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兴 红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 )



赵元任语用学思想探讨

唐 兴 红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

摘要：在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中，蕴含着一些当代语用学的因子。主要体现在他的语言符号学、语言本质上的行为方式、语境之于语言的意义以及语用歧义等方面的论述中。对此进行梳理挖掘，将有利于促进当代语用学的发展以及语用学思想与理论的传播。

关键词：赵元任；语用学思想；语言研究

前辈们的语言学著作中，含有丰富的语用学思想，尤其是“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的语用学思想更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以往对赵元任的语言学成就所进行的相关研究涉及了他的方言学、音韵学、训诂学、语言教学、翻译学等方面的成就，但缺乏对他的著作中所体现的语用学思想进行研究。赵元任在对语言方方面面的相关论述中，有些看法和观点体现了当前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渊源，如他对语言符号的研究、对语言的本质是一种行为的观点、对语境之于意义的重要性的讨论以及对歧义的看法，都是值得当代语用学研究的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的。

一、语言符号学研究

语用学的形成与语言哲学家对符号学的研究密切相关。赵元任先生有着物理学、哲学、数学、文学、音乐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他对符号学产生极大的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赵元任1926年发表的《符号学大纲》构建了清晰的普通符号学学科体系[1]177-208。在1968年的《语言和符号系统》中，和后来的《语言问题中》中的“一般信号学”内容部分，赵元任都表示接受莫里斯的观点，将符号学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syntactics”，莫里斯研究的是一切符号本身的结构，赵元任认为在语言学里头，“syntactics”就是对整个儿的语言结构进行的研究；其二是“semantics”，“就是意义学，就是说符号跟意义的关系，什么符号代表什么意义”；其三是“pragmatics” ，“这方面讲符号跟用符号者的关系，就是什么样情形谁怎么样用符号”[2]191-197。

但赵先生对莫里斯的符号学的内容扩增了一些，他用信号学涵盖符号学的内容。赵元任认为“符号学讲静不讲动。信号学除了符号学的静态研究，还包括信息从一个地方传达到另一个地方”[4]191-192。在赵元任看来，信号学乃是一种动态的科学研究，它是关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的学问。那么，接受信息的人对信息的理解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不同。如果将这种符号学研究应用到语言符号上，那么它注重的是语言的实际使用，即在具体的语境下语言符号使用者是如何使用语言符号传达信息的，以及接受语言符号的人是怎样理解信息的。这便是莫里斯的符号学研究中语用学部分关于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后来语用学便发展成对语言符号的一种动态的研究，它研究动态语境下信息或意义的发出和理解。 1973年，赵元任又发表《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1]877-889，再次讨论好的符号所要具备的特点或者好符号的要求，并应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了汉语语言系统，讨论了汉语符号的优越性，把符号学理论应用到汉语语言中进行专门的讨论。

符号学研究日趋兴盛的过程中，赵元任的符号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不断吸收并融合索绪尔、巴特和莫里斯等人的符号学思想，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符号学体系，真正地做到了将符号学研究做成一方领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虽然赵元任强调自己要建立的是“普通”的符号学，但其中不乏以语言符号为例。在讨论语言现象时，他又常常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所以，赵元任所研究的既有符号学的语言学，也有语言学的符号学。

二、语言即行为

在《语言问题》的第一讲“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里，赵元任对语言作了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行为的方式。”他还对语言的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他认为语言的首要的特征是：“它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2]3。

赵元任所持的观点是——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他认为“语言”不仅包括发出来的言语，还应该包括有意识发出来的任何音(可能没有对应的文字)，“咳嗽、打嚏不是语言，情不自禁的哭或是笑不是语言，可是唤人注意的[h] 成心说的，那是语言；同样[a ha] 也是语言。 因为那些不是真的咳嗽、不是真的笑，是可以自主的，要发要不发的，是有意识的行为。”[2]152-159这种有意识的发声行为也具有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语行为理论虽然以语句为例，但从来没有排斥比语句更大或更小的语言现象，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也可以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说明和规约。一篇有主题思想，有明确目的的文章只不过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言语行为而已。那么，较小的单位只要是有意识发出来的声音，尽管没有语言上的意义，但是有发声者的主观意义，也可以看作是言语行为。

