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尝试运用文化原型理论，对扎西达娃小说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人物、情节、意象进行解读，揭示作者通过“象征”的手法，对康巴文化这个符码的编码和解码处理，如何在文本中建构英雄、死而复生、变形等文化原型模式，把康巴文化变成一个巨大的隐喻符号文本，进行一种民族史诗式的现代书写。

关键词：扎西达娃 康巴文化 原型

在新时期历史文化的转型期，投影在藏族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扎西达娃小说文本中的藏文化——确切的说是藏文化中的康巴文化——构建了他小说创作的底色。在他的笔下，飘动的经幡、玛尼堆，酥油茶、转经筒、莲花生、金刚舞、朝佛的男男女女，以及一系列具有浓郁康巴文化色彩的人物形象，成为极富象征和隐喻意味的文化意象。作为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康巴文化，不仅具有藏文化的特点，同时它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使它呈现出与藏文化的异质性。有学者对康巴文化这样界定：“康巴文化是以藏族文化为主，兼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复合性等特色的区域性文化。”[1]

康巴正是以这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吸引了扎西达娃。他的代表作品《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男女主人公姬和塔贝就是两个康巴人，康巴人的“文化内涵或文化精神，这就是乐观、奔放、大度、坚韧、豪爽、博爱、勇敢等。”[2]扎西达娃就是看重康巴人的这种优秀品质，才把他们作为小说中的英雄原型来书写，展现神秘并具有现代气息的西藏人文景观。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作为一个表述群的“康巴文化”在扎西达娃小说中的编码和解码，解读文本中作者为什么选取英雄原型的寻找主题模式、死而复生的时间主题模式和变形原型模式来建构小说，并揭示它们和康巴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一、作为一个表述群的“康巴文化”编码与解码

现在，我们抛开扎西达娃小说中后现代叙事的技巧和话语建构方式，仅仅从文化批评这一角度入手，来解读扎西达娃小说中营造的神秘而不可知的诸种力量。理解扎西达娃的文本，必须理解扎西达娃怎样在小说中把“康巴文化”进行编码和解码，审视藏民族自身的困顿和挣扎，并作为一种表述群隐喻和象征现代转型期的藏族，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走向现代发展之路。在东西方之间的西藏一直是一个被书写的神话，一种超验的神秘主义营造了西藏超现实的形象，正如汪晖所说：“抛开神智论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这个智慧的人群。这个西藏形象与农奴制时代的西藏现实相差很远，但却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对西藏的理解。这个理解的核心就是超现实的精神性。”[3]西藏变成了一个符号文本，香格里拉成为现代人向往的西藏象征，西藏的真实以扭曲变形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各种观光游记中，他们以个人的经历来解读西藏，青稞酒、酥油茶所代表的藏族饮食文化，还有经幡、转经筒、玛尼堆等藏族的人文景观，被游记者们用魔幻的形式表现出来，西藏成了一个神秘符号的能指。

西藏缺少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志书写者，而扎西达娃在小说中，尝试进行一种民族史诗式的书写，把康巴文化这个藏文化的代表置于文本叙事之中，并将其和文本表达的意义有机地构成一体。他在小说中的具体处理方式表现为，一是小说中的人物，康巴人多次出现，他们极富典型性，在拉萨街头八廓街康巴汉子总是吸引人们的眼球，他们是拜佛人，他们更是精明的商人。康巴人可以说在扎西达娃小说中是作为一种精神人物符号来塑造和刻画的，姬和塔贝两个康巴人寻找“香巴拉”的故事文本，可以看作一部藏民族的现代精神史诗。二是康巴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处于“藏彝走廊”上的康巴文化，把雪域高原的神秘和包容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不拒斥发展，但也固守传统，它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一个共同发展的平衡点，既保持独立性，又兼有开放性。康巴文化的内在意蕴体现在小说中，表现为藏文化现代转型的迷茫和求索，在《骚动的香巴拉》中凯西庄园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成为一场虚空。而在《西藏，隐秘岁月》中，凯西家族走向现代后，也走向了衰落。在这两部象征着藏族现代转向的作品中，它们在遭遇现代文明之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我们细细考察文本，会发现它们的死亡正是它们彻底抛弃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一边倒地投入现代文明的怀抱的结果，他们隔断了传统和现代的桥梁，从另一个方面恰恰可以反映出作者创作理念中渗透的康巴文化的精神特质。传统走向现代的必要条件就是寻找传统文化中新的生命力和激发传统新的活力，而不是抛弃传统。如果无视传统，那么现代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是文化的没落和民族的衰亡。

二、康巴文化原型在小说文本中的隐喻和象征

“原型”，在希腊语中写作“archetypos”，“arche”意即“最初的、原始的”；“typos”即“形式”，英文原作“archetype”，意为“原始方式和模型”，原型本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它不仅在时间上有“原始、初起”的意义，也在性质上决定着事物后来的发展，是一种具有永久规范性的开端。“原型文化批评”是在比较人类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的《金枝》中的神话分析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旨在探求文学中的各种原型。随后，弗莱在他的著作《批评的剖析》中发展了原型批评方法，它是一种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情节、意象等加以归纳、梳理，从而发现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批评方法。随着当代文化批评的兴起，原型批评理论和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形成了原型文化批评的模式，解读文化在作品原型中的投影和变形。笔者从文化批评和原型理论入手，具体分析扎西达娃作品中的原型模式，并进一步解读三种原型模式与康巴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英雄原型的寻找主题模式

