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洞 峰

(1.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2.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的绿色情怀与美学风格

蔡 洞 峰

(1.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2.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徐刚是我国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他始终坚守着拯救大地、守望家园的绿色情怀。他的生态报告文学的美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主体亲历参与的真实美、叙事形式的诗意表达美以及文本内涵丰富的理性美三个方面，时时闪烁着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耀眼光芒。

关键词：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美学；诗意

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共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美国生态文学家莱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被视为生态事业的“报春鸟”和“警世钟”。这标志着人类重新界定乃至反思人与自然之关系，反映到文学上便促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生态文学的诞生。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和反思,对美丽荒野的礼赞，以及对破坏家园和导致生态失衡的焦虑、对人自身生活理念的深刻反思，引领、感染着关注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的人们, 呼吁人们自觉维护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合理互动及和谐发展，充当着人与自然的“绿色的情感纽带”。

作为当代生态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关注自然生态，长期从事生态报告文学创作,为报告文学创作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他在文学创作中坚守自己的绿色情怀：守望家园，拯救大地，对自然生态持续关注，上下求索。他的系列生态报告文学作品和抒发绿色情怀的生态散文，如《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等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一道亮丽的生态朝霞辉映天穹。

作家雷鸣认为，徐刚的作品将新闻报道和相关资料通过诗性的笔触结合起来，其间糅合了澎湃的激情、富有哲思的议论和跳跃的意向，将生态主题进行了有魅力的文学表达，“使其在总体风格上体现出诗性叙事的特点”[1]。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艺术的表达是报告文学的翅膀，而独立的理性批判则是报告文学的灵魂。从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的审美风格层面分析，它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叙事主体亲历参与创造的真实美、叙事形式的诗意表达美以及文本内涵丰富的理性美等三个层面。

二

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以真实性为基础而被创作出来的。鲁迅曾说过:“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2]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类型，生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审美的内在要求和创作的必然选择。

徐刚生态报告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真情实感首先来自作者本人的亲自实践，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为了得到生态报告文学的第一手资料，保证写作素材的真实性，徐刚踏遍了祖国西部大沙漠、长江防护带、东北大森林等人迹罕至的荒野，亲力亲为，孜孜以求。养路工人的帐篷、看山老人的茅草房以及大山深处的小木屋，都留下徐刚跋涉的足迹。正是这种把真的东西交给历史的信念支撑着徐刚的创作，从而使徐刚报告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有了源头活水。

他在《仰望深邃》中这样记录：“大约有十七八年了，我把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田野调查上，了解中国土地荒漠化、江河与湿地等关于生态环境的状况。走最多的是西部，更确切地说是河西走廊以西，风沙线和干裂的土壤以及大漠戈壁、胡杨红柳从此烙印在心的深处，成为一种生命感觉。……尤其是和大地之上的万类万物相比，我怎么能连根带叶地理解一根小草?我该如何去感觉在荒漠中兀自高大，而到了秋天那叶子金黄得醉人的独树胡杨呢?”[3]正是这样的亲自踏访和感同身受，使徐刚在关注生态环境时做到了既深入又及时，更多地了解到与生态保护相关的人和事。这种关注和了解，使他对庇护着人类的大自然产生了眷恋与敬畏。在《大山水》中，徐刚眼中的“神圣”是所有的大山共同的特点。他写道，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人心里，雪山与他们已形成须臾难离的关系，雪山是神圣的， 只能朝拜而不可征服。他们戒备乃至敌视着那些企图征服自然、征服雪山的人。他们会用最具有“仪式的庄严和形式的美感”的虔诚朝拜方式来表达自己最朴素的愿望——那只是期盼着神山保佑天上下雨与地上长草这样朴素生态愿景。拜山的人内心充实和幸福，通过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朝拜，他们的命运与大山和自然融为一体。徐刚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

其次，徐刚生态报告文学作品的真实美还表现在他对同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关注。他总是能把直接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完整地表达出来。在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中，作者首先介绍罗马俱乐部对人类的发展困境发出了警告，接着揭露福建武夷山的乱砍滥伐和富裕的温州人毁林圈地造坟，以及黄河流域的植被遭到破坏而水患连年，然后介绍浙江天目山是如何得到良好保护的，最后作者放眼全中国乃至对历史进行透视，从感性的深情描写转入理性的深沉反思。而在《中国风沙线》中，徐刚也从对当地的生态问题的客观叙述转入历史的透视。例如对祁连山森林植被历史状况的叙述，就让读者切实了解到它是如何从昔日的水草丰美退化到今日的风沙横虐。作者在“西行路上左公柳”一节中用深情的笔触再现了昔日左宗棠平定叛乱沿途种下柳树的壮举，使我们充分感知到先人保护环境的悲壮历程，也由此引发我们对现代人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反思。

