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萱

“医可废，药不可尽废”——

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21-1907）晚年百病缠身，倚命于中药时，想必不会预料到，几十年后，“废中取西”的呼声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而他病榻之上的这番“纸上游戏”，竟成为近代中国废止中医思想的滥觞。

中医的“生死劫难”由此铺垫。而此时的西医，却在大清的天下日渐站稳脚跟。

求亡图存背景下的中西医之争

1805年，牛痘接种术传入中国，其发明者英国人贞纳得到的信息是：“中国人似乎比近在家乡的英国人更加信赖种痘术。”

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为扩大西医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在广州创办带福利性质的“眼科医局”。开业首日无人问津。第二天才有一名患青光眼的女患者壮着胆子接受了“鬼佬”医生的治疗。随着治愈病例的增多，人们心中对西医的畏惧疑虑渐消，一些社会底层无力求医问药的穷苦人和久治不愈的病人纷纷涌来。为求得一张挂号票，人们常常整夜排队等候。

1878年，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夫人突发疾病，吃中药无果，被英国传教士马根济以西医之法挽回性命。夫人的治愈，让李鸿章对西医兴趣大增。他决定在天津筹建西医医院。为获得支持，他邀集天津重要官员，安排了一场由马根济操刀的“手术表演”：众目睽睽之下，马根济顺利为一位患者摘除了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引得在场所有人惊赞。两年后，李鸿章用亲自捐赠的白银4000两及社会募集来的6000多两共计白银1万多两，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在晚清宫廷，西医的触角也在迅速延伸。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振兴的经验备受清政府重视。而经验之一，便是废除汉医，全面“嫁接”西洋医术。彼时，日本政府以15年为期，在其国内全面取缔汉方医。而在清廷，太医院御医力均将学到的西医知识用于诊治光绪皇帝，得到宫廷和光绪皇帝本人的认可。后有西医师提议，给光绪施以手术治疗，因为帝师翁同龢的反对才没有施行。

实际上，无论是盛气凌人的洋枪大炮，还是玲珑小巧的手术刀，都让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感受到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一场浩浩荡荡的“西学救国”思潮开始在中华大地迅速泛滥。

在这场“西学”浪潮中，“医学救国论”成为最时髦的名词。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 医学逐渐从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层次，成为促进变革、挽救国家的一种方略。持此说者不乏梁启超、严复等名流大家。而孙中山、鲁迅，都一度东渡日本，学西洋医术以求救国救民。与此对应的是，中医则被推上了批判席。

“骂中医”：西化知识分子的“标配”

早在清末，一些有识之士便已开始提倡西医教育。如郑观应在他的《考试》篇中，就提出应“挂牌招考西学”，并且于“三试内外医科配药”。洋务运动倡导者之一的张之洞也从军事角度出发，主张习西医，因为战争中多是外伤，擅长杀菌消毒清创及外科手术的西医显然有着很大优势。所以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时，就曾有人奏请设西医学科，不过当时没有得到批准。但5年后的1903年，在清政府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这一建议得到超乎意料的落实：章程将医科大学分医学和药学两大类，医学设29科课，中医作为首门；药学17科，中国药材也是第一位，但两者都只占一科课。所有中医人士都无可奈何地感受到，中医实际上已是虚设。

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一天之后慈禧太后随之西去，中国延续千年、专伺皇家的太医院遭到废弛。三年后，大清灭亡，在中国维持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寿终正寝，确立中医官方地位的时代结束。

随后的民国，历史已翻新页。在中西文化激荡的大背景下，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在医疗上坚定地站在了弃“中”扬“西”的位置。

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具明显西化色彩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医学类又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科目共有解剖学等51科，药学分为有机、无机化学等52科。所有科目设置均援引西方课程，中医、中药则被完全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理由是中西医“致难兼采”，二者选一，自当推举有现代科学依据的西洋医术。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通函各省医学团体，征集民意，组织抗议活动。至1913年10月，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以及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实体响应，并派出代表参加“医药救亡请愿团”，于1913年11月23日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

1913年12月29日，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情绪激昂地冲进教育部，晋谒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1859-1929），要求教育部为北京医学会立案。

汪大燮曾出任清朝日本留学生监督，亲眼目睹日本近代废除汉方医、全盘西化之后的迅猛崛起，其对待中医的立场可想而知。果然，汪氏在接见该会代表时毫不遮掩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这是近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第一次听到来自官方人士的“废止中医”的明确言论。

中医方面得此消息，“不觉仰天跄地，呼号大叫，鹜心动魄，若病若狂”，痛斥教育总长把我国历代医药家所发明的精深理论悉数废弃，指责政府把医药看作“小道”，阻挠中医的进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以示抗议。药界有署名顽铁的发表感言，追溯我国民族自古迄今，传衍数千年，岂非中医保存之力？

