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5)05-0110-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5．013

［收稿日期］2015－04－03

［作者简介］曲升(1971－　)，山东莱州人，史学博士，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与世界海洋自由历史进程研究”(15BSS019)及辽宁省社科联项目“从中立权利到集体安全:威尔逊与美国海洋自由政策的转变”(2014lslktzigjwt－01)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得到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3DSS001)和2015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019)资助。

国联框架内的海洋自由构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威尔逊政府提出的重塑战后世界秩序“十四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经提出，就引发了英美学术界的海洋自由研究热潮，不过，当时学者发表的论著重在对一战前国际关系中的海洋自由问题加以追溯，即便涉及到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构想，也由于过于“近视”而难免观察“失真”，评判“失误”。 ①一战之后，战时威尔逊政府的外交政策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课题，各学各派从不同的思想立场、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广泛探讨了威尔逊主义的各项原则及其功过是非，产生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却忽视对威尔逊政府海洋自由观的研究。 ①因此，考察威尔逊政府海洋自由构想的形成，揭示其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对于丰富我们关于一战国际关系史和威尔逊主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外，海洋自由仍是当今世界一个涉及各方利益、牵动各国神经的重要话题，美国动辄以维护海洋自由(或航行自由)为理由插手国际海洋争端，平添了事态的复杂性。鉴于威尔逊对20世纪以来美国外交的深刻影响 ②，回顾和研究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构想，能够为我们观察和认识当前美国的海洋战略和海洋政策，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和借鉴。

一、与英国的《伦敦宣言》之争及“海洋自由计划”的提出

威尔逊政府国联框架内海洋自由构想，源于与英国围绕中立权利，就《伦敦宣言》展开的外交斗争。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致电欧洲参战国政府，称美国保持中立、调停争端，是其“特权和责任”。 ③美国的中立国地位和特权立即遭到了英国的挑战。1914年8月5日，英国政府为实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向中立国政府发出一份“违禁品清单”，开列“绝对违禁品”12类、“限制违禁品”13类。 ④为对抗英国的政策，美国国务院于8月6日向驻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大使发去指示，提议各国接受1909年《伦敦宣言》，以规范当下欧洲冲突中的海战行为。

《伦敦宣言》是1908年12月至1909年2月的伦敦海军国际会议上公布的。宣言共9章70条，就战时封锁、战时违禁品、违反中立的业务、中立捕获船的毁坏、改悬中立旗、敌性、护航、搜查之抵抗、赔偿、最后条款等方面，作了周密详细的规定。 ⑤当时，英国没有承认《伦敦宣言》，美国亦未批准。但由于宣言明确了战争中交战国与中立国的关系，体现了限制交战国权利、维护中立国权利的精神实质，堪称“历届海洋会议中对中立国权益维护最为广泛的国际条约” ⑥，所以美国转变立场，要求英国承认并遵守宣言。在给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Walter H．Page)的指示中，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Bryan)要求他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取得联系，表达美国政府的立场:英国接受《伦敦宣言》“将会避免严重误解在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发生” ①。

《伦敦宣言》不利于海洋霸主英国在海战中发挥其海上优势，所以尽管要面对美国的压力，英国内阁经过激烈讨论，还是于8月20日发布枢密院令，对宣言作出一些对英国“有效采取海军行动不可或缺的修正和补充” ②，并在10月上中旬酝酿出台新枢密院令，进一步强化封锁政策，扩大违禁品清单范围。 ③

威尔逊和代理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一致认为，英国的枢密院令是对《伦敦宣言》的篡改和违背，主张坚决抗议，直至英国全盘接受宣言。在威尔逊看来，英国枢密院令无异于“抛出海战新原则，并给中立贸易设置新限制——这是无先例可循的”。 ④兰辛主要基于中立国国家角色定位，从保护中立贸易权利的角度，表达了美国的不满。他指出英国枢密院令“动摇了中立国拥有的受最小程度扰乱继续其工商业活动的无可置疑权利的根基”，并强调，美国不能接受英国改动宣言的更重要原因，是其他国家会把美国的默认视为“对他们不友好的证据”——“美国不能允许它自己被置于一种其中立和不偏不倚被怀疑或遭到公开质疑的境地”。 ⑤