赵元任认为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皆是“偕语言以行”的，但是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责任是要进行有效的交际，使用的语言应该始终切合相应的场合，语言的正确性最终是绝对的规定[1]836-846。因此，语言行为的实施必须是受一定的规则支配的。这种思想后来由美国哲学家塞尔进一步发挥。塞尔认为，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语词或语句，而是通过一个或几个语句而被完成的言语行为。说出话的行为就是从事一种有规则支配的行为方式，通过声音或符号把某些信息传递给他人，即有意向的言语行为，所有的语言交流无不涉及说出的言语行为[3]5。将言语看作行为,一种互动的社会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各种行为。我们在分析一个言语行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说话人一方试图要表达的意思，还要考虑到听话人对这一言语行为的理解与接受，以及话语是否能促使听话人做出某种行动，所以“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说法意在强调言语行为的社会互动性。那么对任何使用中的语言进行分析就不能仅看字面意思, 还应与情景或语境联系起来, 在社会学的各种背景下进行分析[4]。继“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观点之后发展起来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在好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有着深刻的意义。“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研究核心理论组成部分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语用范畴的研究大多以“言必行”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语境之于意义

赵元任没有对语境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在他的语言学著作里，尤其是有关语言的教学和意义的获得的相关论述中，散现了赵元任先生关于语境的看法。

在《语言问题》的第十一讲“外国语的学习跟教学”中，赵元任说，“学词汇的时候儿，你得在句子里头学词的用法，记的时候儿啊，要是光记一个词等于你本国语一个意义，那样子一定学得不对。你得记短语，记句，这样子意义才靠得住。……你记的句子越多越好。所以学词的时候儿啊，得要用整个儿的语句，有了若干数目的句子啊，当然你对这个词的用法也就可以会了。”[2]159赵元任强调了语言中上下文对于语言学习和理解的重要作用，这里说的是语言内的语境。 加上前文所述赵氏观点，有效地使用语言应该始终切合相应的场合，这便是语言外的语境，包括交际双方的年龄、身份、地位、相互关系以及交际场合等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

赵元任认为，语言是一套习惯，学习外国语就是养成一套特别的习惯[2]156。在《外国语教学的方式》的演讲中， 赵元任认为，“语言原是生活中的一个现象，也是人的行为，所以翻译固然要看上下文，甚至是整个句子，甚么时候是甚么样的功用，这个也是学外语的时候要注意的”[1]522-528。 语言作为一种行为，在学习、翻译和使用过程中，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与上下文语境一样，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的语言行为具有社会性，即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言语行为欲达到一定的目的，除了要遵循语法规则外，还要遵循社会行为规则范，如“礼貌”、“真诚”等，更要符合特定社会的文化习俗规范，做到“入乡随俗”。遵循言语行为的规范取向，更有助于克服言语交流的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因此，赵元任关于语境的看法告诉我们学任何语言不仅要学词汇、语法，也要学语用，即语言在实际使用中意义是如何表达和理解的。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明白特定的语言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是如何使用的。翻译中要考虑语句存在的上下文语境、情境和社会环境，使得两种语言在意义的传递上和理解上都是等效的。这涉及的不仅是语言知识，还有社会文化知识。“语言不是一个字相当一个字，是整句相当整句的。要整句的翻，不能一字一字地翻……学习外语固然是为翻译、看书报，可是主要的前提，就是要拿它当外语来学习。等到通了以后，翻译就自然而然会了。”[1]522-528学习外语，开头是学这门语言的使用，不是学怎样翻译这门语言。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都是语言学习的主要内容和语言使用的必要前提。

四、语用歧义

赵元任认为，歧义指一个符号可以有多种理解的这种性质，它跟模糊和笼统不同。模糊是指一个符号的边界不明确的情况跟明确的情况比起来显得十分突出，而笼统是指一个符号适用于若干个事物，人们承认这些事物有差别，也不见得忽视这些差别，只是在使用该符号的语境中这些差别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1]820。在《汉语中的歧义现象》一文中，赵元任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多组汉语歧义现象，包括词汇歧义和语篇歧义、有意歧义和无意歧义、程度高的歧义和程度低的歧义、语内歧义和语外歧义、同音歧义和同形歧义以及结构歧义等。在“有意歧义和无意歧义”的论述中，赵元任主要讨论的是“有意歧义”。“虽然歧义经常造成交流不畅，但意在混淆或逗乐而不是交流思想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故意制造歧义。巧妙的广告、专卖药的标签、合同或条约的例外条款、预言、算命先生的话等经常用这种方式构成：听读者按照说写者示意的方式去理解，但是还有一种说写者期望在法庭上作出的或由未来事件证实的理解方式。如果仔细考虑后发现实际上没有歧义，就像细读契约的附属细则时经常发现的那样；那么表面上的歧义与其说是造成了交流的失败，不如说是导致有意的‘非’交流的成功。”[1]821-822这种有意歧义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语用歧义”(pragmatic ambiguity)，是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几种不同的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的现象[5]。它的产生与语境有很大关系。而且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歧义，是在故意利用特定的语境、特别的话语，达到某种语用效果。

