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菲菲

摘要：立足于我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从中小企业的“身份烙印”出发，辨析了结盟能力与联盟能力的区别与联系，在“结盟能力—经验/知识学习—开放模式”框架的指导下，探讨我国中小企业的结盟能力与开放式创新模式的耦合机制。研究认为：我国中小企业的结盟能力可分为亲缘关系型、依赖政府型、市场寻求型与科研攻关型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结盟能力将影响中小企业采用不同的开放创新模式；结合对华兰生物案例剖析实证，随着开放创新活动经验的积累与企业发展阶段的推进，中小企业结盟能力还会随着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改变而提升或变化。

关键词：中小企业；结盟能力；开放式创新；耦合机制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11.05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11-0020-06

Abstract：Based on the view of SMEs “ident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alliance capability and forming alliance capabi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ramework “alliance capacityexperience/knowledgeopen mode”， it explore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SMEs alliance capacity and open innovation mode. Result shows that， SMEs alliance forming capability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types， such as genetic relationship， government relied， market seek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ifferent types of alliance capability will influence their open innovation model； through case analysis of Hualan Biological Engineering， it finds out that along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s and development stage of enterprises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SMEs alliance forming capability upgrade or change with open innovation mode.

Key words：SM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lliance forming capability； open innovation； coupling mechanism

1问题的提出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201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发布的《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中特别提出，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开放合作水平”。因而，着力寻求外部合作主体，积极构建联盟组合，进行开放式创新是我国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发展的关键路径。

自2003年Henry Chesbrough 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这一概念以来，围绕开放式创新的国内外研究大量涌现。在国外，2006年《R&D Management》的外文经SSCI检索的期刊中曾设置专刊探讨开放式创新的问题；在国内，开放式创新主要是由浙江大学陈劲、浙江工商大学陈钰芬所在研究团队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尽管现有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大多集中在高新技术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但是开放式创新并不局限于大型企业。Van de Vrande V等曾就开放式创新的实践是否适用于中小企业的问题进行探究，收集了605家荷兰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数据研究其开放式创新的几率与趋势，指出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主要是为了满足与市场相关的目标，如迎合客户需求或追逐竞争者等[1]。持类似观点的Lee S等认为从中小企业角度去探讨开放式创新是极具价值的，中小企业具有开放式创新的潜力，网络化是促进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有效路径[2]。从国内现有的研究看，除了张震宇等曾通过与大企业的比较归纳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特征，针对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研究并不多见[3]。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联盟能力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但对联盟能力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观点。现有对联盟能力的界定强调要与联盟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任务及目标联系起来。结合联盟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可将联盟能力划分为联盟建立前的结盟能力与联盟形成后的管理能力。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结盟能力不仅体现为组织层面的能力，还体现在管理者个人层面的关系资源。由于对组织和个人的资源和能力依赖性更强，我国中小企业的结盟能力对其开放式创新中外部伙伴的选择以及开放程度的大小产生持续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为中小企业打上“身份烙印”，探讨我国中小企业的结盟能力与开放式创新模式的耦合机制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现有的联盟相关研究中，更多的是探讨企业所处的联盟组合的结构属性与关系特征，而较少地关注联盟主体与生俱来的特性[4]。本文将融入我国中小企业特色性制度背景的考虑，探究具有不同企业性质、不同政治身份的中小企业结盟能力对其开放创新模式的影响，将会更加契合我国中小企业创新的实际情形，研究成果将为我国中小企业如何根据自身结盟能力选择外部伙伴、选择合适的开放度与开放创新模式提供参考。

现有国内外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大多集中在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已有些学者开始讨论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可能性与适用性。本文认为，缺乏资源条件与规模优势的中小企业更加需要开放式创新，需要借助于契合自身资源和条件的联盟伙伴进行创新。因而，本文探究差异性的中小企业结盟能力在选择开放模式上有何不同，两者之间有何关联，以进一步丰富当前对国内外开放式创新的研究。

2概念辨析、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21结盟能力与联盟能力的区别与联系

就联盟能力看，现有研究对其缺乏统一且明确的定义，学者们站在不同角度对联盟能力的定义各有侧重。有学者从如何构建联盟能力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侧重讨论联盟经验、知识学习对发展联盟的重要性。如Kale等认为，联盟能力是指企业为了积累、储存、整合和扩散企业及其成员的联盟经验和相关知识而专门设计的惯例或机制[5]。此外，还有学者从联盟目标与任务实现的角度进行界定，强调联盟能力是为联盟任务和目标服务的[6]。周杰等通过总结国内外学者对联盟能力的定义，将多种定义进行融合，认为联盟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够有效管理联盟（组合）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包括联盟建立、维系和终止）活动的认知、行为和组织能力[7]。

