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家庭”：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女性小说的书写基点

郝 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在女性小说创作领域，家庭是女作家们无法规避的无解之思。家庭观念的产生会受到社会历史环境、性别属性、作家成长背景的影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担当体现了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女性作家对女性社会身份的着意辨析。这一时段，女性小说的主要内容体现为作家对于女性主体徘徊于“去留两难”这一现实景况的揭示。

家庭；1920年代末；1930年代；女性小说

“家庭”一词从狭义上讲是专偶制的产物，它对应的是一夫一妻制的组织关系，而从广义上说它可以囊括家庭发展过程中存在过的各种形式，比如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等等。仅就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中国家庭组织形式来看，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处于并存状态，而大的家族或者宗族也是广义“家庭”概念可以涵盖的。中国现代女性小说从“五四”时期走来，它是现代女性作家凭借自身的性别经验和审美尺度创作出的以女性社会生活和内心体验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作品。实际上，1920年代末以及整个1930年代的女性小说创作就反映出了时代齿轮运转中人类家庭观念的变迁，而女性群体在不断更新家庭观念的过程中逐渐达成着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进一步确认。然而在找寻自我的过程中，“出走”问题又始终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

一、差异溯源：影响家庭观念的复杂因素

家庭观念（或称家庭观）反映的是个人对家庭的一种态度，它一方面囊括了个人的恋爱观、婚姻观，另一方面也牵系着与家庭相关联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等，具体而言又涉及到个人如何看待和对待父母、丈夫/妻子、儿女以及所有其他家庭成员。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女性小说与国外同时代的女性小说以及国内不同时代的女性小说都有着显著的区别，而这些差异的生成主要受到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社会历史环境因素

从社会历史环境的角度考量，家庭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中西家庭观念不同。经济基础的不同是导致中西家庭观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城市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动荡的政治局面阻碍了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制的生成，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始终没能摆脱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西方社会虽在同时期经历着经济危机，但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西方人对信息和知识的重视，加之从商常要走南闯北，因此西方家庭十分注重对独立意识的培养。

从政治上看，中国讲究“家国天下”，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氏族解体后血缘的密切度并未被打破，因此宗法制度森严。西方社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凸显了个人观念的重要性，这在家庭内部就表现为家庭成员间的平等对话。

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就有了强烈的群体本位意识——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与群体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而这恰恰为封建伦理要求女子“三从四德”提供了某种合理性解释；西方的价值体系因充分尊重个体而带有鲜明的个人本位色彩——无论是夫妻，还是父母与儿女，都无权干涉彼此的任何选择。

2.性别属性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将“三从四德”奉为女子的生存信条，“男主外、女主内”也始终是和睦家庭得以长期维存的基本保障。的确，无论是从生理机能去考量，还是从生产生活去权衡，男性与女性的分工与合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文化由此而缔造的“男尊女卑”思想则显出偏颇之弊。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被统治或被奴役的地位。

及至近代，男性和女性的家庭观念渐次进化一新。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催进了家庭伦理观念的近代化以及现代化转向，一些男性（主要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于此开始认识到男性群体千百年来对女性的狂妄压抑和无理奴视，并在发现“人”的基础上发现了一直为他们所忽视的“女人”，于是他们开始鼓励女性摆脱封建父法的戕害，独立地思考人生，自由地寻求伴侣，而这也是他们对作为儿子的自己的一种期待。然而遗憾的是，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支持女性独立的男性知识分子也没能完全摆脱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禁锢，在渴求建立新式家庭的过程中，他们又预先设定和安排了新式妻子的角色功能和生活模式。女性自身在此时也获得了一种觉醒，一些女性敢于向旧家庭说“不”甚至宣战，她们中的一部分旨在寻求一种新的自由的生存状态，家庭依旧是她们的最终归宿，为人妻、为人母始终是她们的梦想；还有一部分更倾向于投入火热的革命生活中去，伴侣间必须拥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仰，他们必须首先是战友而后才是夫妻，否则女性宁愿以单身的姿态继续斗争。

