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敦国，景 远，沈鹏超

（1.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秦皇岛066000；3.燕山大学教务处，河北秦皇岛066004）

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探析

石敦国1，景 远2，沈鹏超3

（1.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秦皇岛066000；3.燕山大学教务处，河北秦皇岛066004）

论文不仅反对区分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马克思论”，而且不认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过渡性的和不成熟的理论。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把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与黑格尔的活动原则结合起来，确立了感性活动或实践这个关键性概念，建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异化劳动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本质性的相互关联。马克思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的历史，揭示了生产力、社会关系、人的存在和历史等同人相异化这种全面的异化关系，把劳动的异化看作是阶级和阶级矛盾的根源以及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如果说人类通过劳动的异化来积累劳动和发展历史具有某种本质的必然性，那么，异化的扬弃和劳动的解放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

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解释史回顾及其局限性分析

1.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是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公开问世而兴起的，其中也极大地受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影响。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德曼、马尔库塞、弗洛姆、弗兰尼茨基、科尔纽、麦克莱伦、列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施密特等。

第一，强调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断裂甚至对立，主张“两个马克思论”，是西方学者的突出特点。同时，理论家们往往把《手稿》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把《手稿》中的思想置于马克思后来的思想理论之上。德曼在其《新发现的马克思》中甚至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达到了思想的顶点，而晚期著作则暴露了马克思创作能力的衰退。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中的主题是截然不同的，早期著作的主题是人道主义，后期著作的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并且认为人道主义思想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排除出去。比如德曼就认为：“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像这部著作那样清楚地展示出蕴藏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后面的人道主义主题。”［1］3因此，在德曼看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第三，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存在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盛行，以马尔库塞、列斐伏尔、保罗·蒂利希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纷纷用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他们认为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同存在主义一样，把个人的存在作为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一切社会矛盾都被归结为人的存在和本质之间的矛盾，把人的存在当做哲学的主题。

第四，用新弗洛伊德主义解释《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把马克思的异化等同于弗洛伊德的心理病态，把异化的扬弃和劳动的解放看作是性欲的解放。另外，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西方学者还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对科学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2.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

我国学者也十分重视对马克思的《手稿》及其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反思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背景下，对《手稿》及其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增长点。出版了介绍和解释《手稿》的相关著作，发表了以“异化劳动”为题目的论文多篇。

首先，尽管我国学者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但是在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地位问题上，我国学者不像西方学者那样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和对立，我国学者普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两个马克思论”。

其次，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还局限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范畴和方法之内，因而是不成熟的和过渡性的理论，是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点和理论准备阶段。比如杨适就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是“不成熟的，是有重大缺陷的”。认为其不成熟性在于，“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时，主要还是一种逻辑上的论证。”［2］184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过渡性和不成熟性的认定，主要是因为在《手稿》之外的其他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马克思基本上不再使用异化劳动这个概念。还因为《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的影响，其思维逻辑基本上还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式的。

再次，探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认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发源地，研究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者为数众多，以杨适、陈先达、孙伯鍨、赵家祥、俞吾金、张一宾、韩庆祥、丛大川、王德峰等知名学者为代表。受到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影响，学术界兴起了从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手稿》的热潮，解读《手稿》及其异化劳动理论，几乎成为一种理论时尚。

最后，通过文献学方法研究《手稿》的文本结构和逻辑结构，揭示异化劳动理论与马克思新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如张一兵的《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逻辑建构与解构》，安启念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内容及全书文本结构研究》。此外，仰海峰、任晓明、韩立新、张盾、唐正东、王东等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另外，随着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研究的兴起，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异化劳动理论的生态和环境哲学意义。

