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婷婷

(1.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6)

技术溢出与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基于吸收能力的视角

何婷婷1，2

(1.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6)

文章在技术溢出和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吸收能力的视角，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综合探究了四种不同技术溢出的渠道（出口、进口、内向直接投资和外向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并探讨了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能力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构建了具有操作性理论模型，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为后续开展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并为长三角地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理论借鉴。

贸易；内向直接投资；外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自主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仅依靠本国内的资源实现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外部资源利用必须充分重现。大量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表明，流向欠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可以导致非常重要的技术溢出，国际技术溢出会通过各种经济活动形式对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产生重要作用，并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持。然而，贸易和投资活动带来的技术溢出对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因此，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各种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十分必要，这将有利于政府通过行之有效的政策去刺激国际技术外溢的发展，从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开放、具有活力和良好发展前景的地区。为了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和长三角经济带国家战略中的积极作用，应该更好地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去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研究长三角地区各种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与绝大多数学者关注个别技术溢出渠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不同，本文尝试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考察长三角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综合了内向直接投资、外向直接投资、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四种技术溢出渠道，在融合了吸收能力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四种技术溢出渠道与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相关假设、指出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研究框架（此图）与假设的理论基础

上图显示了本研究的研究框架。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内向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外向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四种技术溢出渠道，通过不同的路径会对中国长三角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一）出口贸易与自主创新。出口贸易是否对创新有实质性的积极影响，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Grossman和Helpman(1991)认为，出口贸易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一国的创新和经济增长，但是Stokey(1991)和Young(1991)却指出，在不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并没有促进其技术创新，甚至还有阻碍作用。虽然对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与技术溢出之间存在正相关。目前，广泛被接受的观点是出口贸易可以通过三种渠道提高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一，当商品出口时，由于海外消费者想要购买价格更低和质量更好的产品，会不断地对产品改进提出建议，因此一些创新所需的无形知识被传递到出口方；第二，在国际市场上通过与国外企业激烈的竞争，出口企业有机会了解最好的或是最前沿的产品知识，这将会激励它们创造和发展新技术；第三，为了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会充分利用东道国市场研发新产品并出口，东道国的本土出口企业可以利用跨国企业溢出的信息去提高其自身的技术水平。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出口贸易与自主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但不同地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拥有较好经济条件的东部地区，出口对创新能力的贡献最大。长三角地区具有较好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出口贸易规模一直在全国位居前列，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长三角地区的出口贸易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H1b:长三角地区的出口贸易与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二）进口贸易与自主创新。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讨论了贸易是如何在贸易伙伴之间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的。进口贸易被视为技术溢出的渠道之一，主要是因为进口贸易中所体现出的知识可能会促进生产率，同时也代表了国内与国外相互交流的结果，这一观点已被学者们广泛认同。此外，研究表明，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与进口相关的知识溢出已经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收敛的重要影响因素。站在进口国家的角度来看，进口国可以通过参与竞争，示范模仿效应以及“干中学”效应来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但是过度地依赖海外技术也会降低本国独立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有许多研究着眼于检验在国际间通过贸易渠道产生的知识转移是否会对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由于贸易结构、人力资本和其他要素的差异性，在不同国家和产业内的实证研究也出现了不同的两个结论。Aggarwal(2000)研究了印度生产企业的技术进口与研发的关系，发现技术进口在提升经济效用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Lee(1996)研究了技术进口和研发对韩国生产企业的影响，却发现韩国的技术进口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替代作用。中国学者以本国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结果大多数支持了进口贸易与创新能力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长三角地区的进口贸易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H2b:长三角地区的进口贸易与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三）内向直接投资与自主创新。技术溢出通常被看作是内向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渠道。Caves （1974)指出，在内向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过程中，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竞争效应、模仿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促进国内企业采用海外技术。Kokko(1994)认为，内向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生产率以及可持续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可以间接的提升和加速东道国产业技术进步的进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针对内向直接投资的溢出效益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多种因素影响着内向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程度与范围，内向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中国学者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唐勇等(2013）的研究表明，在人力资本配合下，内向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才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积极作用，但不同的经济区域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外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但由于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外资相对于内资规模偏大、外资企业独资化和技术垄断倾向加强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由强变弱、由正变负。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长三角地区的内向直接投资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弱负相关

