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斌 夏玉兰 李 霞

严复译词“消亡”原因浅析

■何绍斌 夏玉兰 李 霞

严复译词在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值得关注，尽管大部分最终消亡，其译介新词的作用不容忽视。故本文主要探究清末民初时期，严复译词与日本新词此消彼长的现象及最终导致严复译词消亡的内外在原因，分别从当时的社会原因及严复译词语言文化本身进行阐释。

19世纪中叶，由于西风东渐，处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利用汉字强大的造词能力，创造了大量新词来翻译西方各类学科著作。与此同时，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强烈意识到了中国与先进的西方文化间的差距，译介了包括《天演论》在内的八大西学名著，传播西方思想。然而，大翻译家严复苦心孤诣创造的译词仅是昙花一现，绝大多数已成为死语，最终被日本新词所取代；而日译新词却不断普及，进入人们生活中，成为现代汉语的词汇。本文拟浅析严复译词迅速“消亡”的原因。

一、严复译词与日译新词此消彼长的社会原因

清末民初时期，严译新词在社会上的影响约略可分为四个阶段：1897至1904年，严译新词逐渐流传开来，并达到流行的高峰，其影响超过日译新词；1905至1910年为两类新词的并用期或分庭抗礼期；1911年至1919年严译新词在社会上持续使用，但频率已经下降，与此同时，日译新词为人们普遍使用，频率已超过严译新词；1919年以后，大部分严译新词渐渐被日译新词取代。这种严复译词与日译新词此消彼长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笔者经多方检索及考证，现从四个阶段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20世纪头五年，严复译词的影响超过日本新词。严复使用古代汉语来造就古雅文体，受到体制内士大夫的广泛支持，代表有改革派大政治家张之洞、学贯中西的保守派辜鸿铭、桐城派文学大家吴汝纶。可以说严复译词同时具有改革派政治上的支持和桐城派文化上的支持。再看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群体，即戊戌变法运动中领导者，皆是清一色的士绅阶层，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翻译作品，或与通商口岸的西人接触而来，很少有留日留美经历。这些都决定了严复译词在当时社会占主导影响。

第二阶段：日本新词逐渐发展壮大，与严译新词分庭抗礼。日本新词自传入中国起，得到了体制内外的改革者、革命者的广泛支持，代表有大改革家梁启超，学贯中西的大文学家王国维。随着革命党不断崛起壮大，日本新词支持者也不断增加。以同盟会为例，自1905年成立时的70人发展到1911年两万余人，其领导人物多为留日学生。有传可考的革命党人328人，属传统功名者只有43人，仅占约13%。这一群体大多数是日本新词的支持者。与此同时，1906-1911年立宪运动兴起，当时咨议局 （1909年成立）和资政院 （1901年成立）的1600余名议员中，留日或受过新式教育仅约20%，这一群体中还是支持严复译词的占大多数。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士大夫与改革、革命者的阵营分庭抗礼，严复译词和日本新词势均力敌。

第三阶段：日译新词开始普遍为人们所用，这是由于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位支持日本新词的代表人物文化声誉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再加上政界革命派对改良派取得了主导变革时局的优势，日本新词不断普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四阶段：日译新词取胜。辛亥革命的成功使革命家大量进入政界学界，名人如军政界的吴禄贞、蓝天蔚、蔡锷、蒋介石、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等；文化界的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苏曼殊、田汉等，都是留过日的。虽然上述名人很多后来才显赫，但留日群体隐含的巨大能量不可小觑。留学生群体的影响日益增强，而传统士绅渐渐失势。再加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是西方思想（和日本思想），种种形势都利于日本新词。1919年留日的陈独秀和留美的胡适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日本新词几乎取代了严译新词。

可以说，严复译词面对的是改良派和保守派在内的整个士大夫；而梁启超推广的日本新词则面向改革者、革命者以及广大民众。当士大夫的势头被改良派和革命派所压倒，当学界主流从传统功名者转向留日学生及受新式教育者，严复译词被日本新词所取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从语言文化自身看严复译词“消亡”原因

除了当时的社会原因导致两类译词此消彼长之外，汉语及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决定了严复译词最终“消亡”的结局，下文将分别从译词、文体、受众及梁启超、王国维的评论等方面来论述。

首先，从严复译词的来源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古汉语演变词汇（直接引用古汉语中古奥冷僻的字，或是赋予新含义，如“自繇”、“母财”、“泉币”、“计学”等）、音译词（原本汉语未有的新概念采用音译策略，如“涅伏”，今通称“神经”；“斐洛苏非”，今通称“哲学”；“优尼维实地”，今译“大学”等）及日译“新汉语”词汇（后期借用的日译新词，如“殖民”、“宗教”、“自由”等）。本文探讨的最终“消亡”的严复译词主要指前两类。作为当时在文坛上占有优势的桐城派古文名家，严复对自己的译词颇为自负，在初期的译著中，尽量不用日语译词。但由于那时，他几乎以一人之力从事翻译欧州近代文化著作，后期因不堪创造译词之辛劳，从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起，也不得不偶而借用一些日本译词。这种倾向在翻译密尔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时便日益明显。由此看来，严复后期向日译新词妥协的行为已在 “长他人志气”了。

