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刘云若的生活及创作意识中，报人职业的核心影响是鲜明的：它不仅改变了他的生存状态，还改变和决定了刘云若走向社会言情小说的方向。刘云若的报人经历既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社会影响和经济支持，同时也影响着刘云若创作素材的选择和结构布局。从报人身份视角出发，更有利于对刘云若文本创作的理解。

关键词：报人 刘云若 小说 影响

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言情题材的小说家，因其创作题材和文学造诣与张恨水相当，因此被称为“天津张恨水”。刘云若一生创作出40多部长篇小说，生动传神地展现了天津的人情风貌，一直被视为“津派”作家代表人物。刘云若在文学史上的创作名气虽没有张恨水那么响亮，但在十分严谨的评论家郑振铎看来，刘云若“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并认为“《红杏出墙记》是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1]他的细节描写生动幽默、人物心理细腻丰富、人性剖析深刻真切，被范伯群称之为“北派崛起的中坚分子之一”。作为通俗小说作家，其作品的传播和流行多借助报纸媒介，此种现象早已屡见不鲜，报人作家在当时已是层出不穷。但刘云若的报人身份却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刘云若的报人身份出现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但办报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却伴随一生。对他报人经历的重视和思考，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刘云若及其小说文本。

一、作家的际遇与选择

刘云若生于天津，14岁时随父亲移居保定，18岁时才返回天津扶轮中学读书。1926年，刘云若开始向《东方时报·东方朔》投稿，发表短篇小说《德门寿母》《赏下来的月饼》和一些杂文。作品情节生动、语言风趣、刻画传神。刘云若因此受到了当时《东方时报》的副刊编辑吴秋生的器重，被举荐给天津报界名人王小隐。正在办《北洋画报》的冯武越，想得到一名得力编辑，经王小隐介绍，刘云若便成为了《北洋画报》的编辑。冯武越用人必尽其力，刘云若在办《北洋画报》时并无助手，编、校均一手承办。刘云若虽凭一己之力，将《北洋画报》在质量上推向了高峰，但不堪忍受冯武越的盘剥，再加上和冯武越的办报理念不合，至1930年4月，刘云若暂时结束了与《北洋画报》的合作。此时的刘云若已经小有名气。1930年底，《商报》编辑沙大风筹办《天风报》，邀刘云若任该报副刊《黑旋风》主编。在这期间，刘云若创作的第一部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在《天风报》得到连载，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正成就了他文学创作之路，使得他日后成为一位职业作家。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刘云若因自办小报夭亡，转作职业作家，先后写了近40部社会言情小说，其中代表作品有《红杏出墙记》《春风回梦记》《粉墨筝琶》《旧巷斜阳》《小扬州志》，等等。其作品不断见于当时《益世报》《大公报》《商报》等报纸上。刘云若在办报与写作之间做了一个完美的跨越。

在报业工作的短短几年时间，刘云若收获了两样宝贵的财富：一是报界广泛的人际关系，二是充足的资金积累，为后期转作职业作家打下了基础。

刘云若早年办报期间，与著名编辑叶庸方、吴秋生、吴云心、沙大风等交往甚密。这些报界友人不仅为刘云若在报界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还为其文学创作出了不少力。刘云若在《旧巷斜阳》的序言中提到：

这小说（指《旧巷斜阳》）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社，有四家废刊，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但是和我有十年友谊的《天风报》，却得改为画报，社长沙大风先生力图振作，要我把四篇中断的稿，全行移刊天风。我认为无此先例，无此情理…… [2]

刘云若一生创作40多部作品，但很少有终篇的。在报刊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里中断夭折的现象十分普遍。《天风报》主编沙大风为了将刘云若文学作品延续下去，愿意将四家废刊的四篇小说移刊至《天风报》。这种“无此先例，无此情理”的鼎力相助，成就了刘云若后期的一部重要作品——《旧巷斜阳》。

刘云若在编辑《北洋画报》《商报》《天风报》时，也积累了不少经济资本，这成为他后来能全身心投入写作的经济基础。刘云若在报界短短几年，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财力。1933年10月，他开始自办《大报》。虽然《大报》未经营多久便因得罪日本人而被迫停刊，但不难看出，刘云若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在这一时期，刘云若创作了他的代表作品《红杏出墙记》。尽管刘云若做报人所创造的资本并没能够一直支撑他潜心创作。到刘云若创作后期，宫白羽在《湖海香盟》序言中提到“云若近日渴望发财，发财则可以闭户著书，勒成名作”[3]，因长期闭门著书，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文学创作逐渐变成赚取名利的生计工具，写作也变成了游戏行为。刘叶秋在《忆刘云若》一文中提到“曾经同时撰三、四部长篇小说”[4]。作品数量虽多，但出于商业牟利，多半中途夭折。在张华著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中也提到“刘云若当时写小说，被编辑追索续稿逼急了，曾随手撕下报纸边上的一条白纸当作稿纸，即席挥笔，一气写成一两千字”。[5]大批量生产和商业写作的压力，使得刘云若在后期创作中没办法潜心创作佳作，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成为刘云若创作的驱动力。

