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史学与中国形象的重构”(项目号：13JJD77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曾在北京历史学会年会上宣读，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特致谢意。

文化史研究再出发*
——1978-2000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关键词：文化史；学术史；思想解放；文化传统；现代性

收稿日期：2015-06-27

作者简介：张昭军，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5)06-0087-09

摘要：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从80年代初开始，在梁漱溟、蔡尚思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倡导和组织下，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相继创办起来，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从而积极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的开展。到90年代末，学界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先后出版了约20种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丛书、200余部以“文化史”冠名的综合性著作，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兴盛的局面。就研究取向言，文化史研究与中国的道路选择、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大体说来，80年代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高一些，90年代认同和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多一些。继往开来,回顾和总结这20年的学术史，意在推动当下的文化史学科建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史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引人瞩目。但时间最是无情物，近年来，不少身与其事的学者渐渐老去，从而使得梳理和研究那段学术史变得紧迫起来。而且，与当下如火如荼的文化史研究相比，关于文化史学科史的总结则较为落后。因此，回顾和研究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文化史研究，又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草拟此文，希冀能唤起学界的重视，并为相关讨论提供一些铺垫。

一

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标志，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模式的突破与变革，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新思想新文化。学术理论界相继开展了关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重新认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强调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核心任务。显然，无论两个文明建设，还是实现现代化，都不可能离开文化的现代化。而且，国门的再次打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刺激和活力。尊重历史，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科学评判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学术界肩负历史使命，重新建设文化史学科。

1978年冬，复旦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次年，研究室主任蔡尚思出版《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作为新时期第一本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该书为人们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史的概貌提供了方便，因而受到欢迎。1980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文化史研究室。这两个机构规模虽小，但为有组织地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

1980年4月召开的中国史学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注意到文化史研究严重滞后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会上呼吁要放宽研究课题的视野，重视文化史研究。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也没有一部科学的文化史。文化史一般都是在通史里面，大概说到那一个或几个朝代后，就有那么一个章节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文化。但是，按照现代的科学水平来要求，这恐怕还不能说是文化史，顶多能说是文化史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或材料。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很好地开展研究。”[1]

同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编委会，《历史研究》编辑庞朴受聘为成员。1981年11月，为了准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评论会，庞朴与复旦大学的学者一起在上海举办了中国文化史座谈会。约与此同时，上述两个研究室的同仁着手联合筹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为文化史研究者开辟一个专门性的学术园地。在这两个编委会的精心组织下，1982年6月和12月，在上海召开了两次学术座谈会。尤其是12月份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应邀出席者包括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重镇的著名学者和中年学者，如周谷城、蔡尚思、周一良、章培恒、陈旭麓、唐振常、顾廷龙、王元化、胡道静、庞朴、方行、丁守和、刘家和、宁可、李学勤、刘泽华、朱学勤、张琢、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刘志琴等，堪称一时之选。他们就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特点，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文化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由于缺乏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化史进行综合性研究，造成了这门学科仍属“巨大空白”。这不仅影响了各相关学科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更妨碍从总体上认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不能够满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因此，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切实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2]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关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专题性学术会议，标志着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科技现代化”的口号下，自然科学界也开始了自我反思。1982年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成都组织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史角度探索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问题。

1983、1984年，中国文化史研究进入自觉阶段。1983年5月，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就有关中国文化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问题，分别进行了专门讨论和规划，并议定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前者由周谷城主编，庞朴、朱维铮为常务联系人，计划收入文化史专著百种，十年出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组织，龚书铎为召集人，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个编委会，实际担负起了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的组织者角色。前者先后出版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甲骨学史》、《方言与中国文化》、《士与中国文化》、《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楚文化史》等数十种，后者出版了《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近代经学与政治》等近十种，为文化史研究起了示范作用。

1983年3月和11月，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召开了两次“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新加坡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者，如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赵复三、李亦园、杨国枢、金耀基、乔健等，出席会议。两岸三地学者敢于突破当时尚未融化的政治坚冰，共同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这在1949年以后尚属首次。

1984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从总体上研究中外文化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文化史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