语用学告诉我们：成功的交际并不仅仅指有意义的话语的发出、接收和理解这么简单的过程，还要考虑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而交际意图一般是隐而不宣的，不能靠话语的字面意义来确定，而要靠听话人根据语境进行辨认和推导。只有当听话人认识到说话人所要表达的那个真正意图时，交际才能成功[6]。

有时候一句话的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是一致的，有时候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是通过言外行为来间接表达的，后者就会利用语用上的双关。“双关及其他形式的词语游戏也是有意歧义的例子。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语境只允许一种合适的解释，错误的解释越生动，两种解释就越不协调，效果也就越好。但是，如果两种解释都是合适的，那么这种双关就成了绝妙好辞。它也能引人发笑，但并不显得荒唐滑稽。”[1]822作为一种言语交际行为，双关的生成和解读与认知语境、交际意图、语用策略、认知效果及交际主体心智活动等因素关系密切。从这种意义上说，双关话语在本质上就是个认知语用现象[7]。

赵元任没有对语用歧义和语用双关做详尽的论述，但是却引领了国内外的学者对语用歧义和双关的关注，学者们在赵元任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继而深入地讨论语用歧义的产生途径和语用功能。而这些都得益于赵元任先生将歧义与双关引入到语用学的研究视野。

五、赵元任语用学思想对中国语用学发展的影响

赵元任语言研究所处的时代正是现代语用学理论渐次兴起的时代。我们现今读他的语言学著作，能感受到他融汇中西、具有前瞻性的语言学思想，也能感受到他语言学思想中与当代语用学不谋而合的观念。

赵元任的语用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的语用学思想不同，他不局限于对语用实例的探讨，他的论述也不仅仅限定在语用学的应用领域，他的思想已经上升到理论语用学的高度。仅这一点，赵元任的语用学思想在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中就算得上是创新了。他的语用学思想或许会不断被后人回顾和超越，但对于中国的语用学思想的发展和丰盈，赵元任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赵元任的语用学思想虽然没有形成体系，尚不具有当代意义的语用学研究特质，但他的相关论述中所体现的思想和观念不仅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而且与当代语用学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联系，对这些思想与理论之间的联系的探索，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中国语用学思想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局限于对一些非语言学著作的片段式研究，偏重于对谈话、辩论、著述等进行的语用实例分析。而赵元任的语用学思想体现在其专业的语言学著述中，更具备理论性和应用性。语用学思想研究少了赵元任这一笔，显然是不完整的。从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经典著述中，探索出当时对于国际语言学界都是新观念的语用学思想，并对这些至今仍然有着生命力的、具有当代语用学研究意义的语用学思想进行研究，有益于当代学者更好地了解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促进当前的语言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应用，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赵元任先生在全球语用学发展过程中曾起到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赵元任.语言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Searle, J. Speech Ac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4] 唐礼勇，王建华. “言语行为”的社会学分析——一个语言学和社会学结合的尝试[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8).

[5] 项成东.歧义的功能[J].外语教学, 2001(2):82-85.

[6] 周红.语用歧义的产生及其功能[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3).

[7] 林元龙.双关语的语用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校：汪长林

A Probe into ZHAO Yuan-ren’s Thoughts on Pragmatics

TANG Xing-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Jiangsu, China)

Abstract:ZHAO Yuan-ren’s linguistic studies contain ample pragmatic thoughts, including the view on the symbol of language, the standpoint that language is an act, the perspective on context, and his discussion about ambiguity, all of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pragmatics and the spread of pragmatic thoughts and theories.

Key words:ZHAO Yuan-ren; pragmatic thoughts; linguistic studies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4-0019-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05

作者简介：唐兴红，女，江苏泗阳人，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赵元任语言研究中的语用学思想”(2014SJD503)。

*收稿日期：2015-01-28

网络出版时间：2015-08-20 12:5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