二、报人身份与小说文本

（一）文本的商业性迎合

刘云若文采出众、才思敏捷，但并没有走上正统文学的创作之路，而是走入了商业小说的运行模式，这是受报界浓重的商业文化氛围影响所致。天津是民初时的大商埠，虽与北京遥相呼应，但却缺少文化底蕴，是一个十足的商业城市，商业观念十分浓重。商业化的作品重在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而作为资深编辑的刘云若，更是能够巧妙地洞悉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需求。刘云若在《天风报》上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春风回梦记》一炮而红，得益于他身为报界编辑，对读者期待视野有着独特的判断和把握。刘云若“在技巧上追求精巧的情节调度和充分利用悬念的魅力”[6]，对文学技巧的运用使得作品跌宕起伏、纠结缠绕，将读者把玩在自己创造的文本世界里。《春风回梦记》就构造了一个曲折跌宕的爱情传奇：富家少爷陆惊寰与风尘名伶冯如莲本是郎才女貌、心意相投的一对璧人，陆老爷为惊寰娶了一房大家闺秀，惊寰表哥若愚意外透露了惊寰和如莲的事，惊寰遭陆老爷责罚。新妇害怕惊寰与若愚发生矛盾，为若愚背了黑锅。惊寰从此故意冷落新妇。若愚为此感到愧疚，千方百计拆散惊寰与如莲。新妇因长期郁闷生气病入膏肓。为救新妇，若愚夫妇去求如莲。如莲用计使得惊寰回到太太身边，但为时已晚，新妇已经无法救治。最终，身败名裂的如莲也病入膏肓。得知真相的惊寰后悔不已，“一殡出双棺”的结局哀怨而悲切。在如莲死前，若愚才得知如莲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春风回梦记》情节并不出新，但小说插叙、倒叙娴熟自如，故事情节十分紧凑，处处利用“巧合”“误会”设计情节，更擅长悬念的设置，让本已扑朔迷离的情节更加扣人心弦。刘云若针对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进行自我设计，有时会故意制造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纠结缠绕，使读者对文本爱不释手。

刘云若作品中故事情节迎合读者的需求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整体设计中，报纸连载也使得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受读者回馈信息的左右。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发展一旦超出读者们的预想，读者们就会对于人物命运进行“场外指导”。而作者也不得不设法改变原来的写作计划。刘云若在《旧巷斜阳》的序言中风趣幽默地谈到他的读者们对“璞玉”命运的关注和干预：

“旧巷”主角璞玉，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除报端讨论文字不计，居然有些先生、太太生了幻觉，把她当作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拔她的交涉。最可笑的是，有几位资产阶级的太太，竟使用贿赂手段，倘然在去岁年底能叫璞玉脱离苦海，我足可过个很肥的新年，连拙荆也许落一套日月团花袄，山河地理裙，可惜一时掉不转笔头，以致失却发小财的机会。反而因璞玉受了许多委屈，先生、太太、小姐们，把我摈出游宴团体，厉行绝交，宣付惩戒，或是写信斥骂，电话恫吓，以及吃饭合谋灌酒，打牌暗算输钱，又有若干人联名警告，限期救出璞玉，若再逾限，将全体拒看我写小说的报纸。[7]

读者的欣赏趣味、阅读偏好对刘云若写作构成的是间接的潜在影响，而编辑则是直接介入作家创作。编辑往往扮演着读者代言人的角色，对作者下“指示”，损坏艺术的完整性。如《粉墨筝琶》写到第五回已经很完整了，在此结束也可称得上佳作。但连载这部小说的《一四七画报》编者为迎合读者兴趣，保持刊物的发行量，从商业利润出发，强求刘云若继续写下去。致使作品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极不相称，缺乏内在联系，反倒成了累赘。

在创作形式上，刘云若也尽可能迎合新旧读者的需求，始终没有走出章回小说的范围。从“章回小说”改良的角度看，这种形态符合当时亦新亦旧的社会中读者亦新亦旧的阅读定式。传奇的故事情节能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但其小说依旧穿着章回体的外衣，叙事却采用的是欧化的叙事技巧，“旧瓶”与“新酒”的搭配是出于对新旧读者的平衡。作品虽也流露出一定的现代性，但却始终受制于通俗性。