该年10月，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大学成立。书院在性质上属于民间学术机构，由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周一良、任继愈、阴法鲁、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等共同发起，汤一介任院长。文化书院对外宣称它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承继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该院以培养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宗教、历史、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中外学者为目标。书院招收大学程度以上的中国学生和中外学者，并代中国或外国大学培训研究生、进修生。书院实行导师制，聘请北京各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邓广铭、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庞朴、戴逸、李泽厚等担任，还办理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外文化比较方面的函授教学，并举办各类短期讲习班、读书班和研究班。从1985年开始，先后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文化与科学讲习班”、“文化与未来讲习班”。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研究成果结集为“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为“资料集”、“演讲集”、“论著集”等陆续出版。汤一介后来总结说：中国文化书院作为“大陆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不仅使学术真正迈出了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格局，而且促进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与文化交流，并推动了八十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进程”。[4]

作为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也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独立登上了学术舞台。继1983年7月北京市历史学会举行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座谈会之后，1984年11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联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在郑州召开了首届全国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这是继上海举行的“中国文化史学者座谈会”之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文化史学术盛会。这次会议与会人数更多，表明“文化史热”在升温。与会代表就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对象、范围，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作用、地位等问题展开讨论，解决了中国近代文化和文化史研究面临的一些难题，初步奠定了学科基础。正如刘大年所说：“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说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已经打响了锣鼓，正式开始了！”[5](P10)

1984年12月，在于光远、周扬等人的支持下，上海的中青年学者组织召开了东西方文化比较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的范围扩展到世界文化和比较文化，已不限于中国文化史，这说明研究视野更开阔，层次更深入。比较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文化史研究。

同一年，由包遵信、金观涛、唐若昕等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面世。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原计划收入100本，到1988年，实际出版74本。丛书特别注重介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边缘学科，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这套丛书对于传播科学文化，培养科学理念，产生了积极效果。其中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著作，如《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儒家文化的困境》、《梁启超与近代思想》、《摇篮与墓地》，充满了对中国文化危机的反思与批判，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到8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等地已先后自发建立了一批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队伍渐成规模。除上面提到的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外，较知名的机构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室，湖北大学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湖南大学的岳麓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汉唐文化研究室，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和比较文学研究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越文化研究室，华南师范大学的岭南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等等。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北京、山东等地设立了多家专门性研究机构，知名者有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创办有《孔子研究》专刊)、中华孔子研究所、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儒学研究所、山东大学的传统文化研究所、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研究所等。此外，还有一些跨单位、较固定的学术组织，如武汉大学哲学系与湖北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明清文化沙龙，复旦大学外文系与深圳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办的传统文化沙龙等。

为协调各地自发开展的中国文化研究工作，1985年4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元化、《历史研究》主编庞朴、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兼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汤一介等发起，在深圳召开了第一次中国文化与比较文化研究工作协调会。会议除研究文化史有关理论和方法问题外，大致确定了各地的主攻方向。北京方面重在研究中国古代与近代文化问题，上海方面侧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西安方面侧重汉唐文化研究，广州方面侧重近代岭南文化研究，湖北方面侧重明清文化研究。

1985年12月，武汉大学利用召开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机会，举办了大型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吴于廑、石峻、汤一介、章开沅、陶德麟、萧萐父、刘纲纪、冯天瑜、成中英、杜维明等作了演讲。

到1986年，中国文化史已演变为文、史、哲等众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学术热点。

1986年1月，复旦大学主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估计，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达70余名，包括来自美国的魏斐德、成中英、杜维明，加拿大的秦家懿，联邦德国的庞纬、傅敏怡，日本的大庭修，苏联的齐赫文斯基，他们代表着与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相关的二十个学科。这是在国内举办的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展现和宣传了文化史研究的成果，扩大了学术影响。

同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在青岛举办“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海内外名家周谷城、季羡林、周一良、陈鼓应、杜维明、刘述先等受邀主讲，一时“名流荟萃，高论爆棚”。听讲者来自全国各地，人数逾千，超过往年京、沪等地几次文化讲习班参加者的总和，许多高校的教授、讲师也前去听讲。讲习班盛况空前，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6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汇报》、《解放日报》理论部联合举行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专题学术讨论会，上海市60多位中青年学者聚集一堂，各抒己见。4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暨《孔子研究》杂志联合主办，邀请全国各地学者50余人，在曲阜召开孔子、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会。