3.局限性分析

总的看来，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且一度出现了“《手稿》热”，但是没有把异化劳动理论置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进行深入研究，很少用异化劳动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加以阐释，从而使得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具体地讲，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在文本上往往局限于马克思的《手稿》。虽然有学者（王兰香等）注意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存在着异化劳动理论，但是这种研究还需要更加深入和系统。只有扩大异化劳动研究的文本范围，才能使异化劳动的理论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使异化劳动理论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更加清晰，从而有利于发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解释力。第二，过分强调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过渡性和不成熟性，阻碍了对马克思基本理论中所贯穿的异化逻辑的深入研究。第三，停留在马克思《手稿》中异化劳动的几个抽象规定，没有结合其他著作对异化劳动的理论内容进行充实和扩展。这使得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研究始终得不到实质性的推进。第四，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异化劳动的本质关联。当然也有学者从文本学的角度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拓展到交往异化，认为异化劳动是唯物史观的内容，这些拓展性研究是很难得的，但是还有待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第四，西方学者主张“两个马克思论”，其原因就是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局限在《手稿》中，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异化劳动的联系，没有看到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都贯穿着异化逻辑和异化方法。而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进行理论嫁接，实际上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而变成非马克思主义了。

二、实践唯物主义与异化劳动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内的西方传统哲学，并简要地提出了自己新的哲学世界观即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4从前的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缺乏实践观点。旧唯物主义也可以称为直观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则是实践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所说的活动是理论活动，而不是感性活动，不是实践。关于唯心主义，马克思说：“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54如果说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分别代表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最近形式或者最高形式，那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批判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大概就是恩格斯高度评价《提纲》的原因，恩格斯说《提纲》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吸收了感性原则，克服了唯心主义的思维和精神的至上性，又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活动原则，以避免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客体性。这样，把费尔巴哈的感性与黑格尔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一种感性活动或者实践概念就确立起来。实践是感性活动，不是思维和精神的活动；实践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不是基于思维的自发性的内在活动，不是思维或精神活动的外在化，而是一开始就是外在的和对象性的。

但是，作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提纲》只是直截了当地把这个实践观点提了出来，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论证，这就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我们只能回溯到马克思《提纲》之前的著作中去探明马克思实践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手稿》。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以及作为这种批判之结果的实践观点的起源。我们应当在《手稿》中探明，马克思如何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感性原则和活动原则，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客体性以及黑格尔的超感性和非对象性。

马克思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4］199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拒斥了黑格尔的超感性，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感性原则，但是费尔巴哈却连同黑格尔的活动原则也抛弃了，用黑格尔的比喻来说，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费尔巴哈没有看到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否定性表达了“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4］201因此，费尔巴哈的感性只能是直观的感性和作为感觉的感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直观感性不能作为一切事物的终极解释原则，因为这种直观感性本身不是终极性的，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4］528感性活动或生产劳动不仅创造可供直观的对象世界，而且人的感觉能力和直观能力都是由感性活动创造出来的。所以马克思果断地抛弃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感性论，转而求助于黑格尔的活动原则。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205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活动就是劳动，劳动是人的自我产生和自我创造。黑格尔是以颠倒的形式思辨地把握了劳动的本质，因而包含着哲学变革和一种新世界观的可能性，成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起点。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5］22。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说的劳动其实是异化劳动，不仅因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国民经济学家就是以异化劳动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而且因为黑格尔的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4］205。异化劳动在黑格尔那里被思辨地表述为，抽象的精神设定对象而外化自身，建立自己的对立面，精神又扬弃对象，克服自己的对立面而回到自身。如果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转变为人，那么异化劳动就意味着，一方面，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设定自己的对象而对象化，另一方面，人又失去自己的对象而非对象化，对象化表现为非对象化，表现为外化，这就是人同自己的劳动对象的异化关系。

黑格尔的辩证法用头立地，他所说的活动是思维和精神的活动，因此必须把被黑格尔颠倒的东西再度颠倒过来，把思维和精神的活动变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或感性活动。黑格尔虽然“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4］205黑格尔的这种精神不是人的精神，而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一种无感觉、无意识的抽象的精神。这种与感性隔绝的劳动只是思维和精神在自己本身中兜圈子。所以，必须把黑格尔用否定性辩证法思辨地表达的异化劳动概念，与人们每天都在重复着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揭示人们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感性的异化。这种异化是活动的异化，但是这种活动不是抽象思维的活动；这种异化是感性的异化，但是这种感性是感性活动，而不是直观的感性。

