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莉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延安时期新文字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经验教训

王莉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延安时期新文字运动是我国语文改革史上重要的一环。它为当时的教育普及与团结抗日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它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文字改革试验，其中的经验教训为当今的语言文字本体研究和语文现代化建设带来很多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新文字运动；历史价值；经验教训

我国汉字拼音化的历史，从1892年卢赣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开始，一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在这大半个世纪里，先后有四大运动：(1)清末的切音字运动；(2)民国以后的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运动；(3)30年代开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4)建国后的汉语拼音运动。其中，新文字运动所起的作用很大，是我国语文改革史上极重要的一章。

为了团结民众、宣传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汉学家共同研制了拉丁化新文字，用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最终的目的是想取代汉字。它原本就是为大众扫盲设计，因此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开展过两次新文字扫盲运动：第一次是1936年至1938年初，第二次是1940年至1943年春。这两次试行，卓有成效。新文字简易通俗，很快得到了边区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新文字的创制和推行丰富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内容，同时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字改革试验，为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深入认识汉字，使汉字研究更加科学化。

一、新文字运动的历史价值

(一)加快了陕甘宁边区的扫盲进程

陕甘宁边区学校很少，社会教育极为落后，文盲占人口的90%。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就成为革命政府的首要任务。1936年，徐特立任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他积极倡导和具体领导新文字运动，使新文字成为边区人们学文化的有力武器。到1937年5月，延安市学习人数达600多人。之后，延安成立了新文字促进会，办了高级补习班，编写了统一的新文字课本，还用新文字出版了一批读物，既通俗又有教育意义，很受群众欢迎。1940年秋，第二次冬学扫盲运动开始了，由新文字创始人之一吴玉章同志主持和具体领导这一工作。这次运动为期3年，使用新编的《新文字课本》授课，还办了《SINWENZBAO》(新文字报)，更重要的是，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受到法律保护，这在新文字运动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两次冬学运动加快了边区扫盲进程。吴玉章在1941年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说，今年全边区的冬学教员大约有去年的十倍，如果以我们去年七十多人就可以扫除一千多人的文盲，那么今年大约也可以扫除一万多人的文盲。每年以十倍来累计，不过四五年，边区的文盲可以扫尽，大众的文化知识可以大大提高，这是我们新文字推行的光明前途，也是我们多年来心中的期望。[1]

(二)传播了革命文化

任何运动都是时代的产物。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新文字迅速武装了边区人民。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源泉”。[2]新文字正好满足了当时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现实需要。

在整个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时期，共产党一直积极推动新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尤其在农村和军队，很多士兵和农民学会了新文字，成效显著。新文字在战火中传播蔓延，成为抗日宣传的主要工具，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文字改革史上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在中国的拼音文字运动史上，的确还没有一种拼音文字方案有过这样多的团体、群众和出版物，也没有一种拼音文字方案有过这样大的推行地区和如此广泛的舆论上的赞助。”[3]

纵观文字改革的历史，从切音字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到新文字运动，新文字的拉丁字母比切音的注音字母更通用，比国语罗马字更简便，建国后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是用拉丁字母，新文字方案的很多拼写规则也被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所以说，新文字运动继承和发展了之前文字改革的成果，也为建国后的文字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它是文字改革史上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二、经验教训

延安新文字冬学最终的停办说明了新文字的局限。从切音字运动到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汉字拼音化的道路一直在继续，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汉字没有被拼音取代。实践证明，汉字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它关系到汉字的地位与命运，关系到汉字与汉文化传承、汉字与教育普及、共同语和方言的对立统一等理论问题。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语言文字本体研究及语言规范化建设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对汉字的性质认识不够

1.汉字不是落后的。新文字运动的理论基础是“汉字落后论”。德国语言学家将语言按形态特征分为三类：孤立语、附着语、屈折语。汉语被认为是孤立语，是原始的、落后的。同时，按照文字的演进规律，汉字也被认为是一定要从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演进的。于是，这就成了汉字改革的理论依据。

但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4]他说明了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区别，它们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当时的中国学者盲目照搬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并没有认识到汉字是与拼音文字不同的系统。

2.方块汉字并不难学。汉语是以字为基本单位，由字组成词。汉字有强大的组词能力，掌握常用的几千个汉字，就可以掌握几万个词汇，基本上能应付日常生活中各种学习和交际行为。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新词仍然是由常用汉字构成，不同的只是组合方式，人们不需要再学习新的汉字，学习量并没有增加。表意汉字的这一优势是表音文字无法比拟的。

3．文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是没有阶级性的。《新文字速成课本》中谈到新文字的优点之一是，没有封建的遗毒。“汉字充满着封建的毒素。比方说：现在是男女平等了，可是你看一看汉字，妇女是拿着扫帚扫地的，汉奸是女人，奴隶是女人，犯奸淫的，说谎的(妄)，妒嫉的，生贪心的(婪)，妨碍工作的，有嫌疑的，都是女人，甚至于男人逛窑子(嫖娼)也推在女人身上，足见得汉字是压迫女性的东西。这种侮辱女性的汉字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中国的古书也不过反映着过去的封建观念和迷信思想，有什么可留恋的呢？”[5]这样的说法即是说明文字具有阶级性。