迫于压力，北洋政府一面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

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但这次抗争却迫使当局公开肯定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答应中医中药课程暂从缓议，允许民间中医学校先行自谋筹建，于是有了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立案成功的先例。

此事余波延续到1925年。当时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相关方案，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但将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遭到西医界上书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再一次以“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

此次代表西医界上书抵制的人叫余云岫（1879-1954），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近现代“废禁中医”第一人。其实余云岫本人对中医是极有研究的，据其自称，他若挂牌行医，当时的上海难有医术出其右者。然而他留学日本数年，耳濡目染日本废止汉医后，医学得到全新发展的现状，受到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从此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于是，一位“内行”转身站到了中医的对立面。早在1917年，余云岫从大阪府立大阪医科大学预科学成回国不久，就曾发表了一本洋洋两万多言的著述《灵素商兑》，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批得“体无完肤”。书中以西方现代医学为依据，痛批中医“阴阳五行”“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为玄虚附会之说，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等同于巫术，被斥为“杀人的祸首”，必须坚决废止和清除。该书成为批判中医的奠基之作。

余云岫现象并非孤例。五四时期，国内对西方“德先生”“赛先生”的追捧甚嚣尘上，“废儒学”“废汉字”“废封建糟粕”等浪潮风起云涌，中医自然也不能幸免，以至一时间，“骂中医”竟成西化知识分子“标配”的“饭后运动”。当时梁启超和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营中。如鲁迅曾批“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在《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中，他讲述了父亲在患水肿后，被“庸医”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等古怪中药治死的悲痛经历，进而辛辣嘲讽中医故作神秘，草菅人命。此外，胡适也抨击中医治病“没有科学根据”，傅斯年则为了通过“取缔中医”的提案，差点和反对者动武。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1926年被西医误诊而错摘肾脏，成为中医反击西医的有利“武器”。徐志摩为此在《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中，调侃西医所谓的“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并要求协和医院“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针对此文，鲁迅则立即发表言辞尖锐的《马上日记》反击：“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而在一片谴责声中，当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仍带病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1925年，孙中山病重，在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医生打开他的胸腔后发现肝脏已完全僵硬，无力回天。宋庆龄等人力劝孙中山转求中医，但协和医院的院长、孙中山的好友刘瑞恒却明确表示：如果服中药，就必须出院。尊赫如“国父”者，尚不能打破人为划定的中西医“界限”，可见双方关系之势成水火。

其实在这场混战当中的许多人，既非中医背景，也非科学背景。而中、西医问题，也已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维护西方“现代科学”，打破“封建传统”的问题，是亡国与兴国的问题。

蒋介石：我对中医是信任的

“漏列中医案”后，中西医界关系恶化加剧。西医称中医为旧医，自己为新医，将中西医之争看成“新旧之争”；中医则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双方讥讽谩骂之词日趋激烈。

当时中医界“对阵”的代表人物是上海中医陆渊雷。1928年，中医陆渊雷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辛辣地抨击西医：“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的样子。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孙子罢了。”他还用“奴隶派的西医”来讥讽余云岫等人。

西医也不甘示弱，立即“回骂”过去。与余云岫同一阵营的汪企张发表《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症（流行性痛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就在双方笔仗正酣时，“废除中医”在西医界的推动下已经开始付诸实践。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时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的刘瑞恒主持。虽名曰全国性会议，但出席者仅十余人，且均为西医界代表，中医被完全排除在卫生系统之外。如此局面的形成有其社会背景：当时中国的西医界，除国内教会学校培养的部分学生外，几乎清一色的是留日、留欧美学生。这些深受西化思想浸润的“海归”回国后，或为政府高官显要，或是西医界的头面人物，均成为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重要推手。

会议上，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此乃国家大计。”由此可见，废除中医早已不是医学争端，而是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革新色彩。

会上最后通过“废止中医案”，其内容主要来自余云岫的提案：旧医需要登记，领取执照，登记期限至民国十九年年底为止；禁止开办旧医学校，等等。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早前曾多次公开批判，“中医是落后的，中医现在应该改革”，所以此次的“废止中医案”在行政院也得到顺利通过。

此案的出台，不啻于将中医置于灭亡之地。中医界不得不挥戈上阵，打响生存保卫战。

1929年3月17日，由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大礼堂举行，全国各省市中医界代表共千余人参加。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各药店门上皆贴有“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代表们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带强烈政治色彩的口号。针对余云岫在提案中指责中医的“反动性”，中医界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强调中医完全符合“民族、民权、民生”要义。