3.作家成长背景因素

其实，这一时期女作家的家庭观念在其作品中多有反映，这是因为她们在艺术表达上大多仍停留在如实地描述自身的生活经历的层面。应该说，女作家个人的家庭成长背景和所接受的教育对她们的家庭观念的形成影响甚大。统观该时段女作家，无论崭露头角者，还是在“五四”时期就已进入文坛的，都在幼时就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文化知识和社会信息，这是她们能够在成人后率先获得性别觉醒的基本条件。丁玲生在湖南临澧乡村，家中本是望族，然父亲早逝，叔伯不济，所以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余曼贞变卖家产携女入师范学校读书，平日里还亲自教授女儿，加之丁母与女革命家向警予过从甚密，所以丁玲很小就已通达诗书；女兵作家谢冰莹也来自湖南，父亲曾是前清的举人，后办学做校长，谢冰莹自幼受父亲教育熏陶，为能读书曾绝食抗争，后终进入大同女校；远在东北的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生母早逝，父亲与继母待他不好，但祖父慈爱有加，因此她得以到哈尔滨做寄宿生并学习绘画。此外，冰心、冯沅君、庐隐、林徽因、白朗、葛琴、罗洪等女作家的父母或家中其他尊长也多为其时受过教育的人士。

尽管与普通百姓家子女相比，本时段进行写作实践的女作家们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她们童年和青年时期的遭际却多为不幸，女儿的身份让她们在封建家庭中处在最低的位置上。她们中的一些成长于单亲家庭，年幼丧父者多随寡母奔波或寄人篱下，比如丁玲、白朗、冯沅君、庐隐、关露；无母者则常为其他家人漠视或嫌弃，如袁昌英、萧红。为了获得读书和自由婚恋的权利，女作家们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叛逆精神。白薇在渴求继续读书时被父母强制嫁人，在遭受婆婆和丈夫虐待后出逃；谢冰莹被母亲长困家中而四次逃婚，出走期间从军和读书是她生活的全部；丁玲因拒绝与表哥成亲而被舅舅谴责并引发了激烈的家庭内部纷争，最终在母亲的支持下解除婚约；萧红在祖父去世后为逃避包办婚姻只身来到哈尔滨，但却被未婚夫一路追缠和诱欺，在怀孕后被遗弃。悲惨的经历和安全感的缺乏让她们对家庭产生了一种怀疑心理，她们相信爱情但却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无法隐藏的悲观和迷惘。

二、角色辨析：女性人物的多重家庭身份

性别的社会建构论使女性在进入社会生活后获得了多重身份，从家庭视阈看女性主要以女儿、母亲、妻子的身份活跃在生活当中，此外她们还有祖母、儿媳、孙女/外孙女、姑姑/阿姨等身份。“女儿”和“母亲”这两种身份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具有不可选择性，也就是说血缘关系让女性为女不能选择父母（亲生），为母不能选择儿女（亲生）。这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对应出家庭矛盾中诸多不可调和之处。比较而言，女性主体在“妻子”身份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变化空间，即便是在封建父权的钳制下女性鲜有婚姻自主权，但她们与配偶间至少因为非血缘性的存在而保有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

1.女儿：抵制僵硬“孝”文化的先行者身份

女性作家，也许会因未曾生养而不知为母之味，也许会因信奉独身而不晓为妻之道，但实在对“女儿”的身份再熟悉不过，因为她们自出生伊始便具备了这样的身份。如果简单地将一个家庭看成是由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组成的单位，那么在封建家庭中地位最卑微的就是女儿。且不说作为晚辈在家庭生活中缺少自主权，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也实在荼毒甚深：“为人女”的悲哀莫过于既要完全听从长辈，又很少能得到来自父母的且与她们的兄弟同等的重视和关爱，而俗话“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偏又为女儿的悲戚命运作了补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儿”的身份注定了她们的孤独与彷徨。

