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曾经是岭南两大瑶族聚居地之一的南江流域，域内的瑶族在明中期达到繁盛状态，但却在万历罗旁之役后迅速消亡。梳理南江流域瑶族的起源、发展、兴盛和消亡的过程，分析兴衰的缘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兴衰迅速转换的现象，也有助于理顺南江流域的历史和文化，为广东及其他地区的瑶族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南江流域;瑶族;族源;兴衰;印迹

【作者】彭祖鸿，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云浮市南江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广东罗定，527200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5-0121-010

A RESEARCH TO THE YAO IN NANJIANG

RIVER BASIN， GUANGDONG

Peng Zuhong

Abstract： The Nanjiang river basin was once one of the two biggest domiciles of the Yao i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The Yao became prosperous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but declined soon after the battle of Luo Pang in the years of Wanli Emperor.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ethnic origin，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Yao in Nanjiang river basin and the reasons of rapid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to certain extent will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is region， and it can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Yao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Nanjiang river basin; the Yao; ethnic origin; prosperity and decline; track

一、南江流域瑶族的基本情况

南江流域在明代是两广地区瑶族两个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另一个是广西浔州大藤峡），但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南江流域基本上找不到成规模的瑶族了，无论是查考南江流域各县、市、区的地方资料还是考察南江流域，只能找到零星的瑶族人口。据《郁南县志》载，郁南县瑶族在1982年为26人（总人口数3842万），1990年37人（总人口数4079万），2000年51人（总人口数4759万）[1]101。《云城区志》载，云浮县瑶族在1982年为2人，1990年9人，云城区2000年瑶族为55人[2]57。《云安县志》载，2000年云安县瑶族人口为21人[3]47。《罗定市志》载，罗定市（县）瑶族在1964年为6人（总人口数526万），1982年为56人（总人口数7731万），1990年为200人（总人口数897万），2000年为151人（总人口数10739万）[4]124。

1994年版《罗定县志》称“建国后历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本县人口中，99%以上为汉族，1%以下为少数民族，皆因婚姻或工作关系而迁入，未发现世居本县的少数民族”[5]110。近年所修市志所言与该志几乎相同，虽然郁南、云浮（云安、云城）县志并未说明这些数量的瑶族的来源，但是作为一个族群不大可能只以几十个人的规模生存发展，故《罗定县志》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也基本符合南江流域瑶族的现状。另外据2000年版的广东省志所言：“明末清初，瑶山迅速减少……至清朝末年，只有粤北的连县、连山、阳山、乐昌、乳源和曲江等县仍有瑶族。”[6]61-62所以基本可以肯定：世居于南江流域的瑶族至迟到清末就消失了，南江流域现有的瑶族是由于婚姻或工作关系迁入的。

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从明代岭南两个主要的瑶族聚居地之一，变成现在瑶族基本消亡，这种反差极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瑶族在南江流域的存在是否只存在于史籍之中，南江流域现在是否还有瑶族文化的遗存？本文试图从以下论述中解决上述问题，以期理清南江流域瑶族发展的过程，并为他域的瑶族研究提供参考。

二、南江流域瑶族的来源

瑶族《过山榜》（或《评皇券碟》、《盘王券碟》等多种名称）“是记载瑶族民族起源、姓氏由来、迁徙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7]113，其中记录的瑶人十二姓分别是盘、沈、郑、包、李、邓、周、冯（后因故更姓为凤）、赵、胡、雷、蒲，或有盘、沈、包、黄、李、邓、周、赵、胡、唐、蒋、雷和盘、沈、包、黄、李、邓、周、赵、胡、唐、雷、冯[7]10，36，64等不同的说法，虽然略有差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姓氏是较为原始的瑶人的姓氏，是判断真瑶假瑶的重要依据（不过这些姓氏中的多数不具备区别特征，除盘、雷、凤少数几个姓氏之外，其他姓氏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也多采用），南江流域出现的瑶族有许多别的姓氏如钟、蓝等，此外南江流域的瑶族（屈大均称为“罗旁瑶”[8]236）分为高山、花肚、平地三种，“性皆剽悍轻生……惟平地之瑶居浅山，听约束，与齐民略近，三种言语各不相通，其姓为盘、蓝、钟、雷”[9]441，之所以会出现主要的姓氏之中有两个并非上述十二姓的现象和言语各不相通的现象，应与南江流域瑶族族源的多样性有关，结合前人的论述、相关的史料，再依据南江流域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南江流域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一）从他域迁入的瑶族