当时中医药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广州的医药行会，出口份额大，交给国民政府的税也相当可观，多达近200万银元，这一比例占出口额的3%。对此，医药界也从经济角度，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取缔中医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侵略，就是对我们经济资源的掠夺”等口号。

大会持续3天，其间，杭州中医协会提议，以“三一七”为纪念日。“国医节”由此诞生。

根据大会决议，1929年3月21日，以名中医谢利恒、陈存仁、张赞臣等组成赴南京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亡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为代表的部分政要主张废除，冯玉祥、于右任、陈果夫等则主张保存中医。这其中也有派系斗争的因素。1929年之后，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者，“废止中医案”最终交到了蒋介石手里。

3月24日，蒋介石接见了请愿代表团。会见时，蒋介石操着一口纯正的宁波口音说：他小时候生病是看中医，现在生病有时仍然是吃中药，他对中医是信任的，对中医持绝对拥护的立场。

这给代表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蒋介石希望借平息这场风波提高自己的威望。几天后，国民政府下达公文，表示“废止中医案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发展，殊违先总理（孙中山）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废止中医案”终以暂不执行而告结束。

请愿代表欣然而归。

不料一个月后，新的规定又下来：卫生部禁止中医使用西医西药，使用听诊器等西法也有伤国体。教育部也颁发新规：中医学校一律改为“传习所”，因为中医学校不以科学为基本，改为“传习所”更名副其实。现有的中医，由卫生部实行登记，除了年满50岁且行医20年以上者，其他人都必须接受补充教育，培训通过再继续给予执照行医。不准诊治传染病，禁止登报介绍中医及开设中医学校等等。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让中医在50年内慢慢消亡。

尽管中医界斗争激烈，该政策几经摇摆之后，还是在1931年落地执行。

此后的十多年，国民政府歧视中医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中医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1930—1931年，通过各种渠道，促使政府成立中央国医馆，并争取行政管理权；1932—1936年，争取《国医条例》（后改称《中医条例》）立法，以求得中医合法地位；1947年，中医团体奔赴南京绝食请愿，争取中西医平等待遇……有人总结说：“不断抗争几乎成为这段时间中医的特有形象。”这种现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在奋起抗争以图生存的同时，中医界也在思考探索发展自救之道，如开设中医学校、办医药报刊、著书立说等。

1931年，即中央国医馆成立第二年，中国科技界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在此大环境下，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为宗旨的中央国医馆也提出以科学的名义命名中医的“统一病名”计划，要求全国的医师在3个月内一律按照审定的病名录使用病名。但这一提案遭到了当时大多数中医的反对，认为中西医学基础不同，中医以脏腑、气候定名，是从种病之因着想；西医根据解剖学、细菌学、生物学定名，是从得病之果着想。如果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国学说则名实不相符，如果废中国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中医不能以追求科学化时髦，为求形似而忘掉本源。半年后，“统一病名”的提案以遭到大多数人反对而告终。

另有不少名中医，包括陆渊雷、施今墨等，积极反思摒弃中医理论中过于玄虚的五行、六气、十二经脉等学说，试图将中医理论以现代科学加以解释并规范。

毛泽东给“中西医结合”定调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如是说。

中国共产党与中医的“革命感情”甚为深厚。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但由于西药缺乏，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多采用自制中草药治病疗伤。毛泽东曾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应该说，在浴血抗战的年代，中医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的日子并不好过，余云岫的“废医梦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变成现实。1950年8月，余云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并提交“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这让中医界人士十分不满，几乎退出会议以示抗争。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与军地卫生干部深入谈话，之后，为大会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为中西医问题定调。

但正如余云岫自己所言：“共产党是坚固地把握辩证法唯物论的，决不会像蒋政权那班人，把两千年来传统的神话、古典哲学、占星、龟卜、唯心论、主观唯物论和庸俗经验论的杂货店样的旧医庇护起来，支持起来，增加反动势力，来和自然科学的新医学对立。”在共产党内部，打着“唯物主义”旗帜帮余云岫“落实精神”的不乏其人。

1950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

王斌（1909-1992，外科专家、卫生部原副部长）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报告，正式向中医开火。报告中，王斌提出了一套从理论到办法都完备的消灭中医的“纲领”。《东北卫生》曾刊发此文，并发表题为“进一步学习王斌部长的论文”的评论，把这篇文章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政策性论文”的“典范”，规定每一个卫生工作者必须将之尊奉为“行动指南”。

