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略论宋诗美学风格特征

李素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宋诗和唐诗相比，表现出极强的美学个性和风格特征。论文第一部分探讨宋诗作为一种美学风格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作为立论基础；第二部分从表现技巧、内容、情感等方面厘清宋诗与唐诗的不同之处，同时概括宋诗的主要风格特征；第三部分从时代环境、作者、文体本身论述宋诗风格的形成原因。论文意在将宋诗作为一种美学范式提出，论证其作为一种独立美学风格的价值。

宋诗；唐诗；美学风格

诗分唐宋，孰优孰劣，是中国诗歌史上聚讼已久的一大公案，其间是非也许永远无解，因为格调本乎性情，价值评判必然夹杂着个人的前理解和审美趣味，但是如果把二者视为两种美感的永恒对照，辨析其风格，厘清其特征，也许对我们理解中国诗歌不无小补。

一

风格，一般被理解为由作品的统一性而来的形象。所谓宋诗风格，是在与唐诗审美观照对比视野下提出的问题。然而一代之诗，常因它的风格不同，可以分为若干时期，如唐诗又分为初盛中晚；即使是在同一个时期，各家亦各有面貌，风格并不常常一致，如李白的高蹈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现在要概括出有宋一代诗歌的共同特征，则类似于老子所说的“强名”，尤其是在时下反本质主义的风气下，更显得不合时宜。那为什么还有必要从风格这样一个总体的角度来审视宋诗？换言之，它的可行性和合法性是什么？

其一，宋诗可以被提炼出一个统一的风格。“昔人所说的宋诗，实际上是指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影响所及者而言。更具体的说，是想摆脱唐人面貌，呼吸在自己时代的空气中，投出自己的精神气力，以创作自己所要求的诗的人们而言。假设从有代表性的作家中间，舍其小异，以抽出其共同的方向，共同的风规，或许亦有可能。”［1］459相比唐诗的异彩纷呈，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宋诗的创作时间较为集中（至多按时间分为南北宋，且诗风基本无大的落差），创作队伍也较为规整（基本上是团体作战，最有名的帮派是江西诗社），因而它们可以被评价为一个较为完整的风格体系。北宋初期主要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派，代表作家有王禹稱、杨亿、九僧等，沿袭唐风，模仿白居易、李商隐、晚唐诗人，未能形成宋诗的独特风格。作为诗歌全盛期的北宋中期和后期，前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以及王安石、苏轼，后有以黄庭坚、陈师道领导的江西诗社，正是他们开始展露出宋诗被后人指称的一些弊端，如过分的才学气，散文化，书卷气等，江西诗派对于该趋势的登峰造极尤其功不可没。南宋虽然也出现了中兴四大诗人，提出了“活法”等主张来为僵化的诗坛还魂续命，其作诗表现手段也进一步提高，风格也日益精致工稳，但势力强盛的江西诗派已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变为普遍的空气压力。所以，宋代诗坛的总体风格可以说已成定局。

其二，从风格的角度审视宋诗可以更为全面地看问题。唐诗和宋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两种基本体格和审美范式，此后的诗人很难摆脱唐音宋调的影响，不入于唐，便出于宋。如钱钟书所言，“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2］4“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2］3他举例说，唐朝的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是唐人之开宋调者。宋朝的张耒、姜夔、九僧、四灵，则是宋人之有唐音者。就某一个诗人而言，也是可以包含有唐宋两种风格的，“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2］3因此，唐诗、宋诗这两个名词本身，也就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代称，不能仅仅用狭隘的朝代的眼光去衡量。而且，对其风格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诗歌史上唐音宋调的迭盛迭衰，互为起伏的现象。①

其三，提倡宋诗的独特风格，有助于宋诗从唐诗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早在南宋，严羽就把盛唐与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作了概括而集中的比较，他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沧浪诗话·诗辩》）此语一出，宋诗的罪名就成了盖棺定论，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着崇唐抑宋的论调，宋诗甚至是作为唐诗的一种附庸存在。如钱钟书先生所以为的“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恰似做算学，只是在前人除不尽的题目上，在小数点后面多除几位”［3］11，不能说没有受到上述观念的影响。众所周知，完全没有师承的创造，在文化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看能不能由传承走向创造，自辟庭户。从对后世的影响看，宋诗完全可以当得起唐诗之外的一种风格，唐音宋调，乃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不必入主出奴，是丹非素，重此轻彼。

其二，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唐诗重情，往往抓住人生中的瞬间，投入浓烈的感情，凝缩而简洁，但其视界的广度也因此受限。宋代理学兴盛，理性的思辨使得宋人能够冷静客观地对待一切事物和现象，表现出看问题的广阔视野。“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遇之。”［4］37这样就使得宋诗较少唐诗那种浑雅醇厚的韵致，而多睿智哲思，长于在写景抒怀中寄寓自己对人生、社会、历史、政治等问题的思考，以理取胜。凡唐人浅言少言泛言者，宋诗深言多言切言之，深造有得。缪钺曾以食喻之：“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4］36“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彩。故宋诗内容虽增扩，而情味则不及唐人之醇厚，后人或不满意宋诗者似此。”［4］37-38这里谈到了宋诗内容泛化的一点弊端，但无论如何，表现视野的广阔，理趣的渗入使得宋诗体现出一种渊雅不俗的沉潜风格特征。