“孝”文化自古有之，然在“美德”外衣的包裹之下却潜藏着子女在封建父法钳制下屡受压迫这样一个事实。在传统思想当中，“孝”之真谛除养老送终外，更有一个“顺”字做衬，而所谓“顺”就是尽顺父母之意，“不顺”就等于“不孝”。以此为标准，“五四”逆女们显然是“不孝”的一代，而至于1920年代末，新女儿们更是将“不孝”升级，因为她们已试图通过反抗旧家庭并到社会上寻求新的身份来改变自身的“女儿”地位。在谢冰莹《女兵自传》中，深受儒学影响的父亲与办事强干且坚守“三从四德”的母亲在叛逆女儿“我”的“出走”之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自幼“我”便被指腹为婚，母亲要求我必读的书是《教女遗规》、《烈女传》、《女儿经》，“我”被强行裹足，还要学习纺纱、绩麻和针线活。然“我”偏偏喜读书、爱自由，认定女子与男子是一样的人，于是“我”为读书绝食抗争、入学后烧裹脚布、为反对“娃娃亲”四次逃婚、为革命当女兵赴战场……这一切都反映了“我”对“女儿”这一家庭身份的不满，或者说由于封建父权预先设定了“女儿”的涵义，所以“我”必然要通过反叛性实践颠覆“女儿”这一身份的传统定义并重新诠释。

沉樱笔下的妩君（《妩君》）为了心中的爱与理想毅然决然地逃出了封建旧家庭，她也曾想过“父亲顽固的怒骂”和“母亲的慈祥的悲痛”，但最终还是没有回头，然不幸的是她所一直等待的那个“他”并没有如约而至，这时的她已然陷入无限的绝望。丽尘（《回家》）在读书一事上并没有受到父母的阻挠，然在外求学一年后她已明显成长为一个进步女青年——除了原有的“沉默的态度”和“寂寞的微笑”，便是“剪了短发”，更为重要的是她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小家庭的温暖不能代表社会的光明，她必须投入到切实的革命事业当中去。因此“回家”的温馨反而催生了她的苦闷和后悔，幸福女儿的身份便在挽留她这一点处失效，而她在大革命破败之际的离家选择似乎又印证了“自古忠孝难两全”的道理。所以，本时期女性作家对女儿身份的关注和书写特别是对觉醒一代女儿的刻画首先便冲击了僵固的封建“孝”文化传统，这就必然造成封建家庭的瓦解之势。

2.母亲：颠覆常规“教”理念的养育者身份

“母性”原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大体可划分为生与养两个部分，而它一旦被纳入人类的社会文化编码，就一定与“母亲”身份相关联。波伏瓦认为“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1］但女性在完成自然使命的同时就必须承担起培养下一代的责任，这个责任绝不单单是让孩子吃饱穿暖，还包括对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

封建家庭中的保守母亲在心理上和行为上都有着极深的复杂性，如果说从“五四”到20年代末的女性小说凸显了作为封建父权帮凶的母亲在母爱本能的驱使下的矛盾处境，那么这一时段的女性小说则大大丰富了“母亲”这一身份带给女性的特别遭际。杨刚以《母难》生动诠释了吴妈身为母亲的悲剧性：丈夫的虐待迫使她带着儿子来城里做工，她让儿子去做学徒，可儿子不堪受苦而出走，她只得请假寻子，这已然表明“教”的无可奈何与不顺意；此时儿子竟又很快认定了父亲的改过，于是有了与母亲一起回家的希冀。故事的结尾并没有透露吴妈是否重回丈夫身边，显然作者自己也陷入了无从选择的迷思，可这恰恰证明了为人母的女性在渴求独立生活的道路上总会因亲情的牵绊而无所适从，因此她们往往并不能像年轻的女儿们一般“说走就走”。

母亲的“不教”绝非“不管”，在该时段的女性小说中它表现为一种“放养”态度和“民主”态度，即开明母亲不仅在孩子年幼时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思想启蒙教育，还积极地鼓励女子去念书、经世面，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教”。在丁玲的《过年》一篇中，小菡因她和弟弟穿戴不入时而被他人嘲笑，当她问母亲何时能买新衣时，母亲告诉她一个人若只是穿得美也就似绣花枕头，外面好看而已，唯读好书、有学问才最值得骄傲。另外，母亲还常因工作繁忙而把小菡一人留在亲戚家，这一方面体现出作为知识女性的母亲对于自身的“母亲”身份具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和体认，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母亲在培养子女独立人格过程中所酝酿的某种坚定的女性生存智慧。从更深的层面说，母亲对女儿所进行的这种思想和行为灌输正是新女性精神得已延续和传承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女性个体若在接受启蒙教育时就有机会形成与“女子无才便是德”截然相反的人生理念，那这样的女性就势必在长大成人后成为性别独立和性别解放的先行倡导者。于此亦不难看出小菡的母亲在教育上已对以往“为人母”的常规教育理念做出颠覆，由此她既与作为封建父权帮凶的“母亲们”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又为左右为难的“吴妈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参照。

