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煜+赵艳

历史话剧《将军行》，或许会引发人们对个别史实的争议与质疑，然而这种争议在艺术虚构这一语境下很容易被瓦解。例如历史剧创作一直遵循着的经典法则就是郭沫若先生的“失事求似”原则，“失事求似”的意思是“发扬历史的精神”，而不是“考古和研究历史”，“只是借一段史影来表示一个时代的主题而已，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因而对于事件的安排、人物的刻画、场面的选择都可以展开充分的发挥。

这个观点固然赋予了创作者想象虚构的自由度与合理性，然而它的着眼点依然未摆脱历史本位的思想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真实与艺术加工的调和，艺术被放置在从属的位置上。在这里，与历史原貌的“似”，既是“失事”的目的，又是“失事”得以允许的前提。因此剧影界一直充满着“戏说”还是“正说”，“严肃”还是“胡闹”的无头是非。之所以说像个无头案，原因在于按这种思路，谁也无法厘清多大程度上的艺术加工才算未破坏艺术真实，也无法厘清作为参照系的历史真实本身又有多少“真实”的含量。按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评价本身包含一个先于批评的范式，具备某种意识形态暗示，因而很难说是完全客观和精准的。例如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文本“本质上说是诗性的，而且具有语言的特性”，也就是说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叙事所共有的虚构性。因此，历史本身的“似”与“不似”，在作品叙事中事实上很难成为衡量作品的标准。

与其把作品当做记录历史的档案，不如把历史文本提供的内容看成是一种素材，艺术文本并非再现或者还原这种素材，只是利用这些素材形成自己的文本和形象系统，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原貌不是决定性因素，是否具备艺术的自洽性才事关要害。例如迪伦马特的《罗慕路斯大帝》，从大敌当前，皇帝却在若无其事地养鸡；到皇宫的角角落落塞满了战战兢兢却又想谋刺皇帝的宠臣们；而千里征杀而来的敌国元帅却是为了前来衷心归顺。所有的一切，把西罗马帝国覆灭时的真实场景翻了个底朝天，却并不妨碍迪伦马特对历史逻辑作出更为深刻的描述和总结。

《将军行》也是在历史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读解和诠释的作品。对秦王嬴政派大将王翦灭楚，然而却又心怀忌惮，于是将王翦家眷扣为人质，为了打消秦王猜忌，王翦凯旋后主动交出兵权的史实作出了新的评价，把一个帝王鸟尽弓藏，君臣彼此猜忌的案例演绎成了良臣高风亮节，以甘愿削权的方式换来了社稷的太平，带有家国情怀的歌颂史诗。同样的史实，评价大不相同，在史记里，司马迁对王翦的作为有这样的评价，“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舍取容，以至筊身”，也就是对王翦虽然德高望重，却不思辅佐秦王建立德政，巩固国家的根基，而是苟且迎合，终了一生，作出了保留的评价。当然，无论是贬抑的评价还是歌颂的评价并无是非之分，作为创作者，完全可以对人物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品本身是否能够提供这种解释的依据和内容，而不是成为缺乏例证的口号。对于本剧的创作者来说，难度在于关于这段历史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作品基本上是沿用了史记的脉络，既沿用它的基本事例，又要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在这种情况下，要将王翦的形象提升到境界、智慧的高度，难免有勉为其难之感。剧中在王翦急流勇退，放弃权力的线索上，缺乏丰满的心理刻画和性格揭示。

其实，细究起来，剧中对秦王、王翦君臣猜忌的笔触着墨并不多，尤其刻画王翦面对这种猜忌作出的内部、外部抗争都不算丰满、鲜明。例如王翦出征时，故意向秦王索取良田、豪宅，别人以为王翦爱财，王翦自述是秦王多疑，因而自己以贪财之面示人，令其打消对自己有野心的顾忌。这一笔基本来自于史记的记述，而且如果仅以此作为人生智慧的写照，显然格局还不够开阔。

另外，就是当王翦吞并了楚国即将凯旋之时，秦王突然颁旨，令王翦家人移居咸阳，实际就是软禁监视，以控制王翦，再令王翦交出兵符，解除兵权，才许可王翦回京复命。在这种情况下，王翦的削权解职，更容易被理解成在重压下被动的妥协和退让，而未必一定能让人联想到人生境界和智慧。正是这样一个让人颇多感触的人物结局，却在剧中被塑造成君臣重见，把酒言欢、纵情畅谈，欢天喜地的大团圆。而王翦历经被嫌弃、猜忌和胁迫的人生印记，似乎从人物的情感世界被抹去了似的。而且即便王翦真是甘愿臣服于秦王，按照剧中表现出的秦王的跋扈、冷酷，那么他成全的无非是一个暴君的霸业，也不具备多少天下苍生的情怀。如果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中解释王翦的急流勇退，那至多是一个“忠”字使然，而不是“和”字使然。

相比还原历史原貌，更为重要的是用历史的碎片裁剪出艺术自身的符号系统，作为当代人的生存体验和历史反思的写照，而不是盲从历史结论或者忽视历史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