针对美国的批评，英方指出，英国议会从未批准《伦敦宣言》，所以它对英国没有效力。英方还援引美国内战史，指出当前英国采取的封锁政策，美国早就实行并坚持过，现在美国政府反倒要求英国政府放弃，实为不可理喻。 ⑥英方“理直气壮”的背后，是其无与伦比的海上实力支撑，对此，兰辛有着切肤认识。他在写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J．斯通(William J．Stone)的信件中提道:即便法理和历史对美国有利，继续与英国的争论也是无益的，因为“美国商业受大不列颠扰乱之害的事实，是英国海军在公海占有绝对优势的结果”;“历史表明，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那种绝对优势，我们的贸易就会遭到扰乱，很少有战争必需品被允许从我国运达他的敌国”。 ⑦

1914年10月22日，美国政府收回要求英国接受《伦敦宣言》的建议。与英国的《伦敦宣言》之争，以美国的让步而告一段落。威尔逊政府从这场失败的外交斗争得出两点极其重要的认识:第一，现有国际法不足以保障中立权利和海洋自由;第二，英国的海上优势构成了实现中立权利和海洋自由的严重障碍。换言之，捍卫海洋自由无非两条途径:或者改造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框架，或者打破英国的海洋霸权。这些认识成为此后威尔逊政府争取海洋自由的努力方向，指导着海洋自由政策的探索实践。豪斯上校提出的“海洋自由”计划，就是在这条探索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海洋自由”计划是1915年春豪斯上校在欧洲调停过程中提出来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违禁品仅限于真正的战争物品，其他一切物品均应视为自由货; (2)由商船从事的贸易，无论属于中立国或是交战国，只要不运载违禁品，均得在领海之外的水域自由进行; (3)中立国的商船甚至可以不受阻碍地驶入交战国港口，除非该港口处于敌国军舰真正而有效的封锁之下; (4)军舰只能以防卫为目的，即阻止敌对武装力量登陆，以及维持主要港口的开放。 ①

豪斯秘密文件编著者查尔斯·西摩尔认为，豪斯“海洋自由”计划并不具有真正的思想革命性，其建议不过是美国传统的海上私产豁免原则而已，如果一定要说该计划有什么首创性的话，那也仅在于他把上述建议冠之以“海洋自由”的提法。 ②实际上，豪斯的海洋自由计划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其中所包含的把“海洋自由”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接受下来，以此作为维持美欧关系稳定、启动交战国和平谈判的基础和手段，以及为防止某些国家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成立一个由所有国家组成的联盟，共同以武力对抗违背国际诺言的国家等主张，开始赋予海洋自由原则某种法律和政治意义，蕴含着以集体安全捍卫海洋自由的初步设想。这些都是豪斯对海洋自由观的发展，成为威尔逊政府勾画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

豪斯对该计划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这是一个能让美、英、德三方共赢的方案，可以作为和平会谈的突破口和起点。然而，英国作为世界海军霸主，坚持战时不考虑海洋自由的基本立场，并通过精明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来抵制美国的“海洋自由”计划。德国则追求“建立在钢铁，而非纸上的海洋自由” ③，并于1915年2月4日开始实施潜艇战。一系列的海上事件随之而来，尤其是5月7日的“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事件，造成包括128名美国公民在内的共1200余名旅客遇难。