3.妻子：冲击禁锢“从”信条的徘徊者身份

《说文解字》予“妻”以“从女从工，又持事妻职也”之意，可见为妻者必是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有所担当的。古代家庭因一夫多妻制而有妻妾之分，而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家庭则无须做这样的区别。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中国由于身处家庭形态变革的过渡期，所以持着“妻子”身份的女性当中既有腐朽家庭炮制出的旧式太太，又有冲出封建藩篱却不幸再度沦陷于家庭琐碎的新式太太，此外还有备受屈辱与折磨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媳妇”。其实中国人对于为妻者的最高赞美就是“贤妻”。在封建价值体系当中，“贤妻”首先必以“三从四德”作为自身的最高行为准则；其次“贤妻”一定与“良母”相映托；再次“贤妻”要知孝顺公婆、友爱兄弟、和睦妯娌，最后便是持家的本领过硬。与之相悖的不从“贤妻”之道者则自然被视为不懂礼数、不安分、亟待严苛调教，更有甚者被划为不守贞洁一流，是要以刑罚和死罪来处置的。

该时段的女性小说中多有热衷辞“旧”迎“新”的妻子形象。丁玲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的美琳是基于自由恋爱嫁给丈夫子彬的，但是子彬却企图主宰她的一切，对妻子的干预“比一个旧式家庭还厉害”，所以美丽的着装和整日的游玩并不能令美琳欢愉，她意识到为了爱她已失去了自己，于是在多番思考后她决意同若泉一起参加文艺研究会，开始新的人生。事实上，新式妻子的“再出家门”是书写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出走”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所谓的“新家庭”由于男性霸权话语的长期存在始终没能摆脱“旧”的实质。美琳在做出最终的选择前是无比彷徨的，作品对她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多有关注，其实这种彷徨心理是“美琳们”对爱的失望的体现。试想“五四”一代充满反叛精神的新女性们是以怎样的声势和气魄为自由爱恋冲出封建家门的，而当她们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所愿并打算与“自己的选择”长相厮守时，才蓦然发现一个新的壁垒将自己死死地困住，无法畅快自在地呼吸，这无非是从一个“父”的火坑跳入了另一个“夫”的火坑，而“从”夫就意味着以牺牲身心自由为代价去守住那旧日里自己的“奋斗”成果，“不从”则必须做一次全新的“出走”的决定和实践，最令人犹豫不决的是这一次“出走”就等同于与稳定的家庭关系彻底决裂，前方召唤她们的或许是明媚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却是无法预料的。

三、内容体现：女性主体去留两难的现实

现代女性在困囿于家庭内部之时，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压迫和考炼，于是“出走”与否旋即成为较具独立意识的女作家们倾心思考的问题。延续“五四”时期新女性“出走”话题的传统，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女性小说在此一点上进行了更为集中的书写。

1.昔有桎梏：对封建藩篱中受迫害女性的呈示

较之以往，女性小说的创作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更为平民化，这是因为女性知识分子在冷却了恣肆的青春之火后逐渐意识到社会底层的受压迫妇女才是其时中国女性群体的大多数。萧红对封建藩篱中屡遭迫害的妇女关注最多，刻画最深，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生活的曲折艰难与死亡的轻而易举如影随形。《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在丈夫被张地主烧死后并没有能力声讨和反抗，只能如蝼蚁般继续干活儿，怀着身孕的她一旦有所懈怠还会被张地主踹上一脚。劳作的过度、营养的匮乏以及地主的欺压导致王阿嫂在生完孩子后便死了，更悲惨的是孩子在出生不到五分钟也死了。《生死场》中的金枝在嫁给成业不到四个月就学会了诅咒丈夫，而丈夫不但在金枝怀孕时强行夫妻之礼，还在小金枝不满一个月大时就将她摔死，日军侵占东北后金枝迫于生计来到城里，然辛苦赚的钱总被他人抢夺，最终她只能通过出卖身体来糊口。客观而论，列强的入侵实际上为中国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是因为他们蛮横无理的行径一方面带来了资本主义于复杂混乱的政治环境中的萌芽，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根基。但是城市文明发展的不健全和畸形必然导致人的生存的不健全和畸形，城市中的底层劳动妇女在此首当其冲，丁玲《法网》中的阿翠便是明证。阿翠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小人物，她为了能给母亲寄些钱不惜怀着身孕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却不料被王婆婆嫉妒而遭了诬陷，还流了产。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顾美泉被同乡于阿小利用关系挤掉了工作，顾为了报复一气之下错杀了阿小的妻子小玉子，而后逃跑，警察为了复命竟抓了阿翠替丈夫坐牢。小玉子的死和阿翠的被囚都表明了女性作为妻子的不幸，她们不能躲过也无意躲过丈夫附加在她们身上的灾祸，这是黑暗时代和封建父权制的悲哀，也是逆来顺受的女性自身的悲哀。