扎西达娃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小说文本中，运用了英雄寻找的主题原型模式。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姬和塔贝，塔贝是英雄神话人物的代表，他执着地寻找通向人间秘境“香巴拉”之路，走入莲花大生的掌纹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把教堂的钟声误以为是神的启示，但他并没放弃寻找。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雄原型的寻找主题模式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个英雄的寻找主题模式又打上了康巴文化的烙印，他们的寻找是有着宗教信仰色彩的寻找，他们是虔诚的信徒，他们寻找的是“香巴拉”，这也是现代“康巴人磕头于残雪中拿自己的身体丈量横断山宽度及高度等人文现象”[4]朝拜之路的缩影。

（二）死而复生原型中的时间主题模式

综观扎西达娃小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时间”在扎西达娃小说文本中是一个重要的意象主题，表现为时间循环和时间倒流等形式，如在《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的结尾，作者这样写到：“时间又从头算起。”[5]在此我们并不赘述，我们主要讨论死而复生的时间主题原型模式，比如在《骚动的香巴拉》中，朗嘎死后，因为身体没有清洗干净，人们可以经常看见死后的他在村外的河里洗澡；而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贝吉曲珍，生前是“贡帕拉山的保护神”，死后住在凯西家族里，她可以预言凯西家族的命运，也帮助达娃次仁逃离命运的安排，她死了和活着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作者在另一部作品《风马志耀》之中塑造的复仇者乌金，一生都在寻找杀死父亲的凶手麻子索朗仁增，而已经死了两次的索朗仁增又出现在乌金的刑场上，而执行死刑的乌金也死而复生，从一个没有电话的接线机上接到了来自“贡觉的麻子”的神秘电话。此外，小说《悬崖之光》中的“女友”生前的愿望是变成一个记者，死后愿望成真，成为一名记者，并挎着相机出席官方的露天宴会。他们为什么没有死？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死后和生前没有什么区别，都像活着的人一样，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和使命？这种死而复生的原型在各民族古老的神话中比比皆是，为什么在扎西达娃的现代小说中出现？很多学者认为扎西达娃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采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种解读虽不无偏颇，但是单纯地从作品的形式技巧来分析作品，不能够揭示作者创作的深层动机。笔者认为这种死而再生的神话原型模式出现在扎西达娃小说文本中，没有游离在小说章节之外，反而和小说意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与藏文化特别是康巴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论和灵魂不死论都使人们相信，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另一种新的开始。佛教文化对生命的观照，启迪作者采用死而复生的原型模式构建作品，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对这样一种怪诞的神秘现象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和追问，进而更进一步地了解藏族文化，而不是简单对藏文化贴上神秘或是愚昧的标签，笔者以为这是作者在作品创作中更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变形主题的原型模式

变形是人类早期神话叙事中最主要的主题模式之一，扎西达娃在多部作品中娴熟地运用了这种变形主题模式。在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中，琼姬本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巨蚊女王，被具有法力的高僧收服之后，幻化成各种人物身份，如高僧护法、流浪姑娘、作词家等，到最后又重新变回原形。作品《夜猫走过的慢慢岁月》中的主人公梅朵，可以变成一道白光，而在小说中，猪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人、狗、羊都可以相互转化。这种变形主题的原形模式也可以在康巴文化中找到影子。康巴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藏族文化，神秘主义的转世论和万物有灵论使人们相信人和万物是相通的，人与万物是平等的，所以在藏文化中保持着天葬这种古老的祭祀习俗，人和万物之间是生命的有机轮回，没有什么尊卑之分。如果在汉族文化中，这种把人变成猪的情节就不能够看成一种文化原型模式，而应该解读为一种诅咒，因为这种变形不符合汉文化的内在心理逻辑。

三、结语

扎西达娃在小说中自觉或者无意识地运用这种原型文化模式来建构小说的结构和叙事风格，同时通过一个表意的表述群“康巴文化”对作品进行编码和解码的处理，使这个能指符号成为相对汉文化的“标出项”。符号学学者赵毅衡的认为：“一般情况下，标出项会导致很强烈的自我感觉。”[6]这种很强的自我感觉正是现代转型期的藏文化所坚守的阵地，外来文化的进入导致藏族传统文化在历时性的演变中中断或脱节，迫使藏族文化纳入共时性的话语形态之中，虽然这种强势进入打破了原有的单一宗教话语方式，但藏族传统文化也正在面临着失语的危险。

由于经济体制的变化，农耕经济在现代经济浪潮中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西藏传统的经济模式也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变革。而处于西藏和内地之间的康巴地区，这种变革更是首当其冲，很多地方的寺庙成为当地旅游产业的支柱。西藏的“神秘”正在逐渐消解和分化，传统的宗教信仰仪式被挤压，越来越多的藏汉双语的青年人改变着藏族文化的发展轨迹。藏族文化正处于转型的伤与痛的蜕变和发展中，如何成为多元平等对话的“他者”？如何思考一条凤凰涅槃的重生之路？扎西达娃安排的朝圣人寻求的“香格拉”，是否可以找到答案？这片净土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在现代机械文明的入侵下，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地方，它只能存在于每个藏族人的心里，画地为牢。这就意味着精神的“香格拉”与现代物质文化如何应对，对峙的立场是不可行的，妥协的代价也是沉痛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到底能走多远，不再迷茫于路途中。

在全球化的语境时代，西藏背负着十字架的沉重肉身，如何平衡同质性和异质性，摒弃发展之路的沉重咒语，面临着自我拷问的历史走向、民族走向，这不仅是延续的问题，而且是如何大步向前的问题，在次仁吉姆的循环往复中怎样开始新生，而不再是封闭的周而复始，原地踏步。

（本文系2011年度四川省教育厅面上项目“康巴作家扎西达娃小说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1SB12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杨嘉铭：《康巴文化综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0页。

[2]格勒：《略论康巴人和康巴文化》，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第101页。

[3]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页。

[4]格勒：《康巴——拉萨人眼中的荒凉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5]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6]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286页。

（任文贤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