美国政府在1915年5月13日、7月21日的对德照会中，严厉谴责德国潜艇战政策违反人道主义，重申美国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海上航行权利，要求德国放弃潜艇战，承认海洋自由原则，称:“美国将继续为赢得海洋自由不受任何侵犯而斗争，决不妥协，不惜一切代价!” ④豪斯抱怨说，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发生，给海洋自由谈判和达成和约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鉴于德国的举动，英国不会主动发起对话。 ⑤总之，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使美英德三方就“海洋自由”计划展开谈判的政治条件荡然无存。豪斯甚至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必须决定她将支持文明的战争、还是野蛮的战争的时候了”;美国“已不可能继续保持其中立旁观者角色，我们在这场危机中的反应，将决定当和平需要缔造时，我们将扮演何种角色，以及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为人类长期福祉而达成的安排”。 ⑥显然，德国潜艇战使美国决策者逐渐认识到，在传统中立政策框架内，海洋自由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威尔逊曾问计于豪斯:美国安能走出因海洋自由而与交战国双方争吵不休的迷宫?豪斯答曰:唯有采取积极政策(a positive policy)之一途。 ⑦

二、国联框架内海洋自由构想的形成及其双重性

豪斯积极政策在国际层面推行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国际联盟构想的产生。威尔逊国际联盟构想的形成过程，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这里所要关注的是，在威尔逊国联构想中，海洋自由占有何种地位、具备怎样的特征、结局如何。

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到1915年底，威尔逊及其政策顾问已经形成了关于国联的一些初步设想。在此基础上，威尔逊决定再次派遣豪斯出使欧洲。关于此次出使之目的，威尔逊指示豪斯:美国的唯一关切，是未来的世界和平及其保证条件;这些基本保证条件，包括裁军以及一个确保所有国家不受侵略并维持海上绝对自由的国际联盟。 ①可见，保障海洋自由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了国联构想当中，成为国联基本宗旨之一。在1916年5月16日给豪斯的信中，威尔逊重申这一立场:建立一个以维护海洋自由和防止任何违背条约或没有警告就发动战争等行为为宗旨的普遍联盟，是和平的先决条件。他强调，海洋自由原则对美国非常重要，必须把海洋自由纳入战后国际秩序思考中。 ②

为使海洋自由作为国联基本宗旨的地位更加巩固，威尔逊进一步提升海洋自由国际法原则的地位。1916年2月24日，在写给斯通参议员的信中，为阻止国会通过有关限制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武装船只旅行的决议，威尔逊表达了这样的立场:“考虑到这样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容许权宜之计取代原则的情况一旦发生，更大退让的大门就不可避免地被打开了……国际法完整而精美的构造，将在我们手下一点一点地变成碎片。” ③1916年5月27日，威尔逊对“强制和平联盟”(the League of Enforce Peace)发表演说，号召以“各国的普遍合作”去维护海洋自由和防止战争，从而对“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最后的保障”。 ④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演讲，阐述了他有关持久和平之基础的观点。他指出，未来的世界和平应该建立在以下原则基础之上: (一)把“门罗主义”扩展到世界(这是后来民族自决原则的先声); (二)以国际合作代替旧欧洲联盟(也就是后来的集体安全); (三)各国政府应是人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四)海洋自由。威尔逊是这样阐述海洋自由的:“海洋自由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开放通道的权利”;“海洋通道必须在法律和事实上，都是自由的;海洋自由是实现和平、平等、合作的必要条件”;“海洋自由原则是与限制海军军备问题紧密相联的”，“无论陆上或海上的军备问题，均为涉及各国和人类前途的、极其迫切的现实问题”。他最后强调，“这些都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人类的原则，这些原则必胜”。 ⑤

美国正式参战前，威尔逊政府已经在理论层面完成了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1918年1 月8日，威尔逊正式向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了关于战争目标与和平条款的“十四点”计划，主要包括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平等贸易、削减军备、民族自决、国际联盟等内容。“海洋自由”作为世界新秩序构想的重要内容，被置于“十四点”计划的第二点，足见威尔逊对其之重视。该点明确提出:“在领海以外的公海上，无论和平或战争时期，航行须绝对自由。只有为执行国际公约而采取国际行动时才可以封锁海洋的一部分或全部”。 ①“十四点”官方注解指出:该点所指的“航行”，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普遍和平时期;二是由国际联盟为了执行国际条约而参加的普遍战争时;三是涉及违反国际条约的有限战争。注解强调，“此点建议应与有关建立国际联盟的第十四点合并起来解释”。 ②这表明，在威尔逊政府的思想中，国联一旦建立起来，海洋自由的实现方式，就不再是中立权利，而是集体安全。至此，威尔逊政府海洋自由构想基本形成。