同年，周谷城、田汝康倡导开展世界文化史研究，发起编辑“世界文化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成立《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合作，一举推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再加上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现代文化丛书”等译丛，一时遍地开花。短时间内，国内即出版了上百种的西方文化译作。这些译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资源，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研究。

1986年3月，庞朴发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一文说：“一个文化研究热潮在中华大地上回荡。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以至自然科学界的一些学者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汇聚到这块荒芜已久的田野里，披荆斩荆，凿渠修堰，耕耘播布，疏理芽苗，仅仅三五年的时间，一方方嫩绿的垄亩，便已在我们眼底先后展现。”[6]中国文化史研究，终于成规模、有计划地开展了起来。

此后几年，无论政界、学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知识精英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走向“贫穷化”，一些人的思想陷入迷茫和焦灼状态。在此背景下，“史学危机”、“文化危机”、“文学危机”等说法见诸报端。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步伐有所放缓。较重要的学术活动主要有，1987年，“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联合湖南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长沙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华中地区几所高校在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在曲阜联合主办的首届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8年7月，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中国文化研究室；1989年4月，丁守和等发起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

二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再度明晰。中共十四大明确肯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高速发展，及相应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引发了知识界围绕中国现代性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的反思和争论。换言之，时代所要求回答的已不是中国要不要实行现代化，而是如何选择和创立适合于中国的现代性。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传统文化受到重点关注。中国文化研究又一次出现热潮，有人称之为“国学热”，或 “第二次文化热”。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一文，报道北京大学教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成果。该文“编者按”说：“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他们认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北京大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北大好传统，使国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国学的再一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报道了这篇文章。两天后，《人民日报》头版“今日谈”栏目再次发表文章《久违了，“国学”》，盛赞北大开展国学研究的勇气和见地。同年10月，北京大学生会在校内发起“国学月”活动，季羡林、邓广铭、张岱年等的学术报告，座无虚席，听讲人数甚至逾千。中央电视台还与北京大学签约，合作拍摄150集“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掀起的“国学热”，经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在国内外一部分人中引起了轰动。

在这次“文化热”中，中国文化史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学界出现了新一轮创办学术专刊和机构的潮流。1989年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文化》创刊，这是第一家在北京、香港、台湾三地同时发行的大型学刊。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建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室，以古代有形文化(物质文化)为研究重点。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随即筹办《国学研究》年刊，次年首卷出版。*2000年，该中心更名国学研究院，正式把“国学研究”作为自己的旗帜。同年，轩辕黄帝研究会创办《中华文化》(1994年更名为《华夏文化》)。199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原中国文化研究室基础上，扩建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同一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国家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主办)、《中国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主办)创刊。199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1995年，《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创刊。1998年，《世界汉学》(刘梦溪主编)创刊。值得关注的是，90年代初，一些中青年学者以“学在民间”、“学术独立”相号召，相继创办了《学人》、《学术集林》、《道家文化研究》、《原学》、《原道》等一批同仁刊物，集中展现了他们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精神旨趣和学术成果。

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丛书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规模和水平。其中，较知名的有：“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国学丛书”(张岱年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季羡林、汤一介、孙长江主编，新华出版社，1991年)、“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库”(龚书铎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任继愈主编，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华文化讲座丛书”(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李宗桂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1995年)、“元典文化丛书”(李振宏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李宗桂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及“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方克立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方克立、李锦全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等。

至20世纪末，文化史研究已是硕果累累。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内地出版的以 “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冠名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已超过200部。这些著作，包括各种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文化通史等。兹赘述如下。

断代文化史方面，有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陈宝良《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南炳文《清代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

区域文化史方面，有宋新潮《殷周区域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学勤等主编《长江文化史》和《黄河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2003年)，等等。辽宁教育出版社还于1994年推出了“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上海、安徽、湖北、山东、辽宁、浙江等地，以省份为单位，也编辑出版了各自的文化通史或文化史丛书。

民族文化史方面，有张碧波和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逢振镐《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蔡志纯等编著《蒙古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等。

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有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