（二）文本选材与社会事实

刘云若的报业经历也练就了刘云若独到的素材选取视角。刘云若的通俗小说，虽都以言情为脉络，但故事的发展并不局限在深宅大院之中，而是刻画着整个天津的风土人情。刘云若几乎每部作品都塑造了“出走”情节，《红杏出墙记》中的林白萍因妻子红杏出墙而出走，《旧巷斜阳》中的韩巧儿为追求新生活而出走，《春风回梦记》中的惊寰为坚守誓言而出走，等等。作者制造“出走”的情节，通过“出走”将人物活动空间推向更为广阔的社会中。刘云若利用其新锐的视角，挖掘了天津地域中最具代表性和纪实性的生活片段，聚焦于都市生活，描摹畸形社会与畸变人生，既是为报纸媒介的网络布局所决定，也是报人的批判意识使然。刘云若作品虽以感情为主线，但却侧面地勾勒出了天津生活中的时事景况，对三、四十年代的天津社会进行了时事性还原。刘云若的作品《粉墨筝琶》，就佐证了侵华日军在天津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粉墨筝琶》主要写程翥青在天津做地下抗日活动的故事，其中其妻子林大巧被日伪军警抓去作“慰安妇”的情节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刘云若在作品中并没有叙述出“慰安妇”的字样，但清晰地描绘了日伪军征集天津“妓女和各种卖淫妇女”并“分遣到各地慰劳军队”这一历史事实，并描写了征集妇女轮班慰劳军队的政策。而这一描写与《中国天津通鉴》中的《津伪警察局为日军强征“慰安妇”》所记录的内容完全吻合。刘云若对社会现实进行揭露与批判，体现了一位作家的社会担当。正如他自办《大报》转载《闲话皇帝》一样正气十足。在抗日战争期间，天津报界不是转而做了日本人在华宣传的喉舌，就是濒临倒闭。在这种舆论风气之下，刘云若敢于讥讽时弊，使自己的作品成为穿越时空的文学实录。

（三）文本中的平民式趣味

刘云若早在办报期间，就提倡报纸风格要具有幽默性和趣味性。刘云若的幽默并非是精英名士的趣味，而是非常具有平民色彩的。他在《北洋画报》做编辑期间，一改《北洋画报》原有的现代气息和高尚品位，而引入了平民视角，增加了平民趣味。刘云若认为只有具有幽默性和市民生活气息，才能吸引读者，因而将平民式的风趣幽默在创作中进行了延续。

刘云若在晚期作品《旧巷斜阳》的第一回“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8]中，讲到刘四有个唱大鼓的外甥女雅琴嫁给了阔人，这天要“衣锦还乡”。阔太太回家探亲的消息，将整个大杂院搅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女人们都忙着打扮自己，涂粉的涂粉，赎衣服的赎衣服，有的人家唯一的体面衣服是件旧羊皮袄，即便是不合时令，也要穿上，惟恐被阔太太看轻了。黄三嫂没有像样的首饰，便想出了用金黄色的薄片包裹素银镯子。被马寡妇撞个正着儿的黄三嫂子尴尬、生气但又死要面子，让人忍俊不禁，既可爱又可悲。刘云若用他“顽皮”的笔调描写着大杂院里的家家户户在逢迎阔太太雅琴时的各种情状，刻画细腻深刻，人物灵动有生气，用诙谐幽默的方式，使得天津底层平民形象跃然纸上。天津的平民式趣味，使刘云若的创作更加贴近生活，完美地展现了天津底层人民的生活情态。原汁原味的天津特色为刘云若的作品在天津人民心目中赢得了好口碑。

三、结语

刘云若先是一个报人，然后是一名作家。在报界从业时期，刘云若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积累了文学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理念。刘云若常常将“曹”“施”“狄”“华”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向，他用细腻的笔致，生动幽默地呈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人民的真实生活，折射了天津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津派”小说。刘云若小说所体现出的各种品质与刘云若报人作家的身份和谐一致。报人身份之于刘云若创作从社会构成到文本构成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只有重视刘云若的报人身份，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作品的文学品格。

注释：

[1]徐铸成：《旧闻杂忆·张恨水与刘云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2][7][8]刘云若：《旧巷斜阳序，旧巷斜阳》，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第2页，第4页。

[3]宫白羽：《通俗文学资料选刊——关于刘云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4]刘叶秋：《碧海情天》，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5]张华：《刘云若与<红杏出墙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2000年版，第71页。

[6]范伯群：《被称为“天津张恨水”的刘云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59页。

（张偲 重庆 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