从上述定义看，联盟能力强调与联盟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任务及目标相互联系起来，包括了联盟形成前的筹备、评估与决策所需的能力与联盟形成后的运行、维系、协调与终止所需的能力。Sluyts等将联盟生命周期划分为战略阶段、寻找阶段、创立阶段、运营阶段和评估阶段，并研究了每个阶段应具备的联盟能力，即战略能力、寻找能力、创立能力、运营能力和评估能力[8]。

本文根据联盟发展过程将联盟能力划分为联盟形成前的结盟能力与联盟形成后的管理能力。结盟能力主要是指在联盟形成前，企业充分考虑自身资源基础和核心能力的互补性以选择合适的联盟伙伴，建立联盟关系的能力。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结盟能力不仅体现在组织层面的资源基础与核心能力，还表现在中小企业管理者个人层面的关系资源基础。对于中小企业联盟发展初期，结盟能力会更多地依赖于所处的制度环境、企业和企业管理者的自身资源与条件。与结盟能力相比，联盟管理能力则是指在联盟建立后，联盟运行过程中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联络能力[9]。

22开放式创新的相关文献回顾

开放式创新最早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Henry Chesbrough在《开放式创新：新的科技创造盈利方向》一书中提到，“企业能够并且应该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的想法，以及内部的路径和外部的路径来进入市场，随着企业寻求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10]。随后，Chesbrough和他的同事对这一独创性的认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开放式创新就是利用有意的知识输出和输入来分别促进企业内部创新和扩大创新成果的外部使用市场”[11]。与封闭式创新相比，开放式创新大大拓展了可利用创新资源的范围[12]。当前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这一界定，认为开放式创新内涵既包括对外部知识与思想探索的向内流入，又包括对组织内部知识利用的向外流出[13]。但无论是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还是外向型开放式创新，都要求企业通过与外部组织的合作进行对内或对外的技术转移，都体现了对其他组织创新知识与思想的融合与应用。

企业的开放式创新过程包含三个核心创新过程，即由内向外、由外向内与双向耦合[14]。由外向内的过程是通过整合供应商、客户和外部知识来丰富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性。内向型开放式的创新活动主要聚焦于企业与外部组织的合作，企业对外部创新资源的利用。Van de Vrande等通过对605家荷兰中小企业数据的研究，统计了以上各种开放式创新活动的发生率和趋势，发生率超过30%为对外部技术的探索，其中包括用户参与97%、外部网络连结94%、研发外包50%与外部投资32%[1]。可见，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是当前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我国中小企业的关键创新路径。

开放式创新重在强调内外创新资源互补融合的本质，不同资源和能力的企业应采取不同的开放模式[15]。纵观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开放式创新的研究都十分注重情境因素的考察，如创新环境、企业自身知识、吸收能力等的综合审视，强调内外创新资源的互补性和融合性。例如，Lichtenthaler等从吸收能力的角度探讨开放式创新框架[16]；吴晓云等从创新网络全球化程度探讨与创新过程开放程度相匹配的开放式创新战略[17]。

23分析框架构建

开放式创新强调企业的内外创新资源及条件的匹配与融合。结盟能力是对中小企业自身资源与能力的审视，不同类型的结盟能力必然会影响到中小企业对外部伙伴的选择，包括结盟的方式、创新活动的类型甚至是开放地域的范围。而结盟能力并不是静态不变的，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中小企业通过对联盟经验的学习与创新知识的获取又将不断提升其结盟能力。借鉴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与知识学习理论，本文构建“结盟能力—经验/知识学习—开放模式”的分析框架（见图1）。情境因素是不同的环境因素所导致的不同结盟能力。企业不同的产权属性、社会关系及科技资助环境会形成中小企业不同的结盟能力，包括个人层面与企业层面，而不同的结盟能力对中小企业开放模式产生不同的影响。上述这些影响过程并不是单向影响，而是双向互动融合的过程。

