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福贵

我出生于1933年5月，很多人说我“生不逢时”。出生前半月，我的家乡河北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城关镇被日军侵占。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军在我家乡盘踞作恶12年，我们饱尝亡国奴痛苦。我8岁被日军狼狗咬伤，我家因支援八路军食盐被日军关押，家破人亡，叔叔被打死。日本投降后，家乡获得解放，父亲被选为县人民代表。按照党中央“巩固南方，发展北方”的战略部署，丰润县成了晋察冀、苏北解放区通往东北地区的大通道，我家成了军政干部的“堡垒户”，专门腾出最好的东屋，接待南来北往、川流不息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

其中有一位李排长，到军区受训后住在我家三天。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看看？”他沉默很久，才告诉我：“我是潘家峪人，没有家啦！”

那年我12岁，八路军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又听说他曾经参加过歼灭制造潘家峪大惨案的驻丰润日军指挥官佐佐木二郎的战斗，更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让我管他叫李哥。我吃饭跟着他，睡觉跟着他，出门也跟着他，缠着他讲抗日故事……

李排长家住丰润县城北80里的潘家峪村，全村200多户近两千人。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军调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五个县的日军和伪军3000多人，到潘家峪“大扫荡”。他们把全村人都驱赶进一个大院，点火烧人，机枪扫射，刺杀活埋，大屠杀从中午持续到傍晚，仅半天时间，全村有1298名男女老少被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潘家峪大惨案。

腊月二十八那天，李哥正在外边赶集。等他风风火火赶回家，发现全家父母兄弟都已遇难！他只看到潘家大院里一堆堆被柴草、煤油燃烧的尸体，分不清哪个是父亲、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弟弟……

他流着眼泪，跟着冀东军区12团的战士们，将亲人们就地掩埋。能辨别出是男人的，埋了一座坟；能辨别出是女人的，埋了另外一座坟；尸体矮小的，估计是儿童，埋了第三座坟；剩下分辨不清男女老少的，又埋了一座最大的坟……

1941年3月25日，李哥擦干眼泪，相约劫难之后潘家峪村幸存的17位男青年，找到冀东军区12团团长曾克林。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从潘家峪来，我们要参军……”仅仅听到这一句话，这位从江西兴国县来的老红军，就明白了一切，他立即批准。以后陆续增加到30多人，编成一个排，由冀东军区李运昌司令员命名为“潘家峪抗日复仇团”。由李哥担任排长。“抗日复仇团”在抗日战争中共参加大小战斗150多次，歼灭日伪军数百人。

其中最出名的是参加歼灭日军指挥官佐佐木二郎的那一场战斗。1942年7月16日，冀东军区接到丰润、唐山地下情报站密报，日伪军从唐山、丰润、滦县等据点出动1000多人，到滦河西抢粮“扫荡”。其中，日军180多人，正是制造潘家峪大血案的刽子手部队——日军支那驻屯军27师团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带队指挥官叫佐佐木二郎。

1942年7月18日凌晨四点半，东方已经显露出鱼肚白色。冀东军区12团急行军，开赴丰润县城东榛子镇干河槽的一大片高粱地里。上午10点多，敌人终于来了。第一批是伪军警备队，稀稀拉拉，估计有一个营。中间是180个日本鬼子，押着140多辆马拉胶皮轱辘车。鬼子后面又是伪军两个营。八路军曾克林团长命令：“打蛇打七寸！放过前面的伪军，专打鬼子！”这一招果然厉害。日军受到沉重打击，死尸遍地，晕头转向。伪军抱头鼠窜，四散逃命。全团战士发起冲锋。其中，“潘家峪抗日复仇团”的战士们冲在最前面，和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有人边打边喊：“血还血！命还命！”最后，剩下十几个躲在汽车、胶皮轱辘大车底下负隅顽抗的军曹官佐，被一拥而上的战士们用刺刀挑死。180名日军，无一漏网……

这次漂亮的干河槽歼灭战，在冀热辽军区广为流传。它被军区宣传部下属的“新长城（驴皮）影社”编成“驴皮影”戏文，在冀东人民老少乡亲口头传唱。1945年9月，“新长城影社”在丰润县衙门口露天连续演出30个晚上，我逢场必看。至今记得他们演出的剧目有：《抢粮》《火烧潘家峪》《一件血衣》……

日军在其侵华军史《晋察冀边区西部肃正作战》中，也不得不承认：“丰润县榛子镇（干河槽属榛子镇）之战，皇军战死58名，伤100余人，机关枪中队被打垮，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任由八路军在当地自由发展。”日军在其军史中虽然不得不承认“机关枪中队被打垮”，却又在战死人数上耍花招。但是，丰润县城关镇上万居民都亲眼目睹了由唐山市增援的日军用汽车拉回100余具死尸，那才是真实的历史。

李哥在我家住了三天后，按照组织安排，他就要东出山海关追赶部队去啦。我要求跟他走，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再长高一个脑袋再说！”我记着他的话，1949年5月9日，我还没满16岁，就参加了冀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工作团，来到湖南邵阳，并工作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