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研究与文献翻译”(项目号：15YJA72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语言哲学的困局与出路*
——以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及其解读为例

李国山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学转向；语言实在论；语言唯心论；生活世界

收稿日期：2015-06-23

作者简介：李国山，男，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8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5)06-0012-06

摘要：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批评和拒斥，语言哲学由盛转衰。再加上分析哲学内部的心灵哲学、政治哲学等分支学科渐趋强势，语言哲学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语言哲学家们牢牢守住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努力寻求新的出路。维特根斯坦是影响最大的语言哲学家，对于他的前后期思想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围绕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解读问题而形成的语言实在论和语言唯心论之间的对立与争论，正继续推动着语言哲学的发展。

一

2006年，Clarendon Press出版了《牛津语言哲学手册》(Ed.by E.Lepore and B.C.Smith)。该手册正文部分长达1083页，集中呈现了语言哲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轨迹和学术成就，并分专题探讨了语言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困境以及语言哲学家们为摆脱这些困境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整部手册由八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历史语境，探讨了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哲学的开创性贡献以及20世纪语言哲学的整体发展概况。

第二部分：语言的本性，主题包括心理主义、语言的内在性、语言与习惯用语(他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

第三部分：意义的本性，整部手册的核心部分，探讨遵守规则与规范性、自然主义意义理论、真理与意义、意义整体论与原子论、翻译的不确定性、基于内涵的语义学、命题内容、概念角色语义学、语义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相关性理论、语义学同语用学的区分。

第四部分：指称的本性，主题包括指称的本质、述谓指称、严格性、名称与自然种类项、何谓指称。

第五部分：语义理论，探讨形式语义学、二维语义学、取消主义等论题。

第六部分：语言现象，论题涉及组合性、含糊性、时态、复数、逻辑常项的语用学、量词、逻辑形式等。

第七部分：各种言语行为，探讨隐喻、非陈述句语义学、言语行为与完成行为式等。

第八部分：关于语言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主题涉及意义和指称(某些乔姆斯基式论题)、知道语言是怎么回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三元阐释架构、共享内容等。[1](Pxi-xiv)

在该手册的前言中，两位编者写道：“20世纪后半叶，鼎盛时期的语言哲学被视作处在哲学的中心位置，因为它提供了通向形而上实在的根本途径，或者说，提供了对怀疑论的驳斥，对笛卡尔主义的挑战，以及对他心问题的解决。”[1](Pvii)然而，他们接着指出，由于受到后现代哲学家们的猛烈攻击和语言学家的无情排斥，语言哲学头顶的光环渐渐褪去。例如，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本来极力推崇语言哲学的巨大成就(1967年的《语言学转向》)，但后来却反戈一击，将语言哲学当成新的教条加以批判，认为语义分析对于解决哲学问题时毫无益处的(1979年的《哲学和自然之境》)。而语言学家则以傲慢的口吻对语言哲学家说：“关于语言研究的实质性进展只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学科中。”[1](Pviii)言下之意，你们就甭想用那套抽象的形式分析方法取得对语言的真正理解，别指望从我们的饭碗中分得一杯羹！

与此同时，在分析哲学内部，也出现了对语言哲学不利的局面。随着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语言哲学家们愈益关注实际使用中的语言，所做的分析工作渐趋技术化、复杂化、琐细化，哲学味道趋于平淡。达米特这样写道：“外行或非专业人士期望哲学家解答对理解世界至关重要的深刻问题。我们有意志自由吗？灵魂或心灵能离开躯体而存在吗？我们何以能判别正确与错误？有没有什么正确或错误的东西，抑或说，其存在仅仅是出于我们的虚构？我们能通晓未来或影响过去吗？上帝存在吗？外行的期待是对的：倘若哲学不去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它便毫无价值。可这位人士还是发现，分析哲学家们的著述大多与上述这些关切相去甚远。哲学著述通常会用到一大堆技术手段，所处理的是像专名的意义啦、将某个信念归于某人的一个句子的逻辑形式啦之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看起来与哲学本应处理的问题毫不相干。”[2](P1)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分析哲学家们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首先是心灵哲学的兴起。例如，约翰·塞尔本来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后来把研究重心转向心灵哲学，并宣称：“心灵哲学现在是第一哲学。处理语言、知识、伦理学、社会、自由意志、合理性等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最好要通过对精神现象的理解，至少在我这里，它们是通过一种对心灵的分析方法进行的，这种方法既拒斥二元论，也拒斥唯物主义。”[3](P1)其次是政治哲学的复兴。以罗尔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为标志，沉寂良久的政治哲学勃然兴盛起来。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大大得益于分析哲学方法的使用，这种发展客观上吸引了哲学家们关注的目光和研究兴趣，不可避免地抢占了语言哲学原有的风头。