综合性的中国文化通史，较知名者有《中华文明史》编委会编纂《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萧克主持编纂的《中华文化通志》(10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

以上所举，不过以点代面，或挂一漏万，但足以看到，历经近20年的共同努力，中国文化史研究已由细流汇成大河，呈现出了兴盛局面。

三

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化史研究，既受到“文化热”、文化研究等学术大潮的影响，又与后者之间存有一定张力。文化史学科的总体研究取向和学术风气以1992年为界，前后有所变化，又存在内在一致性。大体上说，研究者要面对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二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三是如何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其核心课题是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在这一大课题下，研究者出现了文化批判、文化认同等不同取向。

1．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80年代思想启蒙下的文化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文化批判”或者说“文化启蒙”的声音十分强劲。1985年，甘阳撰写《80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认为80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基本出发点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文化讨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文化差异有多大，而在中国文化必须挣脱旧的形态而走向“现代文化形态”。他判断，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同时他强调，当前文化论争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传统”问题，“传统”并不等同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世界”，弘扬光大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两年后，他又在《文化：中国与世界》学刊“开卷语”中自信地指出，“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八十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这种信念和逻辑代表了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心声，甚至主导了80年代的文化思潮。其典型事例可以苏晓康的《河殇》为代表，1988年，《河殇》被拍为电视系列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热播。而《河殇》的主要观点，正是主张“反传统”，用蔚蓝色的西方海洋文化取代黄色的中国文化。一定意义上，“文化启蒙”变为用西方文化启中国文化之蒙，“文化研究”变为用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该思潮严重影响了一些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学术取向。

实事求是地说，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庞朴曾明确指出，80年代的学者继承“五四”精神，继续进行“文化批判”，但“他们的准备远远不如‘五四’健将”，“如果说‘五四’时的批判是粗糙的，那么，80年代的批判更粗糙”。[7]以庞朴、汤一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尊重文化的民族性，认真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反对简单采取拿来主义。他们表示，需要“超越五四”，重新认识传统的价值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重新确定中国文化前进的坐标系统。1986年，庞朴不止一次地谈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现代化文化。所谓自己的，就是民族性的。”[8](P152)“只有考虑传统，才会搞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只有承认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才能真正区别出东方和西方。我认为，这是我们这次产生文化研究热潮的最根本原因。”[9](P116)80年代，汤一介等人在北京组织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在深圳成立国学研究所，某种程度上正显示了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以及对中国文化历史内涵的不同理解。尽管指向不同，但不能否认，他们也代表了80年代“文化批判”或“文化启蒙”的一种力量。针对《河殇》所宣扬的文化观念，史学界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1988年底，创刊不久的《史学理论》杂志组织史学家“圆桌会议”，批判《河殇》的历史观。次年，《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刊发系列专文，引据史实，猛烈抨击以《河殇》为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这样，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种取向。这场讨论彰显了系统研究和整理中国文化史、向大众正确传达文史知识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研究，作为当时文化思潮和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肩负冲破教条、呼唤改革的使命，一些学者提出必须从总体上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文化现代化为框架，在上述两种取向的影响下，学界展开了研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庞朴、杜维明等提出中国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反对者则以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导向君主专制的王权主义；还有论者从人伦思想、礼制、实用理性等角度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性质。对中国文化特性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是与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选择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者，希望借助传统奠立现代化在中国的基础；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者，希望先破除中国实行现代化的文化障碍。究其实质，尽管双方观点对立，但目标都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大处说，这一时期关于明清之际是否是近代化开端问题的讨论，关于洋务思潮及“中体西用”说的重新评价，关于五四精神的争论，以及“西体中用”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说、“综合创新”说的提出，无一不紧扣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进而言之，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为问题意识，以民族性与时代性为参照系，研究和评价中国文化史，代表了80年代的大方向。

值得指出的是，有论者以为，整个80年代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特色，笔者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主要表现在破除“文革”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教条方面，实际上，当时多数学者介于两极之间，能够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以儒学研究为例。儒学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焦点之一，从1984年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35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到1989年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学术研讨会，认同和肯定孔子和儒学的声音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而且，其中所谓的“儒学复兴”论者，也并非是要全盘肯定和接受儒家传统。