此外，面对生态问题，徐刚在作品中往往追根溯源，以其内心的真实情感唤起人类对保护生态环境和呵护绿色家园的强烈忧患意识，以便“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沉沦的国土》中，徐刚以全球视野和人类视野发出呐喊：“绿色文明的毁灭，大体上经历两个过程：先是人类的掠夺性破坏，而后是沙漠的最后吞噬。人被沙漠赶着走。在这被沙漠追赶的过程中，人格日益矮化，环境日益恶劣，绝望是沙漠中最可怕的遗传基因。”[4]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与作家的现代意识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要求作家必须具备先进的、文明的和现代的思维、观念、标准来认识和影响现实，有力地影响现实生活。作者在《伐木者，醒来!》中叙述了因滥砍滥伐林木而带来的生态失衡，给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现实的灾难，就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思维对现实进行观照和反思。

三

报告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很好的语言艺术表现力，在实践中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如何将真实性与艺术的表达有机结合起来，需要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运用诗性思维来统摄全局。这就对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如此，作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但要在创作上注意审美的表达，还要将作品提升到理性思考的高度，因为“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中反思，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5]。

从语言上来看，徐刚的语言有着诗性特质，情感鲜明，能直观事物本质。这使他的作品有着难得的语言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在徐刚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精彩叙述，建构起独具特色的言语风格和诗性空间。他在《世纪末的忧思》中以诗人的笔触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在儿时，无论江南还是北国，都曾有过这样的决非夸张的感觉：蓝天真美呀!那时候莫非风也年轻云也年轻?从少不更事时因为天性使然便仰望星空，到第二天赤足走在田埂上，麦苗也绿，稻秧也绿，芦苇也绿，如今想来空气是甜的。生活曾经是贫寒的，生命曾经是清新的，你说呢?那星空下的最初的梦幻，将会伴随着遗憾，走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老一辈人从来也不曾担心过，天空会污染，河水会浑浊。”[6]与自然进行诗性对话是生态报告文学作家重要的诗意诉求，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自然才能够为人类提供理想的诗意栖居的场所，而现代技术社会遮蔽了人类本真的存在。如同海德格尔的理想诉求一样，自然，在生态报告文学作家眼中，因远离了现实的功利性而呈现出一种诗意和灵性。“事实上，在中国人的哲学观中，‘自然’从来就不只是机械论中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一个单一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相反，它具有鲜活的精神气质，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独到的审美品格。”[7]

诗人出身的徐刚在叙述中坚持运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身边的自然生态之美，为读者营造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自然生态画卷。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能感觉到诗人的爱憎和敏锐的直觉，诗人细腻的观察和对自然的诗意描摹，从而使山川、湖泊、森林、荒漠等呈现出诗化意境。作者面对自然，达到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的一种至高境界。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徐刚的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绿色的情感纽带。具体说来，这种情感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天地生灵万物的关怀与体贴，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忧虑和担心，以及对宇宙间生态平衡秩序祈盼和向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感，作者将报告文学的理性诉求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给人以理性的反思和审美的愉悦。

四

丁晓原教授曾指出：“报告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起着单向性的或歌颂或批判的宣传作用，还应该启发他们对人事物象进行思考。”将情感的诉求上升到理性的表达和深刻的反思，是所有优秀报告文学的共性特征，所以“思想的上达和文学的完美是这些成功作品的共同特点”[8]。