像王阿嫂、金枝、阿翠这样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作品中屡见不鲜，她们的遭际虽各有不同，却也绝不单单是一个人的故事。其实，这些惨遭封建旧制腐蚀的女性的悲剧性并不仅仅在于她们被折磨和虐待的事实本身，而是在于她们自身缺乏觉醒和反抗意识，更为讽刺的是目睹她们悲凄命运的其他女性从来只能给予短暂的议论和同情，然后在冗长无味的生活中便渐渐忘却。本时段女作家的这种书写选择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做了真切的反映和坚决的控诉，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女性“出走”的必要性，因为在与封建腐朽势力斗争时，女性除了以死相搏的正面手段外，完全可以迂回地选择“出走”这一方式以寻得新生。此外，女作家们在描写受奴役女性之余还表现出了鲜明的阶级意识，萧红于《王阿嫂的死》一文中写道：“在村里，王妹子，楞三，竹三爷，这都是公共的名称。是凡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然的标志。”［2］也就是说，其时底层妇女在裹挟着封建性征的同时，也被女作家们视为某一阶级的特定组成部分，这就为女性的“出走”提供了另一个可供勘析的动因。

2.今有枷锁：对渴望健康家庭的新女性的刻画

“大都市的发展为逃离家庭的新女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她们可以拒绝家庭，投身社会，逃避寄生的命运。然而，等待她们的，也无非是成为都市文化市场橱窗中的高档商品。只有把自己异化为色相市场上的商品才能活下去。女性如果不走这条路，那就只有恋爱、结婚，建立新家庭。”［3］实际上读者在这一阶段的女性小说中不难发现，许多冲出封建牢笼的女性都是拥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她们渴求着平等健康的家庭生活，对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婚姻满是期待与向往。然现实往往不遂人愿——当她们真正踏上希冀已久的人生道路时，才蓦然发现幸福之难，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消弭了恋爱时的浪漫和温情，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情结更将她们限制在狭小的家庭中，使其成为看似精致却毫无自由可言的笼中鸟，于是失落、迷惘、忧虑、焦灼甚至愤怒将她们层层缠绕，久久不能散去，她们已然患上了严重的“出走后遗症”。

罗洪的《落寞》即描写了渴望美满生活的新女性在成为家庭主妇后不仅丧失了往昔的天真烂漫，还常疑心丈夫会背叛自己，夫妻间的冷漠相待不但扼杀了甜蜜和憧憬，还催生了知识女性的落寞和孤单，也就由此呼应了小说的“落寞”主题。沉樱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创作大体都以进入家庭生活的新女性为主人公，多抒写这一特殊群体的复杂心绪：《爱情的开始》中的女人为了爱情牺牲了学业甚至一切与男人同居，但男人在娶了她之后却是种种的不忠实，连道歉求和都造作糊弄，女人的苦闷和愤恨便可想而知；《空虚》中的茜子为了“他”从家里走出来，但“他”为了与父亲见面而失约，茜子只能在空虚的等待中度过长夜；《妻》中的丈夫“我”倒是尊重妻子的选择，但是作为知识女性的妻子在怀孕后陷入了文学理想与母性本能相冲突的两难处境，堕胎后的妻子郁郁寡欢，生活终究没有办法如计划中那样归于原点；《一个女作家》中的女作家本是在创作中获得了心灵上的满足，但在与从事写作的男子结婚后她的写作就失去了从前的价值和意义，稿费成了她写作的全部理由，她日渐觉得自己是一台机器……由此可见，建立新家庭是“出走”一代知识女性的一个基本取向，但她们显然没能料到生活是如此地现实和残酷，自己选择的另一半也未必能长久地依靠，因此她们的“出走”往往是以“重归”姿态收场。