这一“纲领”在王斌的任期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

一是用考试的办法大量淘汰中医。1949年东北全区举行医务人员考试，中医师平均合格率不到十分之一，因为所出试题，皆为中医所不了解的现代西医内容。

二是用严格的甄审等办法淘汰中医。将接骨、推拿等专科中医贬入江湖医生之列加以取缔。仅热河朝阳县经过登记、甄别，就有420名中医被认为“不合格”，其中225名被停止行医。而那些考试、甄别后侥幸取得资格的东北地区的中医，在1952年时再一次受到打击：当时一度大张旗鼓地开展所谓“反伪证件运动”，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许多中医因此受到斗争和审判，甚至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杀。

三是用训练的办法消灭中医。王斌在东北开办了8处中医进修学校、14处中医进修班，对进修学员全部授之以西医课程，使进修后的中医“西医化”。对进修后的中医，参加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不许开中药方，实际上已不承认是中医，而是“给予医助资格”的“医助”了。

四是“停止其（中医）今后招收学徒”。后继无人，则会自然消亡。

另外一位帮助余云岫实现其夙愿的人是贺诚（1901-1992）。在贺诚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主管中医工作期间，先后通过并得以完全贯彻落实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等，比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医条例》还要严苛。在此条例限制下，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通过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

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由正规医校毕业的西医不足2万人。西医如此匮乏，且培养成本较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缺医少药的严峻形势下，谁来保障6亿老百姓的健康？

一封反映民间医疗现状的匿名信飞到毛泽东桌上。

贺诚与王斌消灭中医的做法最终被叫停，两人均被撤职。1955年，《人民日报》开展了批判卫生部、王斌错误做法的宣传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贺诚也被迫于1955年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刻检讨。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把中西医界限取消，形成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年底到1956年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

1958年，卫生部将一份“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阅后大为称赞，动笔写下长达200多字的具体指示，即“10·11批示”，把“发掘、提高”中医和创造“新医学新药学”这两项“宏伟”使命，一并交给了“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希望通过培养西医学习中医，以更好地发掘中医宝库。“中西医结合”的说法红极一时。

“中西医结合”给了中医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但也有人质疑：中西医结合后的中医还是中医吗？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农村医疗问题，一支关注农民初级保健的医疗队伍——“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此项运动的背景是：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报告称“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毛泽东大发雷霆。

学者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当时发怒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谈话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这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成为赤脚医生产生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文化土壤上，老百姓与中医其实一直是亲密无间的。生姜发散风寒、黄连清热解毒一类的中医药常识，都是深深融入民间的日常生活经验。于是 “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的赤脚医生，成为那个时代关于中医的最深刻记忆。

随后即至“文革”，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直到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即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网络时代“战火”再起

但是，对中医药科学性的质疑从未停止。

2006年2月，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在网络上抛出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提议“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到民间”，在网络上不断被转载。

与此呼应的是，次年，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方舟子出版《科学成就健康》一书，专设《科学看待中药的毒副作用》附录，逐一介绍了常见的柴胡、板蓝根、黄连等60多种中药的毒副作用。同时宣称：“如果把医学当成是科学而不是信仰的话，就不应该迷信古人。张仲景作为一位1000多年前的古人，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任何一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附和者不乏其人。

一颗颗重磅炸弹轰击之下，“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言论甚嚣尘上。很多中医药专业人士“坐不住了”，纷纷站出来针锋相对。

唇枪舌剑中，张功耀领衔发起了一场“取消中医”的网络签名，建议：“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此倡议一出，一度传出有上万名网友签名附和。

“战火”很快烧到卫生部。10月，卫生部表态，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直斥签名活动是“对历史的无知”。随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更是措辞严厉地指出其“否定历史，违背科学”，是“数典忘祖的闹剧”，并公布说参与“网络签名 ”的仅有138人。到此，这出由中医“外行”主演的闹剧才偃旗息鼓。

对于在几千年漫长岁月里维护人们健康的中医，我们透过历史烟尘，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在清末文化的碰撞中被打破“神话”，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狂欢中成为“全盘西化”的标靶，再到之后大半个世纪不惜迎合西医委曲求全夹缝求生。这其中也有中医自身的弊病，如很多人批评的，某些理论过于玄虚，难以给予科学化解释；天然药物受产地、气候等影响，药效不可控；行业规范、评价标准缺失等。但一个民族如此不留余地地要消灭本民族文化，这也正是历史吊诡之处。而在海外的某些国家和地区，中医药文明却备受尊崇。不管是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还是德国将两百多味中医名方注册专利，抑或针刺按摩医疗活动在美国多州落地生根，都能给国人一些实实在在的触动与启迪。

2015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某地中医馆时说，“开设中医科、中药房很全面，现在发展中医药，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们自己也喜欢看中医。”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已将弘扬中医药作为卫生工作的一大重点。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李克强也强调积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

其实事情也许没那么复杂，抛开偏见与情绪，只要对治病救人有益，管它姓“中”还是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