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说是唐代文学由初唐转入盛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张说主张文质半取，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文质思想融通综合，对盛唐诗歌的发展和盛唐文学审美理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张说 完美 文质观

张说是继陈子昂之后，对盛唐诗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张说（667—730），字道济，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历仕四朝，主要生活于开元时期。张说的创作与成就昭示了初盛唐之际文学的精神和风貌，他的“完美”文质理想也代表了盛唐前期的诗学追求，对盛唐诗歌的发展有开拓之功，是“盛唐之音”的前奏，对盛唐文学审美理想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开元宗臣，一代文宗

开元前期，唐玄宗励精图治，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建设举措，如开元十年撰修《唐六典》，开元十三年置集贤殿书院，开元十四年编撰《开元礼》，等等，文化因此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唐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政，崇雅黜浮，气益雄浑”[1]，文风随之发生了变化，文学逐渐出现了彬彬之盛，到开元十五年后，诗歌“声律风骨始备”[2]，文质高度统一，文学开始走向繁荣，初唐时期魏征等提出的“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开始变成现实，唐代文学逐渐摆脱六朝绮靡，走向辉煌。

在这一走向辉煌的历程中，张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1]，唐玄宗称赞他“礼乐沿古今，文章革旧新。”[3]据《旧唐书·张说传》，张说：

为开元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周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4]

张说执掌文学近三十年，其文章俊丽精密，尤长于碑文、墓志，有“大手笔”之称，是开元时期文坛领袖、一代文宗。其诗也有较高水平，唐玄宗《授张说中书令制》誉之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5]。可见，张说是开元文坛的精神领袖，在当时的政界、文坛具有崇高的地位。

张说在盛唐初期文坛的意义还在于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学共同体，这对引领当时的文学风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盛唐文学辉煌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张说一生“喜延纳后进”[4]，培养和选拔了大批富有才学的青年。他非常看重文采风流之士，当时及稍后的重要文士如王翰、张九龄、王湾、贺知章等人，皆为其所提拔。在他的奖掖下，文学之士逐渐得势，成为开元时期最为活跃的文化力量，对盛唐文学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共同创造了开元前期文坛的繁荣局面。

张说作为一代文宗，引领一代文学，其创作和文学观念影响深远，这主要体现在其融通综合的文质思想中。张说对文质问题的认识极为深刻，主张文质半取，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追求完美的文质理想。张说的“完美”文质观开启了盛唐文学的大门，奏响了唐诗走向辉煌的号角。

二、情志为本，风雅、滋味并重

张说的“完美”文质理想首先表现在对文学本质的全面认识，对文学内容因素的兼容宏通的追求。他在《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中提出：“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6]从四个方面确定文的本质，把“吟咏情性”放在第一位，既认可文学的“情性”本质，同时也不排除文学的“政教”价值，“文质半取”，融通全面。

张说推崇儒家的“风雅”思想，强调作品的思想情感要“雅正”，要有益于教化。他在《洛州张司马集序》中认为诗要“理关刑政”“义涉篇视”“兴去国之悲”“助从军之乐”。[6]他称赞《诗经》“大风将小雅，一字尽千金”（《奉和圣制过宁王宅应制》），批评阎朝隐之文“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7] ，徒有华丽的创造，而内容空洞。他评论富嘉漠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刃，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异乎。若施之于廊庙，则为骇矣。”[7]虽然富文颇有气势，但因不合风雅而不能置于庙堂之上。这都以风雅为标准。张说要求作品的思想情感要符合政教的要求，内容要有真情实感，要反映社会现实。这种追求对盛唐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

张说重视风雅，同时提倡诗歌要具有滋味。他说：“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7]“薄于滋味”就是诗歌缺少滋味，韵味不足。在张说看来，韩文尽管符合了风雅之道，却有寡然无味的缺点，因而不能算是完美的文章。完美的文章应该是内容雅正而又内涵丰富的，应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张说重“滋味”的文学趣味，突出了他对文学情感内涵的体认和重视。