美国的海洋自由观念孕育于殖民地时期， ③表达于1776年“条约计划” ④，此后逐渐被确立为美国的外交原则之一，甚至被称为“美国人的守护神” ⑤。概括而言，一战前美国的海洋自由政策呈现这样的特点和趋势:第一，立足中立国国家角色定位，把海洋自由等同于中立权利，主张扩大中立国权利、限制交战国权利;第二，主要从经济利益层面理解和追求海洋自由，重视通商航行权利，极力主张海上私产豁免权，换言之，海洋自由即商业自由;第三，对欧洲主导的世界海洋自由进程保持“若即若离”，在赞同欧洲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同时，积极推动欧洲接受美国的海洋自由主张;若原则一旦与自己的特殊利益相冲突，美国又会抽身而去，保持行动自由。

以上述历史背景反衬，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观对传统海洋自由观的改造十分明显:在内涵上，提升了海洋自由的国际法原则地位，并使之与战后世界和平、合作的重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其重要的政治、法律和战略意义;在实现方式上，初步提出了集体安全的思路，表明了美国积极引领海洋自由进程的意愿。威尔逊的海洋自由构想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性。所谓理想主义，指这一构想是其理想主义国际秩序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强调法律、道德、自由、民主、门户开放等对于世界和平重要意义的思想一脉相承。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入江昭曾评价威尔逊主义“旨在超越那种主权国家为了一己之私而全然不顾全世界利益的传统方式的世界事务……是深深扎根于各国共同利益以及世界各地超越国家边界的人们的共同志向之上的一种国际主义”。 ⑥从其国际主义理想和追求而言，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观，或许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海洋事务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具进步性的一种方案。另一方面，威尔逊的海洋自由构想又是现实主义的，它在继续保证美国的海洋商业权利的同时，提出了开放欧洲列强已经霸占的海上通道的要求，反映了一种打破英国海洋霸权、逐渐确立自身海洋霸权的意图。对于英国侵犯美国中立权利的种种行径，威尔逊早已深恶痛绝。在他眼中，“海上军国主义(指英国的海洋霸权)，与陆上军国主义(指德国的军国主义)，乃一丘之貉!”在谈到1916年面临的危机时，他曾怨气冲冲地说过这样的话:若非德国造成的麻烦更大，他“在当时早已准备同英国摊牌”! ⑦而他奔赴巴黎和会时，所抱定的雄心之一即是“一劳永逸地终结一个强大国家统治海洋的历史”。 ①

威尔逊高调的理想主义又决定了其海洋自由构想的抽象性和空洞性，也就是忽略了对海洋自由实现技术层面的设计。威尔逊强调:美国有义务“在一个法律原则已遭破坏的世界上维护国际法的原则——不是技术性原则，而是涉及正义和人类的国与国之间的根本原则”。 ②然而，历史表明，随着技术进步和战争形式的变化，国际海战规则必须进行相应调整，才能从技术层面上保证海洋自由的实现。具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说，随着潜艇、飞机等新型战争装备的出现和总体战时代的到来，建立在帆船时代、有限战争条件下的传统海洋自由原则有些已显过时，如绝对违禁品和限制违禁品的划分更加困难、船舶体积庞大导致的全面搜查的不再可行、全民皆兵条件下“军队为目的地”抓捕原则的难以界定、海运和陆运对接导致“连续航程”的难以界定，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从法律技术层面提出应对之策，使海洋自由成为国际会议中可操作的议题，如此方能形成新的海战法规以保证海洋自由原则的落实。威尔逊政府对此虽有意识，但却过度热衷于理论阐释，结果导致其从国际法上对中立国和交战国权利“予以清楚和明确界定”的想法，始终停留在了口头。1918年10月12日，率团在美国访问的英国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蒂斯(Eric Geddes)要求威尔逊对“海洋自由”作出解释，结果，威尔逊的回答让格蒂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最高行政领导人的相关立场，“显然是不成熟的”，仅是一个与国际联盟有着模糊联系的宽泛概念。 ③威尔逊研究专家爱德华· H．布里格(Edward H．Buehrig)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威尔逊在如何定义海洋自由的问题上，思路不够清晰;他未能认识到美国历史上传统的海洋自由主张除非经过大的改造，是不能被植入国联政策语境的，结果，威尔逊没有成功地将海洋自由纳入其新的外交政策思考，使之停留在一种战斗口号上。 ④尽管当时的客观形势并不容许在和会之外再召开国际海洋法会议，从技术层面对海洋自由详加界定，但威尔逊主观上对技术层面的忽视，仍是导致其海洋自由政策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导致威尔逊海洋自由构想失败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其争夺海洋霸权意图引起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抵制。