3不同类型结盟能力对中小企业开放创新模式的影响

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受限于规模劣势，其资源组合较为匮乏，可控实体资源较少，而中小企业的社会关系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18]。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源，政治关系资本除了具有价值性，还先天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与稀缺性[19]，这可为中小企业提供理想的资源基础。受我国特色制度背景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在经济性质与成立背景存在着天然的差别。按经济性质分，一般将中小企业分为国有独资型、国有控股型、私营型、外商独资型、中外合资型等等。从成立背景看，我国中小企业有的是从校办企业转变的，有的是从家族作坊式小企业发展的，有的是海外人才创业形成的，还有的是外商投资建立的。

经济性质与成立背景的差异先天性地决定了我国中小企业的社会关系资源与自身基础条件，由此将形成截然不同的结盟能力。结盟能力是指识别有价值的联盟机会与联盟伙伴成功构建联盟关系，并达到有效的知识共享。从其构成看，结盟能力主要表现为认知能力与关系能力。首先，差异性的成立背景及其带来的社会关系资源的差异将会影响中小企业的认知能力，影响其对有价值的联盟机会的识别，对联盟伙伴选择的偏好；其次，结盟能力还体现在对联盟关系的维系上。不同类型的结盟能力会影响联盟关系的强弱程度、维系时间的长短以及创新活动类型的选择。

根据结盟能力形成的特色制度背景以及资源基础的差异，我国中小企业的结盟能力可分为亲缘关系型、政府依赖型、市场寻求型与科研攻关型。

31亲缘关系型结盟能力对开放创新模式的影响

地域位置靠近且依赖于亲缘关系是中小型家族企业选择联盟伙伴的重要特点。与西方网络组织的发展有所不同，中国网络组织具体表现为以扩大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自愿性结合，一般中国网络组织的主要管理活动是基于人伦关系的，而这种人伦关系仅仅只是具有拟似家人、熟人等强联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0]。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信任资源不足，法律等正式制度供给短缺，中小型家族企业更愿意在具有亲疏远近各个不同的有差异或潜在差异的组织中挑选交易伙伴[21]。信任是家族企业文化环境研究中最为被关注的对象，如果信任程度低，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内部化[22]。可见，中小型家族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彼此信任是其选择并维系与外部伙伴之间关系的基石。在开放创新模式中，中小型家族企业往往会选择从事同行业且位于同省市的企业进行结盟，地域范围较小，关系维系时间较长，联盟形式选择以合作生产或贷款互保居多。

32政府依赖型结盟能力对开放创新模式的影响

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有银企关系的民营企业能够传递更多的“软信息”给银行，建立良好的声誉，赢得银行的信任，获得融资上的便利；而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能够弥补与生俱来的弱势，通过政治联系获得隐性担保影响银企关系，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23]。因而，天生的政治关联特征以及与银行的产权同一性使得国有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补贴及科技资助，还容易获得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的支持。

除了资金方面的便利条件，罗党论等研究发现， 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得到政府多项支持，如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 更多进入房地产行业以及获得政府补贴比例更大等[24]。可见，对国有中小企业而言，可以先天性地获得各类政策资源。在开放式创新活动中，国有中小企业结盟范围将很广，对多样性外部伙伴的选择能力强，有实力进行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的专利开发，从事其他中小企业无法进行的探索性创新。

33市场寻求型结盟能力对开放创新模式的影响

相对其他中小企业而言，创业型中小企业与外商投资型中小企业选择外部联盟伙伴则是为了追求效率，满足市场目标。一般来看，创业型中小企业是高成长性与高风险性并存的创新开拓型企业，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领域科技人才，在构建联盟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其他企业进行生产合作、联合营销等多种联盟形式。而对联盟关系的维系时间长短则取决于市场目标与公司发展需求。外商投资型中小企业一般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并贴近当地市场而设立的，因而更加注重与当地客户之间构建紧密联系，会基于用户需求与特点进行创新活动。

34科研攻关型结盟能力对开放创新模式的影响

校办企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出于公共财政不足的考虑，允许高校和院所自筹经费创办企业。2005年，在近5000家校办企业中，约13%的二级法人都面临改制。例如，达安基因是一家以分子诊断技术为主导的校企改制型中小企业，自1994年创立以来就与医院建立技术服务关系，至2000年已与全国130家大医院合作建立基因诊断实验室。校办企业又被称为大学衍生企业，具有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使命的高科技特色，拥有雄厚的研发基础。因而，此类改制型的中小企业在开放式创新活动中，十分注重与其联盟伙伴联合进行研发，对外提供技术服务，从事较多的探索性创新活动。

4不同阶段下中小企业结盟能力与开放创新模式耦合机制：以华兰生物为例

中小企业的结盟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开放创新活动经验的积累与企业发展阶段的推进，中小企业结盟能力会随着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改变而提升与变化。