其次，严复在译述西方名著时采用了桐城派古雅的文体，根本上是对古代汉语的革新，以“旧瓶”（文言）装新思想，而日本新词则是对现代汉语的变革，以“新瓶”（白话）装新思想。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本身存在词性含混、字义多解、缺乏逻辑性等特点，在翻译西方逻辑性强的术语时不能充分达意。如在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深感古汉语对译西方新名词的艰难，坦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以严复在译述《穆勒名学》的哲学主体时采用的译词“形、神、灵、觉、感、情、思、志”为例，对应英文原词分别为“body、mind、rational、percept、sensation、emotion、thought、volition”（现用日本译名“身体、心理、理性的、知觉、感觉、情绪、思考、意志”）。对比之下，不难发现严复采用的这些单字虽透露着古汉语的高雅深远之意，但在解释哲学主体方面却概念模糊，让人一头雾水，远不如日本译的双字明确易懂。严复也对此深感无力，愤恨之余对古代汉语不能像西方那样明晰进行了批判：“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他本意是要通过批判让古代汉语转向明晰，然而事实却是：在一种更大更复杂的历史因果中，无意中将古代汉语推向死亡。

最后，再看大众的接受度及梁启超、王国维等的学术评论。先说严复自创的音译词，本就难记，无实在意义，另受严复福建口音影响，很少能流传下来（“逻辑”、“乌托邦”属极少数成功之例）。再说严复其他译词及译文，其“渊雅”非常人能解，因其目标读者乃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而非普通大众。由此还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梁启超曾批评严复译文说：“吾辈所就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严复在《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回应：其译之书“非以饷学童而望具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使其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严复也曾写信告诫梁启超：写文章要胸怀高远，不要“徒为近俗之辞”，要为传世而写作。而梁启超在回复中大方承认严复之文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传世之文”，而称自己只为启蒙需要而作“觉世之文”：“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当时看来，大众的口味显然更倾向于梁通俗易懂的“觉世之文”。

另外，王国维对严复译词也不怎么看好：“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王对严译《穆勒名学》似很不以为然，说：“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最后，王指出了中日译词创造上的重大区别：“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而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也几何哉！”可以说，王国维准确地把握了词汇近代化的演进方向，也为后来日本新词战胜严复译词作出了精准的预测。

反观日本新词，随着译成中文的日本教科书及其他书籍（多为留日学生所译）大量涌入当时中国，再加上报刊杂志等大肆宣传，日本译词的推广成效颇为显著。实藤惠秀经考察求证，得出结论：清末新学堂的教科书，几乎全被汉译日本教科书改订本所覆盖。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综合各家，统计1896-1911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文书为1014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前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文书籍的数字的总合。再看当时传播日本译词的主力：报刊杂志等媒体。据沈国威对《时务报》中“东文报译”栏译者与译稿源的考证：自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第三期起，特辟“东文报译”专栏，至1898年8月8日，共刊载57期，总译量超过40万字，时任译者日本学者古城贞吉，译稿源多为日本当地报刊，包括《经济杂志》、《东京经济杂志》等，为当时中国社会提供了大量信息。在这全面学日的风气里，足可窥见日本译词与严复译词日后的命运了。

三、严复“消亡”译词举隅——以“涅伏”、“计学”为例

现分别以严复创造的音译词 “涅伏”（今通称“神经”，英文原词nerve,）及古汉语演变词“计学”（今通称“经济学”，英文原词economics）为例，侧重于译词语言文化本身，分析其产生、传播、使用及最终现代用法的形成。

1898年，严复在译述《天演论》时将神经称做“涅伏”，这是英语nerve的音译，并说：“涅伏，俗曰脑气筋。”后来在1902年的《群学肄言》中严复又用了“涅伏”这个词。尽管严复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使用“涅伏”一词，然而这个词最终还是没有流传开来。严复觉得“脑气筋”这个词俗，但老百姓却喜欢通俗，音译词对他们来说，难记难理解。到了1903年，两日本留学生汪荣宝和叶澜编写了《新尔雅》一书，专门解释日译新词，其中提到“神经”一词，如：“因动物之神经与筋肉有微弱之电气发动性而生起电流者,谓之动物电气。”又如：“动物性神经系统及植物性神经系统，为神经系统。”这是汉语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神经”。