马克思是通过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的异化劳动概念结合起来做到这一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劳动包含如下几个基本的规定性。第一，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的绝大部分作为利润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资本家的利润又转化为资本，成为与工人相对立和支配工人的力量。第二，劳动本身同人相异化。劳动本身不属于人，而是与人分离和对立的东西，劳动成为谋生的手段。第三，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强制性的活动。既有生存的强制，工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从事劳动。也有资本的强制，工人的劳动从属于资本增值的强制逻辑。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人与人相互对立，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简要地说，黑格尔的异化劳动是精神设定自己的对立面而外化自身，精神又扬弃自己的对立面而回归自身。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则是，劳动对象和劳动本身都是与人对立和支配人的东西。黑格尔设置了扬弃异化的环节，以便精神回归自身，达到精神的自身同一。马克思则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劳动解放的必然性。

可见，把黑格尔思辨的异化劳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感性活动或实践这一关键性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确立。而感性活动或实践概念的确立，又使得马克思能够把黑格尔思辨的异化劳动理论颠倒为一种感性的异化劳动理论。通过对异化劳动理论的改造，马克思决定性地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分道扬镳，既抛弃费尔巴哈的直观感性论，又拒斥黑格尔的精神活动论，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变革，建立了实践唯物主义。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异化劳动

黑格尔的哲学和历史是相互统一的。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以思辨的形式把握了异化劳动的本质，他也把历史归结为精神的异化史，抽象的精神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异化和回归，精神的自身同一即绝对精神是黑格尔所设定的历史的结局。精神经历自己的全部异化历史的目的就是证明精神自身的绝对性。在实践唯物主义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以及一切形式的历史唯心主义，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迄今为止的历史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异化的历史，而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的历史。因此，揭示异化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探讨迄今为止各个历史阶段上劳动得以异化的具体形式，以及异化劳动基础上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任务。

1.异化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

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出现，这种产品的剩余其实就是劳动的剩余，而劳动的剩余为劳动的积累，从而也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因为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从劳动剩余和劳动积累开始的，历史的发展始终表现为劳动的积累。但是，这种剩余产品或者剩余劳动不是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占有，也不是由社会整体占有和支配，而是积累在社会中的少数人手里。而对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的占用又转化为对劳动条件的占有，包括对土地和劳动工具等等的占有。这种占有使得一些人越来越失去劳动的条件和生存的条件，而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利用别人的劳动条件进行劳动，自己劳动产品中超过自己生存需要的部分则归劳动条件的占有者所有。这样，对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的最初的占有和积累转化为对劳动条件的占有，并通过对劳动条件的占有而进一步占有他人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达到产品和劳动的新的积累。

这里首先涉及到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关系。劳动者的劳动产品除了维持自己生存所需的部分外，其余的部分则根本不属于他。这种超过劳动者的生存所需的剩余产品重新积累起来，成为与劳动者相对立和支配劳动者的力量。其次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的异化关系。一方面，劳动，作为表现人的本质的活动，在这里完全成了谋生的手段。谋生的需要使得劳动被劳动条件的所有者所支配，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活动。另一方面，劳动成为非劳动者积累和享乐的工具。非劳动者通过对劳动条件的占有而占有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既能够实现新的劳动积累，又满足自己的生活享受。

可见，异化劳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发展所采取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劳动剩余和劳动积累，从而为劳动的异化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展，社会产品有一定的剩余同时又还不够丰富。反之，如果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生存的强制和积累的强制都完全成为多余，那么异化劳动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2.异化劳动基础上的多重异化关系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已经摆脱了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束缚，把异化劳动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异化劳动的内容和范围得到了丰富和拓展，提出了异化劳动基础上的多重异化关系，增强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解释力。