三、争取国际承认海洋自由构想的努力与失败

威尔逊对自己的海洋自由构想充满了自信，所以，他给1918年10月到巴黎参加预停战会议(pre－Armistice Conference)的豪斯的指示是，务必争取欧洲盟国承认“十四点”作为和会的基础。但是，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显然意识到威尔逊海洋自由构想所隐含的颠覆英国海洋霸权的意图。10月27日晚，英国代表威廉·威茨曼爵士(Sir William Wiseman)拜访了豪斯，告知说:过去的几天内，英国内阁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条件;内阁成员激烈反对“海洋自由”，并希望在赔偿事宜上考虑英国在海上遭受的损失。豪斯在当天和次日回应英国人说:他不相信美国和其他国家会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英国对海洋的完全控制，就如他们不会屈服于德国对陆地的控制一样;英国人越早承认这一现实，对他们就越有利。他还威胁说:美国人民一旦受到挑衅，将会建立和维持比英国更强大的海军和陆军;毕竟，我们(较之英国)财力更强大，人口更多，自然资源更丰富。 ①英美围绕海洋问题展开一番较量，在所难免。

10月30日“最高战争委员会”(the Supreme War Council)复会。在会议正式开始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已向豪斯表示，英国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十四点”中关于海洋自由的条款:“如果第二条是国际联盟条款的一部分，那么，国联必须是英国能够认同的国联……如果海洋自由被设为和平的条件之一，英国不会同意它”。劳合·乔治还交给豪斯一份由他本人代表英法意三国政府起草的对威尔逊倡议的答复书，其中强调:“第二条款，即通常被称为海洋自由的条款，是可以敞开解释的，其中一些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必须保留在和会上对此问题的完全自由”。会议开始后，劳合·乔治又郑重声明，英国不会全盘接受“十四点”做为和平条件，尤其是第二点“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接受，它剥夺了我们的封锁权力”。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添油加醋地说:“我不能理解(海洋自由原则的)含义，假若真有什么海洋自由，战争也就不成为战争了。” ②

为了向欧洲人施加压力，威尔逊授权豪斯如此答复:“我不会同意参加一个不包括海洋自由议题的和平谈判，因为我们已发过誓言，不仅与普鲁士军国主义而战，而且与任何地方的军国主义而战。我也不会参加一个不包括国际联盟的协议，因为这样的一种和平将导致其保障在几年内便荡然无存，徒留全球军备竞赛——这将是灾难性的。” ③根据总统的指示，豪斯在11月1日告知英方:“除非劳合·乔治对‘海洋自由’做出某些合理的让步，盎格鲁—撒克逊团结一致的希望将会终结;美国曾因海洋权利问题在1812年与英国开战，1917年她再次走向与德国的战争，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豪斯再次严正强调，美国人民不会同意把自己舰船航海的条件——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交由英国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来决定。在11月3日的最高战争委员会上，豪斯为争取欧洲国家承认海洋自由原则，称:威尔逊总统坚持认为，(十四点中的)第一、二、三和十四点本质上是美国对和平计划提出的条件，他不可能对此作出让步。 ④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首先让步，表示接受海洋自由原则。劳合·乔治先是坚决反对，称“任何一位英国首相都不能这样做”，接着又表示“十分愿意就海洋自由展开讨论”。随后，劳合·乔治又以书面形式确认了这一立场，准备就海洋自由问题与美方进行“最自由、最开明的观点交换”。 ⑤