谢觉哉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好像过去文庙乌龟身上那块石碑一样，简直把我们压死了，这个负担就是汉字。从前我们认为汉字是个宝贝，现在我们才知道汉字使得我国大多数人愚昧无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6]他的这种认识是当时新文字运动者的共识，他们将文字改革与阶级与革命联系起来，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文字改革的必要性。

我们现代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系统是没有阶级性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也是没有阶级性的。上文中的例子只能说明文字的社会性。任何时期产生的文字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观念。作为书写符号，它本身没有阶级性，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共同的，不论职业、民族、身份，所有人都要遵守社会的语言习惯，所有的交流合作，即使是斗争，也需要使用互相都懂得的共同的语言。

(二)新文字拼音方案自身有缺陷

1．没有声调，不能区分同音词。比如，yiyuan(是医院还是意愿)tungyi(是统一还是同意)不好区分。

为了区分同音词，方案又制造出很多变体字的拼写。例如：阳平的变体字，ian变为ien，cien(钱)；au变为aw，maw(毛)；等等。

有声调是汉语的重要特点，整个汉藏语系都是有声调的，新文字不区分声调显然不科学，这必然造成使用上的混乱，这是它致命的弱点。

2．新文字不以文言为标准，也不以“国语”为标准，而是以方言区的大众口语为标准。

拉丁化新文字的语音标准接近老国音，区分尖团音。基欺希写gi、chi、shi，济妻西写zi、ci、si。比如，“经”读ging，“精”读“zing”；“庆”读“ching”，“请”读“cing”；“血”读“shiue”，“雪”读“siue”。

新文字还提倡方言拉丁化。各地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有上海话、宁波话、无锡话、温州话、苏州话、福州话、客家话、厦门话、广州话、潮州话、广西话、湖北话、四川话等13种。拼切方言使得新文字在拼写上不够规范，使用上复杂混乱。

3．字母配置不科学，拼读不方便。

新文字拼音方案中，g/ch/sh与i拼合时，要念做j/q/x，比如，chifu(欺负)、xiqi(稀奇)、gili-gulu(叽里咕噜)。还有，i/y/j三个字母发音相同。y是i的头母，j是y的变体。u/w/v三个字母发音相同。w是u的头母，v是w的变体。

这样的字母配置会增加拼写和认读的难度。

新文字自身的特点限制了新文字运动的发展。它一味追求简单通俗，却忽略了文字方案的科学性。

(三)文字改革是长期复杂的过程

我国民族众多，方言复杂。从古至今，汉语语音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是现在，各地方言的语音差异也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使用共同的文字——汉字，“书同文”使不同民族不同方言区的人可以共享同一种文字，甚至同一种文化。因此，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记录工具，也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在当时方言复杂的情况下推行拉丁字方案，会造成语言使用和民族心理的大混乱。

李泽厚以为，中国的书面语言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或保存，它本身有独立的起源。表意汉字是组合社会和统一群体的重要工具，这是中华文化一大特征。中国语文不可能拼音化，不可以西方语法强加于上。[7]

同时，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工具；也是汉文化的重要部分，书法、诗词、对联、字谜等艺术形式都是以汉字为载体。采用拉丁字方案会使我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损失。

事实上，直到建国后，经过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简化字的推行、异读字的整理、普通话的推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汉字拼音化的道路最终在推行过程中被推翻了。

(四)脱离实际

1.忽视汉语语言环境。在苏联远东，对华工展开的新文字扫盲运动非常成功。因为苏联华工是处在俄语的环境中，新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完全不受汉字的干扰，而在延安，在汉语的语言环境中，新文字的应用就受到了极大限制。虽然有法律的保障，但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新语言、新文学和新文化，新文字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因此，新文字无法在短时期内通行，更无法取代汉字。实际生活中人们还是更认可汉字，汉字的应用范围更广泛。

2.忽视民众的真正需求。延安时期开展新文字运动的目的是要加强群众对于革命和战争的认识，而并不是出于民众自身追求知识的需求。许多冬学学生学了新文字后没有用武之地，读书看报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当时乡村生活中并不存在对文字生活的需要，很快他们又成为新的文盲。

延安时期新文字运动的兴衰，让我们看到文字改革关乎国家传统文化和民众生活，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工程。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面对这段历史，在当时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新文字运动能在延安发展成一种深入群众的文化运动，的确为教育普及和团结抗日做出了贡献，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更应该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字改革，总结经验教训，立足汉字本体研究与相关文化研究，努力创建完善的科学理论，为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吴玉章.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N].解放日报，1941-12-16.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3]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M].上海：时代出版社，1948：133.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0.

[5]谢景永.新文字速成教材[M].延安：光华书店，1948：3-4.

[6]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J].南京大学学报，2011(3)：90.

[7]李泽厚.中国语文不可能拼音化[J].汉字文化，2006(5)：81.

[责任编辑王俊虎]

作者简介：王莉(1971—)，女，陕西神木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项目“关于‘延安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调查研究”(YY2013-9)

收稿日期：2015-10-10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5)06-00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