通常认为，瑶族起源于两汉时期生活在两湖地区（湖南、湖北）的盘瓠蛮，“瑶族先民属‘盘瓠蛮系统”[10]11，根据族群生活区域主要分为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和桂阳蛮;魏晋南北朝时期仍以两湖为中心，以长江为纽带，延伸至四川等地，两广地区开始有了瑶族先民活动的痕迹：“大明中，……临贺（注：宋时湘州属郡，治今广西贺州东南）蛮反，杀开建（临贺属县，治今广东怀集、封开一带）令邢伯儿”[11]2039，除上述贺州、怀集等之外，梁陈时广东英德（时为衡州治）亦有盘瓠蛮的活动;隋唐时期粤北地区已成为时称莫瑶（徭）的瑶族先民重要居住地[10]98，文人著述、官方史料及地方志都有记录，不过尚无证据表明莫瑶进入了南江流域;两宋时期瑶族仍主要活动于湖南地区，不过广东肇庆、德庆开始有了瑶人活动的痕迹了，广西罗城《盘王券牒》称：“元祐五年（1091年）上祖大公沈右十正，又有叔文（父）兄弟，拖带子孙家口，移往广南东路肇庆执连德庆州四会青（清）远大朝（庙），通于怀集，往来居住。昨日营生，各有肆置，东至四会黄牛头为界，南至右（石）橊（榴）山大罗为界（引者注：此处大罗山在今云浮新兴境内），西至牛白头为界，北至探洞白沙坯（怀）集为界，往来居住。”[7]20（广西大瑶山《平王券牒》亦有相似记载，湖南省内的过山榜未见），南江流域其时属肇庆府（南江流域旧时主要属泷州，另有部分属德庆州，宋时曾撤泷州为泷水县，属德庆州）管辖，至少有部分区域在“四至”的范围，这是已知最早明确记录瑶族活动于南江流域的文字。可见南江流域至迟在北宋时期就有瑶族活动和居住了，元代以后南江流域瑶族活动的记载逐渐增多，瑶族在南江流域的活动日趋频繁，其族群的力量逐渐壮大，渐渐在南江流域处于强势地位，且不断融合和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成员，瑶族人口数量增长迅速，活动范围亦遍及南江流域，在南江流域的经济、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统治者的矛盾也日渐显现。据民国《罗定志》载，南江流域元代瑶人与统治者的冲突有3次（分别为世祖、英宗、顺帝朝），明代瑶人的反抗成规模的就有14次之多。

可以看出，他域的瑶族最晚在北宋时期就已迁入南江流域，上引《过山榜》亦云盘瑶子孙“系广西贺监（临贺）州贺县东山住人”，可见南江流域最早的瑶族由广西贺州迁入，至于有无其他迁徙路线，就缺少文献支持了，不过根据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推断，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的瑶人迁入。

（二）汉族融入

汉族人融入少数民族在南江流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早有先例，南越王赵佗原为秦龙川令，为汉人，后割据岭南，为岭南越人首领;隋唐时间高州冯盎原为汉人，后娶高凉冼氏为妻，冯氏一族遂为高凉俚僚首领;汉人陈法念南朝梁时为新泷二州刺史，其后代遂居泷州，为南江流域俚僚首领。如果说上述赵佗等人自愿放弃汉人的身份融入当地少数民族是为了更好的治理和统治当地少数民族的话，那么普通汉族百姓之所以会融入瑶族，则主要是不堪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学着瑶族一样躲入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以躲避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据瑶族《过山榜》所载，许多朝代的统治者给瑶人发过券碟，写明瑶人免征税收和徭役）。这些汉人模仿瑶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外亦自称为瑶人，开始时尚能与真正的瑶族区分，被称为“假瑶”（对应的是真正的瑶族“真瑶”），但随着融合程度的加深，这些汉人的后代已经被完全瑶化了，变成了瑶族的一部分。这种汉人融入瑶族的情况多发生在元明清三代，元代汉人相较于少数民族而言地位低下，而且很多汉人原有的土地为统治者所圈，被迫迁徙到生存条件更为恶劣的山区，大量汉人迁入像南江流域一样的山区地带，与已居住于此的瑶族杂处，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后期以来，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社会的动荡不安，汉人（史籍上称为民、齐民等）不仅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而且还随时被征兵役。相对而言，统治者鉴于当地瑶族的多次反抗，为确保其统治政权的稳定，多采取安抚的政策（虽征抚政策有时亦有变化，如明代后期的大规模的征伐，但征伐之后仍用安抚之策），减轻瑶族人民的赋税和徭役。这样就使得相当一部分汉人特别是与瑶人杂处的汉人融入瑶族的最为现实也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明清二代，不少汉族徙居瑶区，后来融入瑶族，道光《东安县志》载，东安县（今云浮云城区、云安区）“然往往有奸民窜入瑶籍，紊乱旧章，故厘正宜亟也”[12]614，清初屈大均之谓罗旁（在今罗定县南）瑶“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瑶”[8]236，民国《旧西宁县志·卷三十三·前闻三》亦有类似说法，盖引屈氏所言。虽然屈氏“非盘姓者，初本汉人”的说法未必十分准确，如多次出现的瑶族凤姓（如凤广山、凤第吉、凤二等）首领本就是瑶人（过山榜中对冯姓如何变为凤姓有较详细的叙述[7]29），但从南江流域地方史料出现的瑶族姓氏与过山榜中的瑶族姓氏对比而言，有大量的十二姓之外的姓氏：有蓝、钟、蒙、金、骆等，其中蓝、钟为南江流域瑶族的大宗，这些姓氏多为迁入南江流域的汉族，另外如前述十二姓中的大多数姓氏不具有民族区别特征，是不是有这些姓氏的汉人融入瑶族？很难说没有。可以肯定，在南江流域的瑶族中少不了汉族的融入。

