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梦妮

摘 要：在思考《平凡的世界》对60、70后的价值观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之余，反省80、90后为什么无法对这部曾经被一代人奉为圭臬的遗作同样产生共鸣？我们早早丢失了历史丢失了信仰丢失了曾经不惜孤注一掷也要的最高追求，开始被刺金时代迷蒙了双眼，再也很难辨清理想和妄想的区别，最后表现出极度轻视权威和妄自尊大。那么在当代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我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意义到底是什么？

关键词：价值虚无；异化；病态文化；断裂语境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136-02

当一个人从总是得到过渡到渐渐失去的过程时，思考就会变成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当年轻的80、90后在一个惯于失去的立场上开始思考自我存在意义的问题时，就表明当下的价值认知语境出现了断裂，它已经无法给予人们精神以长久安稳的归宿。

一、断裂的认知语境

先想到的是2013年获诺奖的门若的那本《逃离》，无可置否的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在各个生活实践领域中逃离都是种常态，虚无也是种常态。

其实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始，我就会经常向身边不同的人去询问，我的追问大致都是一样的套路，但得到的答案表面上看千变万化，实际上却透露出同样的思想倾向。其中一位想考公务员的朋友是这样回答我的：

我：“为什么要考公务员呢？”

友：“仕途有权，衣食无忧，一劳永逸。”

我：“有权有钱衣食无忧之后呢？你还要什么？”

友：“要什么？快乐啊。”

我：“什么是快乐？”

友：“快乐就是自由。”

我：“什么是自由？”

友：“自由就是欲望皆可满足，无需仰人鼻息。”

我：“如此，那么如何获得自由呢？”

友：“权和钱啊。”

我：“名利场里为自由，即使尔虞我诈不择手段？”

友：“不然呢？这就是现状，这就是生存。”

追问一般到此为止就没法再继续下去了，他们大部分会没有耐心经受这样追根究底的哲学性追问，一定会用“这就是社会现实，只能这样生存，想多无益。”这样笼而统之的话来打发我，指责我追问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当下生活根本是遥不可及甚至是可笑之极的，而问的多了，最后连我自己都会在怀疑是否确如其言，但既是在这残缺不全的语境下，我们仍可以看出这认知断裂的缝隙源从何处。

二、终极价值的丧失

追溯言语所表征的现实状态，权钱名利无情荼毒了年轻人的理性思考，谁会想到曾经无比崇高的自由竟然要和权钱陷入死循环里？且不说公务员对国家，对平民本应是个什么理想的存在，遭逢诸多不公和潜规则的年轻一辈在拼尽全力获得一个职位的时候，想得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快乐，并且为了这种私人性的快乐可以理所当然的丧失责任感和道德感，这不是缺陷文化的传染病是什么？中国有句古话说：“以其之道还彼之身。”恐怕说的就是巴尔扎克笔下像拉斯蒂涅这样的人物，本是刚正不阿的有为青年却在历经世事冷暖之后得知以往坚持的意义和价值都是废话，只有自己过好了才是真的。而这样的年轻人时隔几百年后终于从西方完全来到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我们总是慢那么一步。

但我们知道，在那时候的西方社会尚且有上帝有理性有自由这样的终极关怀存在，人们即使短暂失去了信念也依然可以相信在最终会有所依归，然而二十世纪后的西方，人们见证制度和人性的本来面目后，杀死了上帝解构了理性怀疑起自由，那又用什么来填补认知断裂这个巨大且深不见底的窟窿？是无尽的荒诞，是价值虚无。无论20世纪后涌现出多少思想家提出怎样的见解都不可改变和破解一个价值长久性虚无的现实，而当代中国的年青一代不也是这样吗？国学身处不制造噱头就鲜有关注的尴尬境地，宗教成为舆论声讨的异教，远离底蕴且没有信仰的我们见不到未来，因为见不到未来所以开始怀疑历史，怀疑历史便使以往的终极价值都不再具有普世意义，终极价值的丢失导致了我们彷徨无助只好追寻当下的快乐，一味追寻当下的快乐就会为这虚幻的快乐忘却为人的道德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忘却了的东西慢慢会成为积习，于是这本身就建立在虚无和空幻上的积习就成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被我们深深信以为真。所以当我们对追求和理想振振有词，以为自己正在勇敢的面对残酷的现实，但其实我们比任何人都因为太恐惧虚无而逃得更远，从而更加彷徨。

三、生存的异化

使生存异化的原因有二——病态的文化制度和人性。在一个价值虚无的国度里，我们自然要为了自己所谓正确的人生精心谋划，谋划出尽可能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口中常常提到的快乐和自由。但至少我们都可以看见，当代政治和经济催生出的文化却是一个渐渐罹患恶劣传染性顽疾的过程，是国家体制和政策错了么？不是，至少不是一开始就出问题了，马克思的理论空穴来风，他洞穿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人性缺失与社会资本的永恒矛盾，并在此之上建立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共产主义理想乡，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转变都是饮尽了血与痛的沉重灼苦，相信没有哪个民族会比我们对苦难更有记性。遭逢洗劫的历史推动着当时的人们义无反顾的投身美丽的理想中去，质朴率直并且各个怀有赤子之心，那时那刻为自由和富足的孤注一掷是何等的弥足珍贵。然而特定的时代固然塑造了人推动了人的实践，可人最终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这样一个双重作用下，因为被告知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随着历史推进然后碾压到当代，我们的动物本性开始抬头，欲望和利己不可遮掩的败露出来，人心被声色异化，自由被名利异化，文化被资本权力异化，耽于享乐、拜金主义和纸醉金迷使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不可救药的病态。