3.往赴何处：对女性主体反叛精神的模糊认知

中国现代女性小说对“娜拉走后怎样”的集中思考肇始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有研究者指出该作品得以产生的原因包括“非特定意义上追求‘革命’的动机，时代的文化气氛的影响，以及作者处在特殊年龄阶段时心理、生理状态的支配”。［4］事实上，丁玲笔下的莎菲引导并影响了1920年代末以及整个1930年代新女性形象的塑造，这个人物第一次将热望的未得与追求的苦闷归咎于自身，敢于对女性自我做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其明确的反省态度恰恰体现出这一时期女作家对女性主体反叛精神的模糊认知。

诚如前面所述，新女性在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小家庭后并没有获得理想的生存状态——如果说该时段女作家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新女性的生活境况做了最真实的呈现，那么她们中也有一些人关注到了女性在主观意识层面上发生的变化。丁玲眼中的城市“新女性”生存困境就清晰地映印在乡村姑娘阿毛（《阿毛姑娘》）的欣羡和“不知道”中，她“真不知道也有能干的女人正在做科员，或干事一流的小官，使从没有尝过官味的女人正满足着那一二百元一月的薪水；而同时也有自己烧饭，自己洗衣，自己呕心沥血去写文章，让别人算清了字给一点钱去生活，在许多高压下还想读一点书的女人——把自己在孤独中见到的，无朋友可与言的一些话，写给世界，却得来如死的冷淡，依旧忍耐着去走这一条在纯物质的，趋图小利的时代所不屑理的文学的路的女人。”［5］而这走在为时代所不屑的文学路上的女人自然不难被理解为是其时正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丁玲自己以及和她一样的女作家们。然无论是科员、干事，还是孤独的女作家，她们至少都能够在自己所醉心的选择中得到某种不为他人所解的慰藉。真正痛苦而惆怅的是像节大姐（《小火轮上》）这样的知识女性，她被学校辞退的理由是她与有妇之夫昆山互通暧昧信件，但她却万万没有想到昆山在与旧式婚姻决裂后娶了别人，事业和爱情带来的双重打击让节大姐满是疲惫和迷惘，她在船上始终不知心应飘向何方。

沉樱在《旧雨》一篇中借黄昭芳之口直接表达了自己对新女性组建新家庭的看法：“女人，真也难怪被人轻视，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6］194琳珊对黄昭芳的这种议论颇为反感，但在其面临毕业时也无奈于“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6］195。故事大体由女性间的对话构成，言语中尽是知识女性的愤懑与忧悒，“旧雨”这一意象凝结了作者对以往曾高举理想大旗、现今却深陷婚恋泥淖中不能自拔的新女性们的无限怀恋与惋惜，作品浮动着潮湿而沉闷的气息，回忆是美好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却也是不敢时常想起的，因为现实实在太残忍，基于此，“家是女人的坟墓”这一观点成了这一阶段女性小说的基本论断之一。诚然，“黄昭芳们”那甚为“慷慨激昂”的“觉悟”反映了特定时段当中一部分女性对于婚姻恋爱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源自令人失望甚至憎恶的生存现实，也源自女性对自我选择的无力和不自信。然这种论断显然是偏执的、模糊的——“出走”女性是否一定要归于家庭，家庭生活的不如意是否仅是男性的责任，女性如何在自省的基础上处理好家庭和理想间的矛盾关系——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女性小说还没能为这些问题找到恰切的答案。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ΙΙ［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03.

［2］萧红.萧红全集：上［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3.

［3］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文学自由谈，1991（3）：45.

［4］李洁非.“她们”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7（5）：45.

［5］丁玲.丁玲文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53.

［6］沉樱.沉樱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董明伟］

I207.42

A［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150404706

2015-03-04

郝 丹（1988—），女，辽宁锦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