二

语言哲学陷入了多面合围，真可谓四面楚歌！那么，在如此局面之下，语言哲学家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两位编者进一步指出：“眼下，语言哲学不再服务于别的哲学计划，转而着力于其最初的关切：自然语言的本性，以及人们借助自然语言表达和交流关于世界及其他事务的思想的独特能力。语言起作用的方式，各种特定的语言装置如何发挥其功能以获取效力，我们是如何知道表达式的各种性质的，以及我们如何在谈话中利用它们：所有这些都是当今的语言哲学要探究的。”[1](Pviii)“语言哲学继续严肃看待语言作为知识的一个对象和来源，作为心灵之间的一个界面，作为经验与实在之间的锚链，而在我们的生活里占据的特殊位置。”[1](Pix)

语言哲学尽管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当然，任何一场风行一时的哲学运动概莫能外)，却仍然顽强地生存着，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力。或者说，它已融进了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成为其过去、当下和未来存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丰富了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哲学的兴盛也改变了哲学，增进了它的多样性，无论是方法上还是内容上。语言哲学因此获得自身的历史定位，并获得永恒的价值。另外，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也一直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着积极的作用。例如，语言学研究越来越倚重于语言哲学的成就，尽管有些语言学家对语言哲学还抱有成见。著名语言哲学家万德勒写道：“语言学家是经验科学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偶然性的陈述，而哲学家感兴趣的是先天真理。”[4](P31)“语言学是哲学研究的工具。”[4](P28)反过来，语言哲学的研究结论则可以为语言学及其相近学科提供指导。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托马塞洛在其横跨语言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就大量援用语言哲学家的理论成果。例如，在其影响甚巨的著作《人类沟通的起源》中，他在每一章的篇首都引用维特根斯坦著作中的一段话，作为该章核心思想的简要表达。[5](P1-225)

如前所述，夹缝中求生存的语言哲学仍然固守自己的领地，做着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这里只选取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语言和实在的关系问题，略作探讨，一方面表明语言哲学如何仍然是一种“哲学”，另一方面，力图展现语言哲学家探讨哲学问题的独特视角。

在《牛津语言哲学手册》第一部分的第三章“20世纪的语言哲学”中，Thomas Baldwin写道：“20世纪上半叶，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一术语由伯格曼(1964年)最先使用，并因罗蒂以之作为一部论文集的书名而广为人知。在该书中，这次转向的发生过程被展现出来并加以评价)。这一发展过程的第一个明确信号是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1921年)中的论断‘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所发出的，而维特根斯坦的此项工作一直是如下论点的一个经典表达：哲学只能通过对语言的批判性研究来进行。因此，20世纪对语言的哲学探究路径，亦即当今称作‘语言哲学’的那些理论活动，一直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语言被当作哲学的一个首要源泉，因此这里便存在着一种双向的关系，在其中，关于语言的构想和关于哲学的构想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不过，一直处于中心位置的是这一主题：语言不只是某个完全独立的实在的偶然表达；相反，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系。尚存争议的只是，这种内在关系的本性是什么，语言在我们关于实在的构想中所扮演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1](P60)

这里讲到的中心问题就是语言和实在的关系问题，亦即语言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这乃是语言哲学家们必须固守的一个堡垒，因为这是语言哲学得以生存、发展下去的根据地，丢失不得。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争执点就是：语言和实在，何者优先？主张实在优先的，形成语言实在论阵营，这是正方。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存在一个独立于语言的实在世界，语言只是人们用于描述实在世界的工具。实在世界存在在先，语言对它的描述在后，于是，我们关于语言的哲学探讨便试图弄清语言是如何得以准确而清晰地表象实在世界的。我们很容易想到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我们给我们自己建造事实的图像”。[6](P29)该理论主张，由命题构成的语言是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一幅图像。不过，关于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解读还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实在论解释与反实在论解释之间一直争论不休。[7]

那么，语言反实在论持什么样的主张呢？顾名思义，它是从反对语言实在论出发的，是论辩中的反方：不赞同正方观点，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本方观点。反实在论是一个总的称呼，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很大的分歧。这一阵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语言唯心论，其基本主张是：语言优先于实在。有极端唯心论者提出：语言创造了实在。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先于语言存在的、独立的实在世界，实在永远只是相对于语言而存在。我们借助于语言而进行的命名和描述活动，使实在获得其存在。这里，我们又很容易想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论断：“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8](P178)

