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飞宇

摘 要：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朝顺应历史潮流，完成统一大业。然而秦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虽然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但却不能依靠武力征服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至泰山，召齐、鲁故地儒生举行封禅。本文将以封禅仪式为切入，主要从文化层面分析秦始皇封禅的原因

关键词：封禅；多神崇拜；秦文化；受命改制

封禪，源起上古先秦帝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祭祀天地山川之典。封，即到泰山上筑坛祭天；禅，即在泰山下的梁父等小山扫除以祭地。后来一般指中国古代帝王到东岳泰山进行祀天祭地的典礼。古人对封禅的解释为：“积土为封。谓负土于泰山上，为坛而祭之；除地为墠，祭于梁父。后改‘墠曰‘禅。”“夫揖让受终，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于万物。是故王者初基，则有封禅之事，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东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灵气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其宅。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禅。然则封禅者，王者开物之大礼也。”而真正意义上具有旷世大典以及国家最高隆盛大礼的“封禅”则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开创的泰山封禅典礼。然而始皇何以远赴泰山封禅，在下文中将从文化方面着手进行浅析。

1 多神崇拜

自古中国的帝王思维就是构筑于神权与王权合一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而秦皇封禅更是典型，追溯这种思想的根源可至秦的先祖之时，文化落后的秦人大体继承了商周的鬼神文化传统，多神崇拜。而当时秦国偏居一隅，远离中原，相对中原文化的繁荣，秦人依然坚守着鬼神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伦理道德，不注重宗法伦理的繁文缛节和仪式规范，一贯保持着西戎游牧民族古朴、率直、以实际利益为重的特点。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秦国在哲学思想领域一直处于较低级、原始化的水平。这种思想渗透在秦人文化传统中，主要体现在秦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中，“神话是秦统一的武器，故功利性极强。”所以尤其表现在统一战争中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层次。所以秦人的多神崇拜观念反映出一种质朴、直观的功利性和兼容性特点以及西方游牧民族多神崇拜的文化传统，这也为秦吞并六国，在统一宗教中包容各国鬼神祭祀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在秦始皇在位时期，海外寻仙、方士炼丹就是表现，最能充分体现这种鬼神思想的就是东巡封禅。

2 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根植于其文化深层的价值观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秦文化因秦部族、秦国和秦王朝而得名，早期秦文化是在西部戎狄文化和东方中原文化交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区域性的部族文化；春秋战国时代，他因迅速且大规模的吸收中原文化而崛起于中国西部，基于此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形式与观念，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所以秦始皇追求举行泰山封禅典礼，不仅在于承天命治天下，更在于秦文化的深层内涵，同其东夷远祖信仰崇拜也分不开。《史记·封禅书》云：“襄公既候，居西陲，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畴，祀白帝。”所以，秦国开国之初奉少皞为主神。少皞，上古活动于金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首领，又名少昊，至秦宣公作密畴于渭南，祭青帝——东方之帝太皞，又名太昊。少昊、太昊，既有昊天之意，又有“大明”之意，以鸟为图腾，崇拜太阳。西方比较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在《比较神话学》中指出：“日出是自然的启示，它在人类精神中唤起依赖、天助、希望与欢乐的情感，唤起更高力量的信仰。这是一切智慧的源泉，也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在世界所有文明古国中，太阳均是原始自然宗教中的主神。秦汉之前，日为郊天受祭之主神。所以秦始皇巡狩泰山，祭祀齐地八神与泰山，实际是在祭祀秦人氏族发源地的祖先神祗、东夷故土神祗，具有生命回归和民族寻根之深远意义。

3 受命改制理论的实践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改朝换代，受命改制是国家头等重要大事，“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始，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祖意。”如何应承天意，其理论依据和实践则成了秦王朝当下的关键。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终始五德之传”。这一理论来源于齐国阴阳五行学派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始皇的推崇是在向世人表明，特别是在向上层宣布自己的政权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收复了六国遗族的民心，巩固了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同时在五德终始说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泰山封禅典礼这一实践行动表现出来。正是具有东夷民族血缘的秦族统一天下以及秦始皇封禅泰山的过程，不仅建立了一个华夏神话体系，而且使中国上古先秦复杂多源的神话走向统一趋势。同时，也使泰山封禅反映与诠释了神话的社会意义，并使其后统治者在未来历史中不断创造新的神话英雄篇章，所以泰山封禅所象征的维护王权的文化精神，正是封建王朝所急需的统治思想理论之精粹。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封禅书》

[2]裴骃《史记集解》引瓒语

[3]袁宏《后汉纪》卷八

[4]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1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司马迁《史记·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