2.学术反思与文化认同：90年代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热”中，自我进行学术总结和文化反思的特征明显。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已部分实现，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显现，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现代化追求”与“现代性反思”并存的现象。我们知道，“现代性”与“现代化”两个概念之间存有一定断裂性。9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性”这一概念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流入中国，本身就具有文化反思的性质。一方面，“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改变了80年代将“启蒙”或“现代化”看作是一个美好而又光明的前途的预设。另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的提法，清楚地说明了现代化显然不能等同于“西方化”。这意味着，80年代“惟西是瞻”的中西文化比较无论在评判标准上，还是在方法上，均有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以“现代性”为把手，重新认识和形塑现代化的内涵，必然触及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拥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必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寻求植根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发展，这对于9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者来说几乎是共识。

与此同时，中国卷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直接的利益冲突剧增，西方的霸权成为中国人需要面对和克服的难题。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国际地位的低下，其间的巨大反差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主体意识。中国人对西方认识越深刻，越是感受到其间的不平等。于是出现这样的景观，一些留学归来、邃于西学的学者，也加入到反思和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队伍，主张弘扬中国文化，追求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否定的声音变小了，肯定和认同的声音占据上风。积极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客观上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历尽曲折、步入经济增长阶段后文化自省的产物。

这样，无论是从现代化理论出发，还是从反思现代性或者民族主义的视角，回归传统，重新探寻中国文化的真相和价值，都寓有不同于80年代的时代新意。简单说，如果说8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带有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性质，那么，90年代则是在现代化潮流中寻求中国特色和文化认同，其研究重心和出发点都发生了明显转换。9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学术史取代思想史成为学术热点，“国学”、“儒学”、“经学”等独具中国特质的概念被选择进入主流话语。有关“孔学”、“儒学”的讨论，在80年代还较为敏感，90年代，已堂而皇之地步入学术殿堂的中心。学界不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以“国学”、“学术史”等冠名的论著、丛书，创办了《国学研究》、《中国学术》等专业刊物，而且编辑、整理和影印了《中华大藏经》、《道藏》、《中华大典》、《四库全书》等大批文化史料，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学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较之80年代，更加科学、严谨、平实，并逐渐形成一种对待传统不是指摘其缺点而是寻求其优点的风气。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又一值得关注的学术方向。早在五四时期，国内就出版过名为《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但社会文化史研究在90年代的兴起，有着更为深厚的现实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快速成长，直接导致了文化的市场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伴随现代多媒体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工业”，具有极其显著的商业化、娱乐化和世俗化的特点。它在满足普通民众文化消费的同时，客观上也弱化了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人的解放。活生生的现实要求史学家调整研究的重心，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此情况下，一些研究者注意吸收和运用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开始了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在刘志琴的带领下，明确提出以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为此后一段时间的主攻方向，主张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他们先后编写了多卷本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发表了系列论著，并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1992)、“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2001)等学术讨论会。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拓宽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并为此后学界引进欧美的“新文化史”准备了条件。

参考文献：

[1]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A].中国史学会秘书处.中国史学会五十年[C].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

[2]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A].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3]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J].复旦学报,1984(5).

[4]葛兆光.汤一介先生采访记[J].中国文化,(创刊号).

[5]刘大年.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点希望[A].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文化史通讯(第1辑)[C].

[6]庞朴.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N].理论信息报,1986-3-24.

[7]庞朴,夏中义.学术反思与文化“着陆”[J].文艺理论研究，1995(2).

[8]庞朴.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为庆祝梁漱溟先生执教70周年而作[A].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C].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9]庞朴.民族性的再认识[A].稂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袁亚军

New departure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from 1978 to 2000

ZHANG Shao-jun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this research was initiated and organized by Liang Shuming, Cai Shangsi and other well-known scholars in the early 1980s. They actively promoted the research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through founding the specializ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journals and frequently holding academic meetings. By the end of the 1990s, the fairly influential academic teams had emerged and published about twenty series of academic works on the them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bout 200 academic works entitled “Chinese culture”.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began to have a promising prospect. As for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s choice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odernization and trends of thought.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was more criticism and ne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1980s, and more acceptance and affirmation in the 1990s. An objective summary of this academic history will help promote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