但是病了又如何？最近读到肖鹰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大致对郭敬明和韩寒的批驳，信息数字时代的媒介诡计使人们迷陷于歪曲不完整的信息中，在断篇了的语境里刻意重塑的形象使我们丧失了完好的判断能力，文化权力和产业资本相互勾结编织出的一场场神话都使年轻人为之着迷。然而当大众文化开始风靡，经典被逐渐祛魅的时候，不是早有有智者预见到这些病态症状初露端倪了么？明明早早预见到了却在许多年过去后只能任其愈发严重而始终找不出行之有效的灵药去解决，而在这愈发糟糕的境况中沉沦最深的恰恰就是我们年轻一代，于是我们的崇拜被说成迷信，我们的愤怒被说幼稚，我们的追求被认为是虚无一文不值……那么，若然只是一类类个案在这泱泱大国中出现，倒真值得往死了批判，但若是大众皆如此，那精英知识群体（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应该先放一放强行捣毁病症的扇耳光似的批判，至少先想办法让病入膏肓的我们跳脱出这恶性循环，然后自己试着跳进这个恶性循环，以一个清明之姿去真正看看症结到底在哪里才是？

当然，这不是想为郭敬明、韩寒之流或者是80、90后的无知无觉辩解，而是这样被有识知识人群批驳到体无完肤的所谓偶像竟然有凌驾于历史和理想乡之上的魅力，能让那么多年轻人为之丧失理智丢弃责任，难道只是单单因为年轻的80、90后思想境界不够吗？的确不够，但是不是更应该好好想想，在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上到底存在着什么更根本更公正更接地气的原由使年轻的我们的人生价值变得如此廉价和羸弱？当历史和理想乡的吸引力并不足够，而像郭敬明和韩寒之流又被拉下神坛不再是偶像的时候，谁又能拿出什么来填补我们精神领域突然缺失的空洞？或者谁人所拿出的那份价值和意义不具有像上帝或者理性那样充分满溢的普世情怀，又如何能获得足够的力量去恢复自由的真正本色，能说服长久习惯了被虚幻现实笼罩的年轻一代的虚无之心，使他们心甘情愿为一个长久的理想放弃快乐的欲望？

四、作为填充物的价值虚无

价值虚无，有破无立，只会让一个又一个文化权力和产业资本联合打造的郭敬明和韩寒出现，那么破的作用在哪？大众文化所浸染面对的，不是可以对幻象进行冷静反省的精英知识群体，而是那些平时甚至都不愿意看一页书的平民百姓，你和他们讲柏拉图讲康德讲叔本华讲马克思或者谈及历史他们会比你更加颐指气使更加理直气壮，因为他们并非群氓而是始终承受苦难的主体，他们比背下更多崇高理论的我们记忆了更多社会现实切骨的苦难和伤痛，更有甚者可能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享受到国家起初所允诺的愉悦。对于一副血肉之躯来说，承担痛苦大多时候是拒绝阐释和说服的一种决绝之姿，崇高的理论只会让遭逢苦难者嗤之以鼻，所以他们定然会无心的对这社会制度和文化露出失望之情，但我相信他们心底深处从未完全彻底放弃过自己的国家。而远离历史，生未苦过的我们会倾向资本主义的短暂快乐只求饮鸩止渴是要承受多沉重的苛责？鲁迅先生早早一语道破我们扎根深埋的劣根性，即如果下一刻就会被渴死，或者会有大把大把的中国人愿意喝下眼前的一杯毒鸩。

所以，精英知识群体所能预见到的社会未来和变革对大众来说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大众仍然在蒙受媒介声像和权力名利的欺骗而不自知。有识者是否应该先暂时搁置健康社会所赋予其的职责和义务，不要一味的对年轻人说明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而是要将这已然病态的社会文化让人们长久错以为真的病灶连根揪起。年轻的我们现在需要被告知的，不是什么才是对的，也不是我们一直都错了，而是为何那些对的东西现在被彻底当成错误的变得无法再打动我们，不仅无法打动我们并且还让我们听起来简直难以理解和贯彻的。只要这个病灶不根治，那些本应珍贵的追求与理想只会蒙尘误会并且招致青年大众强烈的叛逆和反抗。亚文化的诸多怪异表现，本质可能就是我们极度恐惧价值背叛，恐惧内心深处长久坚持的价值变得虚无，所以下意识的选择要么是拼死逃离要么是拼死抵抗，其实那无非都是无助彷徨的现实写照。

患病者都想恢复健康，走进那些正中权力制度下怀、被病态的文化形式迷住的大众，更多的聆听真实大众粗陋浅薄无比却普遍存在的声音，或许听到的就会是年轻的80、90后在价值虚无的时代语境下向历史向本心发出求救的声音，或许那时看到的不再是我们的幼稚和粗鲁，而是我们已经在竭尽所能的抵御着社会文化病症，只是我们尚且自顾不暇的表现看起来是那么愚蠢那么荒唐，但却需要有人听的更真看的更深。

但在这被价值虚无填充的时代里却从不缺乏清醒的反抗者，正如那位名声显赫的文化研究者说，文化研究本是他的弱处，然而当他意识到不做文化研究就触不到当下社会症结而转而去做的时候，他说：“或许中国未来的走向可以预见，但我们所发出的声音又能产生多大影响却不得而知，我能做的只是为未来变革的中国留下更多基础和素材。”当这样的知识分子担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社会责任之时，无知无觉的百姓不痛苦，了解到真相而选择放弃逃离的我们不痛苦，那些明知影响薄弱却仍不愿放弃的发出声音的人才是最痛苦的。

参考文献：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白烨.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J].文艺争鸣，1991（04）.

〔5〕肖鹰.论当代中国自我的批判性重建[J].浙江学刊，1996（1）.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