然而，威尔逊想要的，并不是欧洲国家对海洋自由有所保留，而是明确无误地接受该原则。他再次授权豪斯告知欧洲人:“如果他们拒不接受海洋自由原则，那么，我们将动用我们现有的装备，建立起一支我们资源能力许可的、且我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强大海军——他们应该相信这是确定无疑的!”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英国人态度同样强硬。劳合·乔治表示:“英国即便花光最后一畿尼，也要维持一支领先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大国的海军!”正如一位英国代表所观察的，“‘海洋自由’问题，几乎使会议破裂”。 ⑥在这种情况下，豪斯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协约国领导人作出在和会上就海洋自由原则进行充分而自由讨论的保证后，同意了最高战争委员会11月4日给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该备忘录除对海洋自由保留意见，以及界定了“赔偿”的含义外，批准十四点的其他所有各点作为停战协定和和平条约的基础。 ①

通过这一番交锋，威尔逊政府实际上认识到:在英国控制海洋的情况下，殊难通过一场国际会议一劳永逸地实现海洋自由;取得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海军地位，或许是更实际可行的途径。1918年12月20日和22日，威尔逊与英国驻法国大使爱德华·德尔比(Edward Derby)的谈话，透露了他的这一想法。威尔逊说:他希望美国与英国之间不会存在什么分歧，但海洋自由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两大隐患。“鉴于英国拥有分布广泛的领地”，他承认皇家海军的巨大权力，但同时指出，美国也应拥有一支这样的海军，因为美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随着威尔逊政府海洋政策转向追求海洋霸权，对海洋自由问题的关注逐渐消失了。英国和法国在他们提出的凡尔赛会议程序计划中，均未明确地把海洋自由列入议程。高调宣扬海洋自由的威尔逊在其提交的三份盟约草案中，更是对海洋自由只字未提。 ②更糟糕的是，在凡尔赛和会期间，威尔逊为了换取英国对其国际联盟计划的支持，不得已承认英国相对于美国的海军优势地位。

威尔逊在海洋自由和海洋霸权追求上的一无所获，引发了国内对其国联构想的激烈反对。共和党参议员威廉·E．博拉(William E．Borah)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称国联盟约“是英国人三个世纪外交生涯中取得的最大外交胜利”，并极具渲染力地质问:“英国在这一联盟中放弃了什么?她在什么上有所让步?……她屈从于海洋自由了吗?……她放弃了拥有最强大海军的权利要求了吗?”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也对国际社会中英国的巨大权力表示担忧:“大英帝国形成对国联的控制性影响力，是完全可能的。” ③总之，两党一致的看法是，威尔逊的国联构想既没有实现海洋自由，亦未为美国建立强大海军提供国际法保障，英国海洋霸权依旧如故。这也是他们结成反国联跨党派同盟的重要政治基础。

1919年9月底，威尔逊因中风几近丧命，已无力主导国内政局。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经过三轮投票，最终否决了凡尔赛条约与国联盟约。美国虽留在国联内，形成对英国的牵制，但寻机推动海洋自由的最后一丝希望却不复存在了。

四、结语

在经历了19世纪末的经济快速发展、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美国已崛起为世界大国，并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大踏步走向世界。在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征途中，海洋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定意义上讲，打破英国主导两个世纪之久的世界海洋秩序，重塑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海洋秩序，是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必由之途。在这破旧立新的尝试中，海洋自由作为17世纪以来世界海洋秩序甚至国际法基础性原则，是不可以随便抛弃的。创造性改造这一原则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威尔逊政府的肩头。