（三）本地原有的少数民族俚僚的融入

在唐代及以前，俚僚在南江流域一直占据着重要甚至是主流的地位，虽然经历了南朝时期的汉人的大量迁入和行政区域的设置，但似乎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俚僚族的地位，汉人派驻的官员如陈法念自称为僚首，至唐时陈法念后代陈行范造反时官史称其为“泷州首领”：“十六年，泷州首领陈行范、何游鲁、冯璘等聚众作乱，陷四十余城。……斩其党六万级”[13]4087，而不是称其官职，地方志则直接称为“泷州獠”：“玄宗开元十六年泷州獠陈行范等作乱，遣宦者杨思勖讨平之。”[9]430，可见其时南江流域仍是俚僚的天下。陈行范称帝事件（728）之后直至元世祖十六年（1279）的550年间，史籍上关于南江流域的记载仅有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废泷州，省镇南、开阳、建水三县入泷水县，隶康州”[9]430的行政区划调整的记录，曾活跃在南江流域的俚僚民族似乎销声匿迹了，这些俚僚族群哪里去了？史无明确记载，当地学者陈大远先生综合了明代顾炎武、民国徐松石、今人陈国强等人的观点，认为：“僚、俚解体后，其族演变为壮（僮）、侗族、水族、黎族、布依族等。”[14]应该说陈先生的观点是有依据的，而且南江流域的史料亦无明确记载，似乎这样推断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南江周边地区关于俚僚族演变的历史，另一方面结合南江流域的实际情况应该能得到更为合理的推论。

张雄引《岭外代答》、《粤述》中关于广西北部“徭僚”关系的论述之后，得出“这些徭人的先民，在活动地域上，与唐代的桂州‘山僚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徭人亦系所谓的‘僚人发展而来”[15]75-79的结论，另李默在详细地梳理了文人著述及史料关于僚与瑶的关系的论述之后，将广东各府、州县志中的有关记载也详尽地引述，并列举了岭南瑶人的风俗与俚僚的相同之处，较为充分地证明了“这部分瑶人从俚僚演化而来”[16]115-125。再结合南江流域相关的史料亦有“獠瑶”互指的现象：民国《罗定志》“明年（注：明景泰四年，1453）六月，巡按御史盛昶谕降泷水獠，而赵音旺复作乱”[9]431。同样一件事道光《肇庆府志》的记载是“四年六月巡按御史盛昶谕泷水瑶降之”[17]825。前者言据《明史·王翰传》、《天下郡国利病书》及《德庆志》，后者据黄《通志》，似俱有所本，又《罗定州志》王泮序言：“夫瑶鸱张夺攘非一世矣，隋唐为甚，唐分怀德为信义，立南扶州寄泷，亦惟瑶故，瑶平乃还之，改扶为窦，今高州信宜是也。”[18]9可见南江流域的“俚僚”部分转化为瑶族是可能的，也是符合南江流域的实际情况的，另外似乎还可从瑶族中有骆姓（骆第二）首领看出南江流域的部分瑶族是从俚僚演化过来（“骆”、“僚”的密切关系学者论述颇多，此处不赘引）。

南江流域的瑶族形成除上述三大来源之外，应该还有当时居住于此地的其他少数民族如俍族与僮族的融入，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这些少数民族与瑶族生活环境相类，居住地交错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渗透极易发生，在瑶族势力强大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其靠拢直至成为瑶族的一部分是合乎情理的。由此可见，南江流域瑶族的形成是以迁出瑶族为基础，各民族融合的结果，这种族源的多样性既符合民族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符合南江流域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三、南江流域瑶族的兴衰