由此观之，宋诗从形式的精密，内容的阔大，情感的理性诸方面形成了一种知性反省的凝练沉潜之美，与唐诗那种喷涌昂扬的生命创造精神全然不同，一如唐三彩之绚烂郁丽与宋青花瓷之清沉深远，各有其精神范式和文化内涵，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形态。

其三，从情感表现来看，宋诗在情感的呈现上趋于理性化。《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因而，诗的创作必须由感落到思，没有无感的诗，也没有不思的诗，在这点上，唐诗、宋诗乃至一切诗都是相通的。只是宋诗中的感情被理性化了，宋人冷却了由热情而来的冲动，滤去不相干的成分，析出其所感的本质，将其表现在诗里，此之谓宋诗主意。相比之下，唐诗主要凭借诗人的想象力，把当下的感情活动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如其所是地呈现出其原有之姿，此之谓唐诗主情。由此宋诗表现出叙述性和思辨性的风格，看问题时也显示出一种达观的态度，显得冷静而从容，不出理性的逻辑范围。然而天真的感情自身即是艺术性的，成熟的感情便含有反艺术的因素在里面，这样也会有自身的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3］7克服掉这点不足，即不要单单是讲道理，谈看法，使得诗歌成为押韵的说理文，了无诗之情思韵味。那么我们可以说，宋诗由议论而来的理性特色，张扬了一种迥异于唐诗之感性的理性风格，他们追求一种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的融汇于一的理趣，一种似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的成熟之美。

二

我们费许多力气替宋诗拨乱反正，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唐诗对宋诗确实有着很大的影响。面对盛唐难乎为继的局面，宋人或顺水推舟或揭竿而起，然而总难逃脱唐诗苑囿。旧时意象旧时情怀，一如宿命般余音袅袅，挥之不去，他们不得不追求新变。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弑父情结的体现，唐音成为宋体的“影响的焦虑”。“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看看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3］10所以，在以唐诗为参照的基础上，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宋诗得以形成自己风格的表现。

《文心雕龙·通变》曰：“文变染乎世情。”虽然文学发展本身有其自主性的逻辑，但很难说它就仅仅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应该是历史文化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内在于一个阶段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发展轨迹内。所以，宋诗风格的形成，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以各种契机推动而来的结果，是一种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塑的文化特质。

其一，就技巧而言，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宋诗诸人的风格，并不尽相同，但有一共同倾向，即要从唐诗较浓丽膏腴的风格中摆脱出来，所以从最为明显也最为方便的形式下手，要在用意、用字上有别于唐诗惯用的格套，以开辟出新的境界。他们作诗讲究锤炼语言，强调无一字无来处，从运思造境到雕字琢句和韵调音节，都是费尽周折，如江西诗派提出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诸法。律诗至唐朝已臻化境，但宋诗于此更为精细，极尽对偶的工切、匀称、自然和意远之能事。

因此教师要让学生养成练笔的习惯。语文课程标准对高年级学生的识字写字要求还强调字体、速度，要求学生“书写楷书，行款整齐，力求美观，有一定的速度。”因此，教师可以将学生的课堂识字与书法学习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临摹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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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成此次设计，逐渐完善了我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大大提高了我的创新能力，这对我未来的道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由于知识有限，经验不足，实际中必然存在缺陷与不足，恳请老师给予批评指正，以便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改正。

以上从宋诗自身的特点，从中国诗歌史的全局关照，从消除诗歌研究历史的既成偏见等方面论证，宋诗可以而且应该被看作一种迥异于唐诗的美学风格。

但是，这种情形不能说完全没有弊端，钱钟书先生对此曾有极为深切的认识：“从古人的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语句，从古人的诗里孽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地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3］14于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就可移作对宋诗的评价。但是，作为风格的这种平淡之中要藏有山高水深，需要有意境之高深配之以精约的语句，才可以达到，有点类似于庄子所言的“道”的境界。正如梅尧臣所言：“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所以，朴素淡雅，平易清新就成为宋诗的一大特征。清代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说：“宋诗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屐，是一个人。明诗土偶蒙金。”形象地说出来了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它是有着内在生命力的。同样是受唐诗影响的明诗，模仿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博得了“瞎盛唐”的绰号。过分注重形式固然可以营造归于绚烂之极的平淡意境，然而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声韵的拗捩，词语的艰涩，诗意的渐流粗犷、生涩枯淡。如此则是偏离宋诗的风格，走上狭邪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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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内视电阻率（ρs）表现为相对低，一般在100-300Ω·m。在本次激电中梯扫面测量发现的激电异常（ηs-1、ηs-2）地段，视电阻率 （ρs）值在100-400Ω·m，没有发现明显的视电阻率异常，岩性为白音高老组的流纹质玻屑凝灰岩。激电异常（ηs-3）地段，视电阻率相对高阻区，视电阻率 （ρs）值在600～1800Ω·m，岩性为宝力高庙组安山岩。