三

维特根斯坦无疑是西方语言哲学的中坚人物。他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分别在语言哲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即理想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中居于支配地位。20世纪后半叶，语言哲学发展的中心渐渐移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并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渐趋融合。在这一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与实用主义存在许多暗合之处，比如，他对于语言实践及其规则的强调、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等等。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本人1949年对美国的访问以及他的学生和研究者们在美国所从事的大量语言哲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均大大推进了语言哲学在新大陆的发展进程以及语言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对话与沟通。

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逐步凸显出一个中心论题：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阐释与研究中，形成了语言实在论与语言唯心论的对立与争论。主张维特根斯坦持有语言实在论的学者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有这样的形而上学设定：语言依据外在于它的实在而成立，其功用在于表征实在。而主张维特根斯坦持有语言唯心论的学者们则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所假定的形而上学是：所谓的实在并非独立存在，相反却是依赖于表征它的语言而存在的。所以，这两种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解读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实在决定语言还是语言决定实在？双方都能举出维特根斯坦不同时期的著作中的论断来支持本方的观点。比如，语言实在论一方多以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为说辞，而语言唯心论一方则仅仅抓住上面引述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那个断言。不过，尽管有这样巨大的分歧，两派之间还是有个共同点，那便是：均主张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拥有形而上学假定。但是，这种主张却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根本没有明确的形而上学立场，因此，他们纷纷提出既不同于语言实在论又不同于语言唯心论的解读。这第三种解读没有统一的名称，权且称其为取消论。语言唯心论和语言实在论之争由来已久，主张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做语言唯心论解读的有B.Williams, Jonathan Lear,P.Hacker等人；主张语言实在论解读的有P.F.Strawson,Norman Malcolm,M.Williams,B.Stroud等人；也有一些学者持中间立场，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含有某些唯心论或实在论因素，如D.Pears,G.E.M.Anscombe,D.Bloor等人；还有学者主张反实在论解读，但同时表示，这种解读并不意味着赞成唯心论解读，如I.Dilman等人，这些学者主张就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本身所关注的诸多论题以及他所采用的独特的探究方式来考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而反对将其思想放入本不存在的形而上学框架内加以探讨，因为，无论是前期维特根斯坦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都主张放弃形而上学追求，拒绝将理论构建作为哲学探究的终极目标。透过语言哲学基本问题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所做出的这几种不同的解读，实际上都各自具有其合理之处，对于推进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研究都有学术上的贡献。

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明确提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的元哲学主张，并在该书中严格贯彻这一主张的规范性要求，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构建出一套语言哲学理论。该书也因此被视作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得以完成的标志性作品。书中提出的关于命题意义的图像论正是对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解答，被视为关于语言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经典性的研究范式，对于随后的语言哲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启示作用。

那么，维特根斯坦本人在实现了前后期思想转变之后是否仍将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作为其语言哲学探讨的核心论题呢？或者说，他的后期语言哲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方式是否发生了改变？如果改变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也就是说，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到底能否一般性地谈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抑或只能分别探讨“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家对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关注，具体落实在他们对于各类语言表达式如何具有意义的考察上，由此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维特根斯坦也不例外。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是否包含确定类型的意义理论，学界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我们必须具体分析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图像论和后期的用法论，详细探究这两种关于意义问题的考察结论的内在理论意蕴，以及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语词和语句的意义问题时所选取的独特视角和独特表达技巧。乍看之下，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确实拥有完整的理论构架和明确的思想内容，但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处提出了著名的“梯子比喻”：“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来起阐明作用的：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用这些命题为梯级而超越了它们时，就会终于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看待世界。”[6](P105)由此看来，维特根斯坦只是将图像论作为一架借以登高的梯子而已，表现出他对于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排斥态度。而他后期提出的“意义即用法”的观点，表面看来似乎完全缺乏理论系统性，但并不能因此断定他的后期思想仅仅包含零零散散的洞见。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十分独特的哲学家。他终其一生都在关注语言哲学问题，并不断尝试着变换探讨的角度。尽管他明确承认其前期思想中包含严重的错误，但他还是希望把他的《哲学研究》与《逻辑哲学论》一道发表，并表示只有参照他的旧有思考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新思想。这说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一个整体。

那么，如何来把握这样一个横跨三十多年的思想整体的内部构造呢？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从前期的图像论经中期漫长的转变过程最后形成后期的用法论的演化过程，展现了维特根斯坦苦苦思索语言哲学问题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从年轻时期的理想主义情怀到后期的现实主义关切的发展轨迹。他青年时期恰逢逻辑主义盛行，又历史性地遇到了罗素和弗雷格这两位数理逻辑大师和分析哲学的开创人物，所以他满怀热情地将他们的逻辑分析方法运用到语言哲学的探究中去，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意义理论，并一度骄傲地宣称，《逻辑哲学论》已圆满地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