再看日本译词“神经”的由来。荷兰学者高柏( Koos Kuiper)认为：“神经”是日本人翻译荷兰语zenuw的意译词。zenuw的意思是divine+meridian，即神液通流之经。该词最早见于1774年日本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一本荷兰解剖学手册 《解体新书》。至20世纪初，“神经”一词在日本已使用了200多年，当它和大批日语词语一起涌入中国，人们对日语词语心理上也不再排斥，逐渐接受，于是“神经”就在中国流行了开来。最后，严复也不得不妥协于日本译词“神经”，1909年，他的第七部译著《名学浅说》出版，卷末也注明：“涅伏”，今译“神经”。（“神经”一词古汉语为神奇之经典之义。）

对于英文“economics”译名的确定则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从“理财学”到“计学”再到“经济学”，本文仅考究严复译词“计学”到日本译词“经济学”的演变，两者的抗衡战可分为三个阶段，大致符合前文严复译词的社会影响四阶段的划分。

第一阶段：“计学”取胜。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将其译为“计学”，后在《原富》“译事例言”中，严复再次论述了将其译为“计学”的理由：“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严复对于自己的译法颇为自信，当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出版）对严氏《原富》包括“计学”在内的译文“过求渊雅”提出意见后，他曾专门就“计学”这一译名两次致函梁启超予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严复被学部尚书荣庆聘为学部编译审定名词馆总纂，可想而知，“计学”便因此取代原来的“理财学”，成为“部定”economics的中文译名。由于作为译界泰斗严复的大力提倡及“部定”的影响，严氏的“计学”译法得到了部分人的响应，一度频频使用。

而此时的“经济”译词还刚出“襁褓”，根基不稳。当时的《时务报》是传播日本译词的主要途径，该刊第十一期及十四期分别首次出现“经济”、“经济学”。1897年5-7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义·论译书》一文，也附有“日本名为经济学”的注解。彼时梁启超并不赞同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甚至反对将其翻译为“经济学”，但他客观上向中国读者传达了日本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的信息。最初几年“经济”使用频率极低，中国人不愿意接受“经济”新义，或许因为时人以为它与古汉语原义“经世济民”相去太远。

第二阶段：“经济”发展传播，与“计学”抗衡。这是由于20世纪初以后，日本留学生登上历史舞台，纷纷将日文书刊转译到中国，日本的“经济”和“经济学”的译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中文各种刊物中。1902年留日学生翻译的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述，如《最新经济学》、《经济政策论》、《经济教科书》、《经济学之范围及分类说》等陆续问世。留日学生创办各种经济类专刊，如 “经济类志”、“经济汇志”、“经济杂志”等。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经济学名词正式登上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为了消除人们对当下“经济”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含义的混淆，1904年《东方杂志》推介日译经济教科书《经济通论》时，特作如下说明：“我云财政，日本云经济，实同一义，是书先论经济之纲要沿革，次论生殖，次论交易，次论分配，终论消费，体用兼备”。

第三阶段：“经济”全面发展，最终胜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战胜“计学”，留日学生功不可没。1903年留日学生王璟芳（1876-1920）在所著的《普通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以“经济”二字来翻译economy的合理性。1903年中文刊物以“经济”译名设置的专栏不断增多，各种以“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影响到官方有关立法用词的改变。连长期在日本从事革命的孙中山也受到留日学生用经济指称economy的影响。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还专门谈到economics的译法问题，他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

由上可见，“计学”译法的走红是译界泰斗严复情有独钟的结果，尽管它一度获得“部定”的正统地位，仍未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只能算“理财学”向“经济学”过渡的一种过渡译法。至于“经济学”一词，在20世纪初长时间与“理财学”、“计学”等并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

四、结语

严复译词曾经盛极一时，但经过短短20多年，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与此同时，日本新词自20世纪初期渐露头角，并逐渐繁荣盛行，直至独占鳌头，1919年后逐渐取代了大部分严复译词。

从现代汉语形成角度来看，严复译词对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起了铺垫过渡及加速转型的作用。一方面，严复译词为人们后来在思想、观念、心理上接受日语新词作了铺垫，为中国近代日译新词与现代汉语的融合起了过渡作用。尽管对于两种译词，人们最终发现多数日译新词比相应的严复译词更胜一筹，因而舍弃了后者，但严复译词作为现代汉语的先驱，其作用仍不可低估，后来中国19世纪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正是在严复翻译的促进和诱导下发生的。另一方面，严复译词加快了日译新词与现代汉语的融合，促进了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一些严复译词本身在与日译新词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 （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乌托邦” 等），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尽管严复译词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具有其特殊的贡献，但受当时的社会思潮（政界革命派占主导，学界留日学生及受新式教育者成主流）及语言文化自身（译词、文体、受众及梁启超、王国维的评论等）双重因素影响，严复译词最终淡出人们视线，遗留不多。

(上海海事大学)

本文为上海海事大学创新活动项目 “近代译词与现代汉语的形成”的部分研究成果。编号CXS201508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