是做了几次公开的“检讨”。

在“反右运动”中保了这几个人就等于是在中国科学院树了个样板，凡是国内有名望的科学家，凡是和钱学森一批从美国回来的几百位科学家，基本上都不划为“右派”。中国科学院党组为此事议过两次，张劲夫还为保护科学家问题专门面见毛泽东、邓小平陈述理由，最后得到中央同意，张劲夫、杜润生主持起草了《在反右斗争中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用书面文件的形式，合法地保护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家。这个文件经过中央批准下发，并在中科院北京地区，被贯彻得很好。

当时中科院在北京地区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张劲夫、杜润生在那个政治气候中，能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杜润生后来说，在那个会议上争了一下子，争对了。如果把华罗庚、童第周都打掉，那就不知道科学院要打掉多少人。后来，赵九章（1907-1968，著名气象学家、物理学家，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等说：“吓了一身汗，好险！”因此，这些科学家觉得在科学院有安全感。对科学界来说，1957年这一件事情最重要。三年困难时期，科学家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共渡难关，与此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