然而，随着他时隔十几年之后再度回到剑桥大学，他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却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长达六年的小学教师生涯让他有机会密切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另一方面，此时的维特根斯坦已年满四十，心智方面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随后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他首先对自己的前期思想做了认真的反思，并渐渐对过去的观点表示不满，直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与此同时，他着手重新审视人们须臾不可离的语言现象，仔细观察和思考人们使用语言的各种细节，以便弄清语言到底如何具有了意义，如何成了人与人之间有效交流的工具。他创造性地将“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引入哲学探讨中，用它来表现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和过程，并通过对各种实际的或设想的语言游戏的细致考察，努力看清各个语言游戏所包含的每一个步骤以及这些步骤到底是如何得以顺利完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而每一个语言游戏的进行与完成，对于参与者而言，都是一段生活经历：设想一种语言游戏，也就是设想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前期维特根斯坦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构造出的图像论只是关于语言的一幅静态的理想画面的话，那么后期维特根斯坦运用日常语言分析方法所描画出的则是关于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的一幅活生生的生活图景。因此，尽管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均以考察语言的意义为己任，但他看问题的视角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正是这种视角的改变导致了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在观点和内容方面的不同。或许正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经历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才导致了对于它的多种不同解读。换一个角度看，解读的多样性恰恰表明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丰富的内在意蕴和思想价值。作为语言哲学的经典文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著述当然是围绕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撰写出来的。对于这个核心问题的探讨，乃是语言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学界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有无形而上学假定的争论，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而且，关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这种争论本身也是推动语言哲学继续发展的一股力量，而在这些争论过程中所形成的各派观点也进一步丰富着语言哲学的思想内容。

四

近些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关注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陈嘉映教授在2003年出版的《语言哲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投注了极大的关切。他通过同语言学的对比，谈到了语言哲学的一般特征：“语言学家旨在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直到掌握这一机制甚至制造语言，哲学家从理解语言的机制走向理解世界，他不打算制造任何东西，而只是期待一种更深形态的理解生成。语言的哲学分析得出的道理是世界的道理，不是语言的道理。”[9](P23)这段话概括了语言哲学的目标、手段和内容。他本人对语言哲学的看法是：语言是对世界的概念化的反映，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理解语言表达式去间接地把握世界，所以，语言哲学就是一种企图通过理解语言进而了解世界的理论探究活动：“在语言这种成象方式中，现实不再是一道浊流，而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世界。每一事件都展现为某些元素之间的联系。”[9](P399)“人们总在寻找词与物的关系，然而，词就是关系，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个词和一个物对应，不是词与物有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与勾连。逻辑形式不是在语词和事物之间，仿佛一边是语词一边是事物，共同的逻辑形式作为两者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是：语言就是事物的逻辑形式——语言(命题、思想)之所以和现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因为思想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9](P395)

在这里，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似乎达成了和解：有世界，但世界是混沌未开，是一道浊流。世界一方面是实在的，另一方面又是有赖于我们借语言加以构造的。生活引导我们去对它进行区分与勾连： “我们把世界分解成一些元素。这些元素是我们用以谈论世界的最小单位。……世界是由多少元素构成的？一种语言有多少词汇，对这种语言来说，世界就由这个数量的要素构成。没有一种先验逻辑告诉我们应当把世界分解为多少要素，但有我们的生活指导这项工程。”[9](P391)

这是一套富有创意的折中方案，或可视作在前期维特根斯坦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两种观点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妥协。同时，这也是国内学者对于语言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依然值得继续探讨的是：在将独立存在的世界作为康德式的本体设定下来之后，我们借助语言对世界所做的赋形和澄清工作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或者，更一般地说，这项工作是如何可能的？陈嘉映教授拒斥先验逻辑，主张以生活为导师，努力在语言和世界之间建立关联。我们借助语言营造着生活世界：在这里，人、语言、世界融成一个自足的整体。于是，先将语言和世界加以割裂，再去苦苦思索二者孰先孰后——这是庸人自扰。

参考文献：

[1]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Ed.by E.Lepore and B.C.Smith.Clarendon Press,2006.

[2]达米特.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中文修订本)[M].任晓明,李国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M].陈嘉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5]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M].蔡雅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李国山.实在论还是语义学？——评关于《逻辑哲学论》思想的一场争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2(1).

[8]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9]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卢云昆

Predica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its possible solu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 Guo-shan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s declined due to the critique and refutation of post-modernists and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s fallen into a predicament. However, the philosophers of language have been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get rid of the predicament by sticking to the basic issues of their discipline.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in the school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udwig Wittgenstein’s early and later thoughts have been attracting various readings.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realist reading and idealist reading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ill push the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rward as us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