威尔逊政府对海洋自由的追求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政策设想。正如民国时期学者吴品今1922年的评论:“海洋自由问题虽属数百年来之问题，然引起世界关注而认之为世界之大问题者，实以威尔逊总统1918年所公布的议和十四条件主张海洋自由为起因……威尔逊可谓忠于海洋自由者矣!” ①但是，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构想，又是现实主义的，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这种两重性导致了它自身抽象空洞以及英国的激烈反对，结果，威尔逊政府未能实现自己的海洋自由政策设想。

威尔逊对20世纪美国外交及国际关系有着巨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基辛格指出:“自威尔逊以后每位美国总统均提出过大同小异的主张，但都不脱离威尔逊的主题……近百年来批评者对威尔逊的分析及结论大肆抨击，然而此间他的原则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基石……威尔逊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根深蒂固。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之际，她总是殊途同归地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 ②就其海洋自由观的历史影响而言，以集体安全、国际法规实现海洋自由的主张，和以美国海洋霸权、军事手段保障海洋自由的主张，都可以在威尔逊这里找到源头。当前，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是大势所趋。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各界若能回眸一个世纪前的威尔逊，从他那里寻找并借鉴推进海洋自由进程的教益、智慧和启示，庶几为美国自身和国际社会带来一些福音。

Wilson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n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QU Sh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Bohai University，Jinzhou 121013，China)

Abstract: During World War I，Wilson administration developed the plan for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in defending own neutral rights and mediating European war．After joining the war，Wilson administration further more uprais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eedom of the seas，and broadened its connotation to incorporate it into the fram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endowing it with abundant economic，political and strategic meanings and expectations．Wilson’s vision on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was both idealism and realism．The intangible and impractical emptiness，together with British resistance，led to the failure of this proposal．

Key words: Wilson administration;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duality; the League of Nations

［责任编辑:曹鲁超］

英国学界的论著主要包括: Ramsay Muir，The Freedom of the Seas，London，1917; Michael Cababe，The Freedom of the Seas: The History of A German Trap，London，1918; Francis Piggott，The Freedom of the Seas: Historically Treat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9; J．M．Kenworthy and George Young，The Freedom of the Seas，London: Hutchinson＆Co．LTD，1928。美国学界的论著主要包括: Charles Davision，The Freedom of the Seas，New York，1918; Louise Brown，The Freedom of the Seas，New York: E．P．Dutton＆Company，1919; Horace S．Oakley，The Freedom of the Seas: the Sinking of the William P．Frye，Chicago，1918; J．S．Reeves，“Two Conception of the Freedom of the Sea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22，no．3 (April 1917)，pp．535－543; Chandler P．Anderson，“Freedom of the Sea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72 (July 1917)，pp．65－75; Arthur Garfield Hays，“What is Mean by the Freedom of the Sea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2，no．2 (April 1918)，pp．283－290; Theodore Salisbury Woolsey，“Freedom of the Land and Freedom of the Seas”，The Yale Law Journal，vol．28，no．2 (December 1918)，pp．151－157; John H．Latané，“The Freedom of the Sea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84 (July 1919)，pp．161－170等。这些著作带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和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足以揭示一战时期威尔逊政府海洋自由观的形成和特征。

美国学界关于威尔逊政府外交政策的研究情况，可参照两项学术综述成果: David Steigerwald，“The Reclamation of Woodrow Wilson”，in Michael J．Hogan ed．，Paths to Pow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o 19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8－175; Lloyd E．Ambrosius，“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War I”，in Robert D．Schulzinger 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p．149－167．

弗兰克·宁柯维奇认为，威尔逊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贯穿于20世纪的始终，而且从根本上塑造了现代国际政治的框架和理念，因此，20世纪是“威尔逊的世纪”。Frank Ninkovich，The Wilsonian Century: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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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参见Ray Stannard Baker ed．，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Written from His Unpublished and Personal Material，vol．3，New York，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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