41华兰生物创立背景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兰生物”）是一家从事血液制品研发和生产的大型生物制品生产企业，是国内拥有产品品种最多、规格最全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血浆处理能力居国内乃至亚洲前列，其中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居同行业前列，是一家具有高成长性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其综合实力位于中国医药工业行业前30名。

2000年，经外经贸部批复及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从其资本构成看，华兰生物是一家极具代表性的家族式控股公司。董事长安康通过新乡市华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香港科康有限公司以及苏州金康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共持有华兰生物2947%的股权，安康之母通过苏州金康持有1633%的股权，安康之妹通过北京东方世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056%的股权。 安康家族合计持有华兰生物4636%的股权，仍然保持第一大股东及对华兰生物的控制地位。现拥有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个中心与2个联合实验室，每年将收入的5%～10%投入新产品研究开发，科研布局着眼全国，并注重与国际接轨。

42初始创业期 （1992～2004年）

1992年，华兰生物的前身——河南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由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驻新乡服务部、台胞安瑞麟先生和香港丰源贸易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创业初期，华兰生物注重技工贸并行，研究、生产、销售各类生物制品及诊断制品和其他预防、医疗用生物技术、生化技术等高科技产品。当时，华兰生物的结盟能力较弱，其创立背景及其固有的中国制度文化特色对其选择国外的著名生物制药公司合作形成了天然的障碍，与美国百特的合作“夭折”。2000年，华兰生物成功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身份得到改变。2004年在中小板上市后，安康及其家族成员成为企业的实际控股人，使得这家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了家族企业的影子。

43主攻血液制品转向疫苗新业务阶段（2004～2007年）

自成功上市后，华兰生物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血液制品企业，并成功进入疫苗行业。2004～2007年是华兰生物专注于血液制品国内市场的战略布局阶段，也是华兰生物积极向生物工程疫苗产业转型的重要时期。

（1）血液制品的国内市场战略阶段

上市不仅提升华兰生物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更是推动了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2004年，华兰生物利用资本杠杆，成功收购江苏华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实现战略布局。同年底，人血白蛋白项目提前完成，为华兰生物赢得行业竞争中的先机。华兰生物血液制品最大的市场在华东市场，华兰生物将人血白蛋白项目从新乡挪移至江苏，意在将“核心业务”人血白蛋白产品与最大的市场紧密“契合”。

2007年，华兰生物以4360万元的最高应价竞拍到重庆益拓的全部资产。血液制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采血规模的大小”，而重庆益拓由于是重庆市唯一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其战略布局价值越来越明显，最终华兰生物以高出底价近一倍的价格拍到重庆益拓。

华兰生物在业界的血液制品龙头地位稳固，已经具有年处理2500吨血浆的生产能力，在亚洲首屈一指。除了产能扩张，华兰生物更提高了利用率，一袋血浆可以生产出38个规格的11种产品，其产品规模亦稳居我国同行业之首，为国内血浆综合利用率最高的企业。

在对血液制品的国内市场开发与拓展过程中，主要采用收购方式，选择与国内同行业的竞争者构建联盟关系，获取其关键项目，并进一步扩大采血规模。在此阶段，华兰生物更加追求市场开发的效率，其结盟能力表现为市场寻求型。

（2）疫苗市场的开拓期

自华兰生物上市后，安康认识到国家自2001年不再审批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行业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看到了血液制品行业原料血浆供应紧张的“瓶颈”，开始进行转型，让华兰生物转向发展生物工程疫苗产业。

2005年，华兰生物开始改变经营战略布局，转向依靠自主创新发展生物工程疫苗产业。组建自主创新体系，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省级生物医药（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中科院、军科院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与此同时，华兰生物走出国门，开始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英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全球著名的疫苗公司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实现与世界生物技术的同步接轨。

此间，河南省科技厅对华兰生物的研发项目提供了1000多万元资金支持，并给予减免税金1936万元。此次资金支持为华兰生物提供了巨大的研发资源支持。

2006年，华兰生物被纳入到《福布斯》2006年度“中国潜力100”榜。2008年，首个疫苗产品——季节性流感疫苗上市，当年就取得国内企业销量第一的佳绩。2008年华兰生物的年度报告显示，“流感疫苗”毛利率达到67%，超过了血液制品588%的毛利率水平，从而改变了华兰生物的产品结构。随着新疫苗的不断推出，华兰生物也由单一的血制品企业朝着疫苗领域发展。