其一，从时间上说，宋朝直承五代。但兵马倥偬、颠沛流离的五代并没有给后世留下可以值得继承的文化。宋代只有取法于唐。国力强大的唐王朝国家规模宏大，时代兴亡起伏，历史波澜壮阔，在人才选拔中以诗赋取士，从各方面提供了诗的材料和动力，是一个诗歌全盛的时代，诗歌发展至此，可谓是登峰造极。宋代时代精神趋于向内收敛而不是向外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冷静而不是广阔飞扬，他们自知不能走向上一路，在唐人的峰顶上再高一层，那么只好另辟蹊径，创立一种可与唐诗并行的美学风格，这也是文学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其二，从士人组成结构看，唐代门第风气浓重，唐代士子多少带点由门第观念而来的华贵气，浪漫气。这多少会影响到对事物感受的态度而将其反映在诗作之上。诗风沉郁者如杜甫，也“一再称颂他的祖父杜审言及他的远祖杜预，这是在门第破落后对门第的乡愁”［1］486。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和日益成熟规范，自中唐以降，门第风气走向没落，尤其是经过五代的丧乱流离，已是扫除殆尽。因此，宋代士人多出身平民，也以平民身份自甘，气质上趋于平淡素朴，而且刻苦读书成为普遍的风气。他们自觉地把读书增进学问作为诗人必备的文化素养，不仅融会贯通前人的各种思想和创作技巧，以丰富自己在用典、句法、炼字方面所需的功力和才学，而且注重清旷胸襟的养成和高尚品格的陶冶。因此，宋代诗人相比唐代更多了一种文人学者风度，具有宏通广博的知识和文化上集大成的自觉意识，在他们看似平淡的诗歌里，体现着诗人性情的沉着、哲思的高远和理性的反省，形成一种擅长议论说理的特色。

其三，从文学环境看，一方面，唐代以诗赋取士，导致四六律赋的盛行，这对唐诗的铺扬恣肆、华丽秾郁的风格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李商隐为例，他的诗因多用典故而被讥之为“獭祭鱼”，这同他是四六文高手的身份不能说毫无关系，虽然诗中的典故和感情融合得天衣无缝，不像骈文中典故的堆砌。而宋代以经义取士，加上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站在文学应该经世致用的立场，采取以文为诗，以气格为诗的方式改变诗风，受到这种古文创作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理性平淡的诗歌，一如平易畅达的散文。另方面，宋代理学盛行，出现了濂洛关闽等一批道学家，他们希望把五代丧乱的漂浮沉沦的人生价值重新树立起来，把道德自律、克制情欲的人格修养，与文以气为主和吟咏性情的诗歌创作联系起来。虽然这使得宋诗沾染了不少道学气和头巾气，使得诗文的审美价值为道德伦理价值所取代，但它毕竟在文化中引起了广大的理性反省，对宋诗的风格形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四，从文体本身来看，宋词的大盛对于诗歌发扬感情的功能有分流作用。词是更加委婉抒情的一种文体，而且其参差错落的形式本身也适合于传情达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情长。”［5］81所以，唐诗中相当一部分富于情感的题材，如哀艳的闺怨宫怨诗，活泼缠绵的情诗，感时伤世之作，消遣颓废之作，都转移到词这块新的阵地上来。因此宋诗与一个情化的世界隔离开来，成了一副冷静的模样，没有浪漫气息和狂热情调。某种程度上，这造成了诗文情感审美价值的丧失，当然也形成了宋诗平淡清奇、思辨反省的风格。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与唐诗并行的诗歌范式，宋诗是且只能从风格的角度来观照。因为若就诗歌作品本身来说，宋诗在体制、句法、格律等表现形式方面基本没有脱离唐诗的规范，只是后出转精，翻新出奇而已。但宋诗所体现的诗人性分才情，诗歌神理趣味却与唐人迥然有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唐诗为参照点，辨析出宋诗的风格，而且把它提升到与唐诗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注释：

15）相邻步架的大横杆应错开布置在立杆的里侧和外侧，以减少立杆偏心受压情况。对接扣件的开口方向应当向上或向内设置。

① 此风气从严羽《沧浪诗话》主“盛唐气象”，贬抑江西诗派始，又有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直至20世纪初“同光体”与“南社”的崇宋、崇唐之争，这种争论在中国诗歌史上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7.

［3］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董明伟］

I207.22

A ［文章DIO］10.15883/j.13-1277/c.20150403704

2014-12-12

李素军（1988—），女，河南平顶山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