张说肯定了“四杰”和陈子昂的文学观念，继承了他们对“风骨”的追求，强调文章要具有健康的精神和刚建的风貌。张说认为文章要具有“逸势孤标，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骨”特征。他批评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7]，把“风骨”与“丰肌腻理”对举，强调对“风骨”的追求。这正是盛唐诗人所追求的审美理想。

张说的文质理想以“情性”为本，推崇“风雅”，讲求“滋味”，推重“风骨”，表现出他对文学内容的全面要求，也体现出其以文学为本位的重质思想，反映出盛唐前期文学观念的转变和文学创作的着力点之所在。

三、声律、辞采兼重

张说的“完美”文质理想还表现在对声律辞采的重视和追求上。不同于陈子昂提倡“兴寄”而反对“彩丽”，张说对辞采之美极为重视。张说主张“发言而宫商应，摇笔而绮绣飞”，追求宫商、辞采之美，对作品形式的审美价值极为推崇。张说对文采的价值高度重视，他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说：

臣闻七声无主，律吕综其合；五彩无章，黼黻交其丽。是知气有壹郁，非巧辞莫能通；形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先王以是经天地，究人神，阐寂寞，鉴幽昧。文之辞义大矣哉！[6]

张说认为，声音和色彩本身杂乱无章，因而需要“律吕”“黼黻”来有效地组织才能达到“和”和“丽”的效果，这充分肯定了形式对于实现艺术价值的重要性。而对于文章来说，情感的抒泄、意义的表达“非巧辞莫之通”，记录、描绘千变万化的世界“非工文莫之写”。因此，张说认为“文之辞义大矣哉”，强调文章要“辞巧”“文工”，对声律、辞采等形式之美的价值推崇备至。

他甚至主张华美富丽的辞采是文章应有的特质。他在《洛州张司马集序》中指出：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万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杂，出无声之境。[6]

他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抒情言志，而文学的本质不是单一而是“物之相杂”。他认为“辞不可陋”，诗文创作只有通过“巧辞”“工文”或“形容”“润色”，才能达于“穷神体妙”的境界。张说强调辞采对于表现内容、抒情状物的重要性，认为心志的表达必须以丰富的辞采为媒介。

因此，张说对文学的形式之美高度重视，声律、辞采兼重，体现了其对文学审美本质的深刻认识，对盛唐诗学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起到了引领风气之功。

四、完美的文质理想

张说的“完美”文质理想，还表现在对文质关系的完美要求上。他提倡文质并重，强调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审美理想。他在《洛州张司马集序》中评价张希元的作品说：

发言而工商应，摇笔而绮秀飞。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灵仙变化，星汉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于金奏；天然壮丽，綷云霞于玉楼。[6]

张说对张希元的赞美表明，他所追求的理想文学应该具有情势壮大，声采华美的特征。他理想的文学模式是“奇情新拔”“天然壮丽”“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文质皆美的文学。[7]

张说追求的“完美”文质理想是典则雅正与韵味无穷齐具，属词丰美与风骨气势同兴，质朴适用与境界宏阔共存。这种“完美”文学理想正是盛唐文学所要极力追求的目标。张说对唐代诗歌发展最主要的贡献正是对这一审美理想的确立。作为对此理想境界的具体标举，张说极具象征意味地把王湾的佳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次北固山下》）特书于政事堂，把其作为一种新的艺术理想与审美风范，表达他对于时代精神和诗学精神的理解。张说所理解和主张的诗学精神正是后人所谓的“盛唐之音”。

总之，张说的诗学思想继承了“四杰”和陈子昂等提倡的“兴寄”“风骨”等理论成果，同时借鉴了齐梁辞采，风雅、风骨和声律、辞采并举，取长补短，提倡文质的完美统一，初步完成了汉魏风骨与齐梁辞采的结合，形成了“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征；张说的“完美”文质理想融通综合，对盛唐诗歌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引领之功，对盛唐诗歌的繁荣功莫大焉。

注释：

[1]欧阳修：《新唐书·文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

[3]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13年版。

[4]刘昫：《旧唐书·张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5]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6]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刘肃：《大唐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陆双祖 甘肃兰州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