面对血液制品政策环境的改变，华兰生物迅速地转向疫苗产品新业务。在新业务开拓过程中，华兰生物更加注重疫苗产品研发，注重与国外的科研院所以及国外的疫苗公司进行技术合作，也获得当地政府相关科技部门对其研发项目的资金支持。在此阶段，为了将其疫苗产品紧跟世界的生物技术，华兰生物的结盟能力更多表现为科研攻关型。

44疫苗研发与国际化阶段（2008～2014年）

2008～2012年间，华兰生物十分注重内部研发，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79%。同时，不断加强与国内外科研单位、企业的合作，先后与中科院的巴斯德研究所、过程所及微生物所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加快创新型疫苗的开发。与中国科学院生物技术局共同成立“中国科学院生物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合基金”，支持一批创新性强、市场潜力大、产业带动性强的生物医学技术成果，实现转化与产业化。与古巴研究机构签订了技术交流协议，寻求与荷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科研机构及知名生物医药企业就新型疫苗及新型佐剂开展交流与合作。确定了以技术创新带动产品创新、以机制创新促进自主创新、以资源配置支持自主创新、以引智引技推进自主创新、以培养人才保证自主创新、以产品创新赢得市场的思路，开始实施全面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以保证企业的研发实力处于生物制品行业前列。

2008年，华兰生物和韩国SK化学集团公司达成了向SK公司供应流感疫苗的协议。韩国SK化学集团公司是世界企业500强之一，也是韩国最大的疫苗供应商。这次的流感疫苗供应协议，标志着华兰生物流感疫苗凭借其安全性、高效性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华兰生物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2009年，华兰生物依靠公司的科研实力在全球率先研制出甲型H1N1 流感疫苗，甲流疫苗临床研究报告刊登于世界顶尖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标志着中国疫苗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开创了中国疫苗的先河，也使得企业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剧增。

2011年，组建了华兰生物研发中心，研发成果十分丰硕。当年，中小儿剂型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取得生产文号；人凝血因子VIII层析工艺获得国家药监局药品生产批件；AC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已完成临床申请生产批件；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获得临床批件，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汉逊酵母）（小儿、无应答人群）于2012年获得临床批件，即将开展临床试验；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及人用狂犬疫苗已申请临床批件。

2012年，华兰生物与我国台湾国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发EV71肠病毒（手足口病）疫苗。当年与新乡市政府和中科院生物局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新乡市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共建多肽药物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推进了我国创新型生物大分子药物、新型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

在政府补助方面，2012年得到国家收储甲流疫苗货款7855万元；申报的“疫苗国际化认证建设”项目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2012年蛋白类生物药和疫苗发展专项”，获得国家补助资金5800万元；获得新乡市财政局、发改委、工信局、卫生局下达的首批专项补助资金1950万元。

在此阶段，华兰生物的联盟对象变得更加多样化，开放程度逐渐扩大，遍布全球。为了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实现更多产品的创新，华兰生物与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所、国外的科研机构及知名生物医药企业构建联合实验室，共建联合研发基金，签订技术交流协议。此外，华兰生物开始注重国外疫苗产品市场的开发，与下游用户企业合作，如与韩国SK化学集团签订供应协议。此阶段，也是华兰生物获得国家、省市相关部门贷款与补助最多的时期，与政府相关部门结盟的能力有所提高。在此开放创新阶段，华兰生物的结盟能力呈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体现为市场寻求型、科研攻关型与政府依赖型综合能力的提升，而不再局限于单一类型的结盟能力。

5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我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从中小企业的“身份烙印”出发，辨析了结盟能力与联盟能力的区别与联系，在“结盟能力—经验/知识学习—开放模式”的框架下，探讨了我国中小企业的结盟能力与开放式创新模式的耦合机制。本文认为：①我国中小企业的结盟能力可分为亲缘关系型、依赖政府型、市场寻求型与科研攻关型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结盟能力将影响中小企业采用不同的开放创新模式；②结合对华兰生物案例剖析，随着开放创新活动经验的积累与企业发展阶段的推进，中小企业结盟能力会随着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改变而提升或变化。当开放创新程度较低时，其结盟能力更多体现为市场寻求型；而在其研发能力有所提升、开放创新程度逐渐提升时，其结盟能力开始表现为科研攻关型；而随着开放创新程度不断深入时，中小企业结盟能力呈现出多种类型结盟能力的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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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