首先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人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80。人们生产物质产品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种生产又以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前提，这种生产也不断地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出来。人是社会存在物，始终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然而，由于社会分工，每个人都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生产，人们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之间的交换，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的关系成为在人之外的独立的体系和力量，人们根本无法控制和支配它，反而被这种物化的关系所支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关系同人相异化做了深入的阐发，在此基础上，卢卡奇对这种物化现象做了极其系统、深刻和影响深远的研究。

其次是生产力同人相异化。生产力是人们共同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生产力在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以及产品上得到最直观的体现。生产力还体现在人们之间的劳动合作关系上。一定的工具与一定的对象的结合所形成的现实的生产力，其实是人们共同活动的能力。“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6］146生产力越发展，生产就越是成为一种合作，生产力就越是脱离单个人而成为一种集体的力量。但是，由于劳动的异化以及由于人的个体化和孤立化，生产力却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在人之外的、与人对立的和支配人的力量，成为一种非人的物化力量。

再次是人的存在和历史与人相异化。物质生产是人的根本的存在方式。由于社会关系、生产力以及劳动本身都与人分离而成为外在于人和支配人的东西，因而人就同自己的存在相异化了。这种异化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们无所不在的虚无感。同时，如果说人类历史就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历史是由人们的劳动创造的，那么，由于劳动的异化，历史也同人相异化了，历史成为某种外在于人的东西，人们不是自己的历史的主人，不能支配和控制自己的历史，反而被历史所支配，成为历史的玩物。所以恩格斯说历史发展与每一个人的意愿不相符合。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也不过是历史与人的这种异化关系在意识中的反映。

3.政治国家、意识形态与异化劳动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和统治论国家观通过异化劳动理论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阶级和阶级矛盾根源于异化劳动。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分离，并被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支配，把劳动仅仅当做谋生手段的人是被剥削阶级。相反，占有劳动条件，并通过这种占有把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分离开来，把劳动者与其劳动本身分离开来，占有劳动者的劳动以便进行劳动的积累，这些人就是剥削阶级。异化劳动使得剥削阶级拥有对被剥削阶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又是进一步异化的前提。

劳动的异化是建立和维持国家机器的基础。劳动的异化意味着人的存在与人相异化，意味着劳动者沦为非存在。要维持这样一种非人的存在或劳动者的非存在，必须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各种管理机构。劳动的异化使得社会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集中在剥削者手里，而剥削者则可以利用所占有的剩余产品组织国家机器，一部分人与剥削者分享剩余产品，脱离物质生产而进入国家机器从事统治和管理工作。可见，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剥削关系和支配关系需要国家机器来维持，而劳动的异化又为国家机器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劳动者不仅把一个与自己对立的剥削阶级生产出来，而且把统治和镇压自己的国家机器生产出来。

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始终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必须编造谎言掩盖异化劳动的异化性质，掩盖政治国家的统治性质，这就是意识形态。宗教把异化劳动即现实的苦难说成是通往天国的途径，教人忍受异化以期待来世和天堂的幸福；道德教人遵守规范和行善积德，即使这样做会使人受尽异化之苦；政治和法律思想把国家和法说成是与物质生产方式无关，从而与异化劳动无关的的东西；哲学看不到感性活动或实践，因而哲学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而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7］P8

总之，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发展史，因而也就是劳动积累的历史。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劳动的积累是通过劳动的异化进行的，并用积累起来的劳动支配劳动者的活劳动，以追求进一步的积累。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形态不过是劳动得以异化的特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异化劳动的顶点和完成，包含着扬弃异化、解放劳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全部可能性和条件，包括必要的劳动积累和生产发展水平、扬弃异化所需要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精神。人类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8］434。劳动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得到积累，并且，积累起来的劳动不再是支配和奴役他人的手段，而是人们共同发展的条件，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

［1］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杨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董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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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文章DIO］10.15883/j.13-1277/c.20150402906

2015-10-10

2013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研究”（HB13ZX001）

石敦国（1967—），男，重庆酉阳人，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景 远（1987—），女，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教师；沈鹏超（1986—），男，燕山大学教务处综合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