理性美是徐刚生态报告文学极其重要的美学风格。在他的作品中，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耀眼的理性之光。这种理性的光芒在具体创作中不但表现为哲理思辨精神、文化启蒙精神、历史反思精神和现实批判精神，而且还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知识性丰沛的特色。纵观徐刚作品可以发现，作者对生态报告文学内涵的理性诉求源于他对当代生态危机的理性反思。作为一个诗人作家，徐刚并不是仅仅依赖自身的情感体验进行创作，而是在炙热的情感背后，表达着对生态环境破坏和绿色家园丧失的悲愤，以及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和忧虑。李炳银认为：“在有关人类生存命运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在作为一种高深的科学课题只有很少数人在研究的时候，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唤醒的已经不仅仅是伐木者，而且还有很多对生态环境无知的人们；当代的优秀报告文学，是一种凛然精神的表现，是一种智慧的代表，是一种独立人格和形象的塑造，是一种真实的现实表达和永久的历史书写。”[9]纵观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其在创作过程中不只是对生态危机进行全景式的记录，而且在此基础上拓展生态报告文学主题。在揭示生态危机现象的同时，徐刚透过现象对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探索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并对此进行反思与批判。随着对生态危机考察的不断深入，徐刚逐渐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根源。他在《伐木者，醒来！》中写道:“人不可能占有一切。人的狂妄、自私与愚昧如果不是因为大自然的及时的惩罚而稍有挫折的话，人类毁灭自己的速度将会更快！在人们通常提及文化素养、文明程度这些名词时，我们时常忘记了对大自然的古老文明的崇敬、爱戴、珍惜。”[10]这种通过现象进行主题拓展，并上升到理性的反思，能够引发读者对生态危机的忧虑和对人自身破坏环境的反思。梁多亮认为：“报告文学决不能只是真实地就事论事地报告客观存在的人和事，它还需要作者高扬理性精神，将所描写的具象世界融于新的哲理境界之中。不仅给读者真实美的享受，而且给读者理性美的熏陶，实现一种高层次的理论启迪和升华。”[11]

海德格尔坚信：“如果我们失去了大地，我们也就失去了根基。”[12]正因为此，徐刚用一种“倾听大地”的诗性语言来表达对自然和大地的依恋和敬畏。在徐刚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如“地球累了”“长江已失去耐心” 等将自然人格化的叙述方式。作为诗性作家，徐刚的情感体验是用心灵去感悟自然和大地的存在。 徐刚坚信，人类的终极价值诉求终将回归到自然和大地，而人与自然的最终命运必将殊途同归，天人合一。“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甚或耗尽大地。……摆脱对于大地的征服与控制，使之回归其本己特性，从而使人类美好地生存在大地之上，世界之中。这恰是当代生态美学观的重要旨归。”[13]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在人类思想观念中占统治地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最大危害是以人类、特别是人类的当下利益作为价值判断与一切活动的唯一标准与目的，完全忽略了人与自然环境是一种须臾难离的关系，实行只顾开发不顾环境的政策，从而导致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与人类的严重生存危机。”[14]139因此，有学者就指出：“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受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支配,在技术与利益的驱使下,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人类产生了征服自然的思想,人成了自然的主宰,控制自然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也正是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自然显然是不能征服的,也是不能主宰的,对人与自然的征服关系的调整与修正,是保证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5]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面临人与自然的危机而一筹莫展之时，曾繁仁教授就提出要构建一种整体论生态观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整体论生态观坚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礼记·中庸》)的原则，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加以折中调和，建立起一种适应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哲学观。”[14]141生态报告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究其本质而言，是在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而提出的一条主体自我救赎和反思的路途。徐刚以其敏锐的生态眼光，突破了以往报告文学的题材限制，将生态报告文学作品创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作品中，他运用诗化的语言和散文的气息将报告文学的理性诉求表达得淋漓尽致，浑然天成，使生态报告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新闻价值以及理性诉求得到全景式的呈现，为人类的未来和命运提供了一条可供反思的路径。徐刚通过作品向我们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自然与人类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它是我们赖以诗意栖居的场所，也是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顿的精神家园。

纵观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它就像是一团滚动在纸上的火焰，时时闪烁着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耀眼光芒。

参考文献：

[1]雷鸣．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的省思[J]．文艺评论，2007(6).

[2]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99.

[3]徐刚.仰望深邃[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7.

[4]徐刚.沉沦的国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7.

[5]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M]．上海：三联书店，1997:289.

[6]徐刚.中国，另一种危机[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69.

[7]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2.

[8]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1:119.

[9]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50.

[10]徐刚.伐木者，醒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37.

[11]梁多亮．报告文学的真实美和理性美[J].宜宾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12]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0.

[13]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18.

[14]曾繁仁.美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5]李广义.实践性: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属性[J].吉首大学学报，2011(5).

责任编校：林奕锋

Green Feelings and Aesthetic Style in Ecological Report Literature by XU Gang

CAI Dong-feng

(1. School of th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Abstract:XU Gang is a representative of writers of ecological report literature in China. He has green feelings of saving the earth and watching home. The aesthetic style in his ecological report literatur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beauty of subject participation, the beauty of narrative poetic expression and the beauty of rich textual contents. His literary works shine with ration and humanism.

Key words:XU Gang; ecological report literature; aesthetics; poetry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4-0023-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06

作者简介：蔡洞峰，男，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SK2013B283)。

*收稿日期：2013-10-09

网络出版时间：2015-08-20 12:5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