如前文所述，南江流域在历史上一直是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现知瑶族进入南江流域最晚在北宋，也经历了从出现到发展壮大的过程，这种从出现到壮大的过程大致经历宋、元、明三代，至明嘉靖万历年间达到极盛，但在万历四年开始的大征罗旁事件之后迅速衰败，至清中期基本消失。

（一）瑶族的逐步兴盛

瑶族的兴盛首先表现在瑶族人口数量的增多、居住区域的扩大。人口数量的具体变化在官史中并没有明确的记录，南江流域各时期的地方亦无可查考，仅在赋役志中记录有免赋役的人丁数量，且均为万历征罗旁之后的人丁，仅以数十百计，不过可以从统治者历史的征剿和招抚的成果可以看出瑶族数百年间人口规模的扩大，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斩首数百，余党悉平”，有可能是统治者采取了较为恰当的民族政策，使得愿意抗争的人不多，不过更为可信的是当时南江流域瑶族人口规模还不大;永乐五年（1407）“招抚瑶首盘永用等……复令回山再招，计七百有奇”，六年 “以原泰为泷水丞，专事抚瑶”，可见本区域瑶族的规模已扩大到统治者得专设职官管理瑶族事务了;正统十一年（1446）“瑶贼赵音旺、凤广山作乱，攻泷水县”，能攻打县城，可见力量不小了;景泰四年（1453）“调两广官军狼兵，分为二道，直抵巢穴，斩首二千余级，数岁稍宁”，一次能斩杀两千多人，瑶族军队的人数肯定不少，可以折射出瑶族的力量已发展到需统治者在两广的力量才能应对的地步了[18]24-25。嘉靖十二年（1533）“调兵六万三千奇，三道并进，破寨百二十五，俘斩三千八百，获贼孥三千七百”[9]433，需调六万多军队，光攻破的村寨就有一百二十多个，杀死、俘虏的人数达七千多人，更为重要的是，还是未能解决南江流域的瑶族与统治者的矛盾。万历四年至五年（1576～1577）的罗旁之役前，南江流域瑶族势力达到巅峰，光攻破的村寨就达五百六十多个，被俘虏和被斩杀的瑶兵达一万六千余人，另有数万瑶民被俘，可以估测当时南江流域瑶族数量应在10万人左右，明嘉靖《广东通志》载泷水县有瑶山118座，[19]590清康熙《广东通志载》泷水县有瑶山119座，另晋康乡（今属郁南）75座，都城乡（今属郁南）28座，共计222座。[20]1838-1839从上述数以百计的村寨、瑶山、瑶峒可以看出瑶族居住区域分布广泛。南江流域瑶族的兴盛还表现在统治者对于处理与当地瑶族关系的重视上，上述永乐六年开始专设抚瑶官职，说明瑶族力量已经强大到统治者无法忽略的地步了，后弘治十年（1497）“复置泷水县主簿”[9]432专理抚瑶。另外从上引瑶族与统治者的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数的不断增多亦能说明南江流域的瑶族逐渐兴盛。

南江流域瑶族之所以能够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兴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与统治者采取的政策有关，蒙古人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不断遭到来自主要汉族人民的反抗，统治者根本无法顾及地处岭南腹地的南江流域，因此元朝时期瑶族获得较大发展空间;明初到明中期，统治者对南江流域的瑶族采取了以招抚为主的政策，对归附的瑶人采取厚赐、授官、免赋役等措施，安抚和拉拢瑶族上层，从瑶首盘永用、周十八等瑶族首领所获封赏可看出这些措施确实取得了安定一方的效果，[9]431-432也客观上为瑶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相应的空间。二是与南江流域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南江流域地处广东、广西之间，自古以来即是两粤交通要道，故有“两粤咽喉”之称，且为大山环绕，“东南边为大云雾山山地，西南侧为云开大山山地，南为大田顶山地”，[21]这些大山相连在一起，西面的云开大山由广西十万大山延伸而至，东可通向德庆、肇庆、清远直到粤北山区，西可通达现在瑶族最重要的聚居地广西大瑶山，这样和平时可以方便与其他区域的瑶族往来交流，一旦与统治者发生冲突又可与周边特别是广西的瑶族互相配合，当战争失利时还可往西退入广西。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南江流域在瑶族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为瑶族在本区域的发展壮大提供适合的自然环境。三是与瑶族融合本区域的其他民族有关，如前面所述，瑶族在进入南江流域之后，与先进入南江流域的汉族以及本区域的原住民俚、僚族之间交往频繁，随着瑶族力量的不断壮大，许多原本不属瑶族的族群亦逐渐融入进来，形成瑶族的诸多分支（如前引述的高山、花肚、平地等），并且分支之间有语言不通的现象，正是源于这些分支由不同的族群融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