H3b:长三角地区的内向直接投资与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弱负相关

（四）外向直接投资和自主创新。外向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目前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启动“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通常情况下，外向直接投资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着母国的技术进步，一种是通过改变母国的劳动力结构，另一种是通过国际技术溢出。Kougut和Chang(1991)最早发现了外向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接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工业化国家生产率的提高与其跨国公司海外存在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母国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外向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周春应，2009），外向直接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性，并存在因果关系（吴先明等，2009）。但也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外向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进步、创新活动具有正面影响，但是效应并不显著（白洁，2009）。造成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Siotis（1999)指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受到国际市场环境、国家竞争力和微观企业活动的影响，当东道国企业不能输出满足市场需求的知识技术，或者投资国企业不具备接受先进技术的能力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随着“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长三角地区的技术获取型外向直接投资规模将逐渐提高，这将成为一个提升该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外向直接投资与长三角地区的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弱正相关

H4b:外向直接投资与长三角地区的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弱正相关

（五）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全球经济展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不仅取决于其获取国外技术的方法（通过贸易、国外直接投资、国际移民和其他网络途径），还取决于其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政府政策、机构的质量，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以及金融体系的构成等）。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的技术溢出渠道对一国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但吸收能力是技术溢出吸收的先决条件，较强的吸收能力能够更好地利用外部技术溢出（Cohen和Levinthal,1989)，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以上观点。刘和东（2012）指出，在国际技术溢出中，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郭庆然（2013）的研究发现，由于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屈韬（2012）从贸易和投资两大路径研究了技术溢出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吸收能力是影响本土创新的关键因素。长三角地区拥有较好的人力资本、研发环境以及政策支持等优越条件，相比其他地区具有更好的吸收能力，也更容易跨越吸收能力“门槛”。因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设：

H5a: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长三角地区出口贸易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

H5b: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长三角地区出口贸易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

H6a: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长三角地区进口贸易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

H6b: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长三角地区进口贸易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

H7a: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长三角地区内向直接投资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

H7b: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长三角地区内向直接投资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

H8a: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长三角地区外向直接投资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

H8b: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长三角地区外向直接投资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的构建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分析了四种技术溢出渠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内向直接投资和外向直接投资）与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借鉴了由CH（1995）和LP（2001）提出的研究模型和思想，利用长三角地区的年度相关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和原理估算四种技术溢出渠道的国外资本存量，并利用区域研发支出数据和专利授权数构建国内外研发溢出的回归模型。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研究结果，本研究还考虑利用人力资本代表吸收能力，考察其调节作用。

本研究假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长三角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方面测量）与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基于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本研究提出以下溢出回归方程检验假设1a～4a和假设1b～4b：

在等式（1）和（2）中，所有因变量和自变量都采用对数形式，以便检验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其中，INNOin为本地创新投入，通过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与GDP的比率来衡量；INNOout为本地创新产出，采用每万人专利授权数来衡量；EX、IM、FDI和OFDI分别代表了通过四种技术溢出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ζit为随机误差项。采用Goldsmith (1951)提出的永续盘存法测量一国或地区的研发资本存量，并利用LP方法分别将出口额、进口额、内向直接投资额、外向直接投资额作为权数构造长三角地区通过技术溢出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具体测量如下所示：

为了检验假设5a-8a和假设5b-8b，分别引入吸收能力与四种技术溢出渠道的交互项。模型中，INNOin和INNOout为因变量，EX、IM、FDI和OFDI为自变量，AC为调节变量，以人力资本来表示，具体通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来测量。四个乘积项分别代表了吸收能力对四种技术溢出渠道的调节作用。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三、潜在的贡献和未来研究

本研究试图探究长三角地区四种技术溢出渠道与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并进一步考虑了吸收能力对以上关系的影响，希望能为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自主创新提供一些理论指导。首先，关于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较多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进行检验，从技术创新角度分析多种技术溢出渠道对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尝试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考察各种技术溢出渠道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尽管已有的理论文献指出贸易和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技术溢出的渠道，但是缺乏对以上技术溢出渠道效应全面的分析。本研究将综合考虑多种技术溢出渠道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最后，已有文献指出吸收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是一个从国外技术溢出学习的重要渠道，但很少文献在综合考察多种技术溢出渠道对自主创新影响效应的同时也探究吸收能力在这些关系之间的具体影响。本研究通过综合考察以上所有因素，为如何提升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阐述。对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而言，本研究也为其通过各种技术溢出渠道去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

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现有模型框架中引入其他因素，例如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经济开放度、市场结构、知识产权保护、不同的贸易和投资区位等，根据相关理论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调节变量或者中介变量，更加深入的探究不同因素影响下，各种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另外，除了从国家或地区层面进行研究之外，还应考虑各类产业和企业的差异性和自身特点，加强不同技术溢出渠道与不同产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构建全面技术溢出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结合自身内外环境和条件，更好地利用不同技术溢出渠道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更具指导性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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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占峰]

F062.4

A

2095-0438（2015）12-0005-05

2015-10-12

何婷婷（1981），女，安徽安庆人，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院贸易与创新管理。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国院经济贸易特色专业建设”（2010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