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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

2015-11-22介子平

都市 2015年7期
关键词:鲁艺木刻年画

介子平

烽火

介子平

新美术从根据地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即下达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11月27日,《人民日报》将其全文发表。“指示”中说:“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流行的形式之一。在封建统治下,年画曾经是封建思想的传播工具,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利用文艺形式从事文艺普及运动以后,各老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改造旧年画用以传播人民民主思想的工作已获得相当的成绩,新年画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种形式。”

“指示”一经发布,各地文教机关、各美术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开始创作与出版工作。至此,新美术运动拉开序幕。大批画家开始参与新年画、新连环画的创作。这批画家中,除去解放区过来的黄胄、张仃、石鲁、古元等外,业已知名的李可染、刘继卣、叶浅予、王叔晖等“旧画家”也投入其间。

在此情形下,无论是国画家、版画家,还是油画家、漫画家,新老画家便一拥而上投入进来。此时,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被抽象成了“土洋之争”,被贴上了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标签。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国画曾被认为是封建的、传统的、脱离工农大众和社会主义生活的没落艺术,它不像版画那样具有战斗性、革命性,不像年画、连环画那样具有大众性、普及性,不像油画那样能迅速倒向苏联的学院派绘画,并取得了合法性,所以当时国画家们转向年画创作者为多,直至1957年5月各地开始成立国画院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而此时解放区过来的那批画家一马当先,起到了带头作用。这一办法也只能是专业的年画创作队伍组建之前的权宜之计。

其实,新美术创作早在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内便已开始。1939年由汉奸组成的晋北政权为迎合日本侵略军的“宣抚”政策,在历画、年画中印有“遍撒和平种,晋北成乐土”等宣传口号。华北沦陷区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以石印方式印制了一批“灶王爷”,并附以关于“强化治安”的口号,强迫农户购买。鉴于此,根据地的画家们开始创作自己的年画以应对“反动年画”。最早的作者都是来自延安鲁艺的青年画家,他们是将年画当作春节下乡慰问的宣传品而分发给农户的,但由于其绘制形式“偏爱西洋”,与传统模样尚有距离,所以未引起农民的兴趣,宣传效果不明显。

1938年冬,由延安鲁艺二期部分师生罗工柳、胡一川、彦涵、杨筠、华山、黄山定、马达、肖肃、陈铁耕等组成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率领下,于1939年1月到达太行根据地,与原在地方上的美术同行一起,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宣传工作。

从1939年起,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则进行着频繁“扫荡”,并印刷了大量宣传品,做文化上的渗透。为挫败敌之阴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武乡县召开了文艺干部大会,朱德总司令和陆定一主任在会上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加强宣传的战斗性,揭露敌人的阴谋。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须考虑群众的欣赏习惯,克服过去木刻创作中用黑白对比组织画面,一时不为群众所接受的缺点,采用我国传统的水印木刻单线平涂、画面明朗的方法。此后便开始了年画创作。

第一批年画在武乡县关垴村刻印,先后印制了18种,内容涉及战斗、生产、参军、支前、建立民主政权等。彦涵的门画《保卫家乡》、罗工柳的《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等新年画印出后,深受欢迎,两万余张即刻散发完毕。有些住在偏远山区的老乡,得知消息后,跑几十里路程,到木刻工作团住处前来索取。

这批木刻套色年画,多以单线条达到艺术效

果,用线的变化表现物象的质感。设色上采用平涂法,兼用浓淡烘染,以表现人物面部和服装上的层次和立体变化。

这批年画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县王家峪村街上展览时,引起了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注意。他在观赏了这批作品后,甚为满意,认为这是美术为抗战服务、为群众服务的良好范例。为此,他给木刻团写了热情洋溢的表扬信,此信由木刻家胡一川珍藏多年,“文革”时,胡被定为“文艺黑线人物”揪出,批斗抄家时此封信曾被当作“重要罪证”抄走。

太行根据地的新年画,也在国统区及国际上产生过影响。1942年,周恩来曾将这批新年画连同延安的木刻一起带到重庆展览。1943年,这批新年画又分别送到美国、英国、苏联、印度等国展览。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年画为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广泛关注。而在此之前,那些接受过鲁迅指导的青年版画家们,便开始致力于汲取民间木版年画的营养,并将之融入到新版画中来。鲁迅曾在《致段干青》的信中指出,新版画应参考民间喜爱的“花纸”(即年画):“他们在过年时所选取的花纸种类,是很可以参考的。”为改进年画创作,鲁艺美术研究室还将40多种年画作品流动展出,根据征集到的意见,画家们进行了总结。归纳起来有两点:一则创作上强调装饰趣味,二则形式上套用神像格式。1943年,新年画以陕甘宁边区为起点,迅速向各解放区推广。由于当时的印制条件简陋、印刷材料短缺,所以作品的尺幅都不大。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以反映抗日为多,著名者有彦涵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孙玉石的《庆祝新春,庆祝解放》、罗工柳的《改良工人生活》及未留下作者名的《放下锄头拿起枪》《参加八路保卫家乡》《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扩大敌后爱国运动》《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等。

至1944年,新美术的题材内容渐呈光明欢乐气氛,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形式上也更接近民间传统样式,已进入成熟期。这些被称作“翻身年画”的作品出现在农民家中时,已为其普遍接受。1944年晋绥区创作新年画9种,印制11万份;1945年,吕梁出版社成立,印制新年画是其主要工作。

木刻连环画的创作也相当的活跃,当时成册的连环画有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力群的《刘保堂·小姑贤》、邵宇的《土地》、李少言的《日军守备队的生活》、杨中流的《三勇士》、罗工柳、张映雪的《小二黑》、李志耕的《黄胡子被迫登龙门》、莫朴、吕蒙、程亚君的《铁佛寺》、任迁乔的《翻身》等,1933年鲁迅、郁达夫等译注了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没有字的故事》等木刻连环画,《铁佛寺》《狼牙山五壮士》《刘保堂·小姑贤》等作品受其影响,均采用了木刻连环画的形式。彦涵1944年创作的《狼牙山五壮士》由周恩来转送给美国记者后,1945年美国的《生活》杂志为其印发了袖珍本。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创作,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经历了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中,木刻工作者认识到,艺术创作须遵循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新的艺术只有和时代同步,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才能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这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山西抗日根据地版画创作的成就,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它集中反映了木刻艺术家的创造才能,以及革命根据地木刻版画艺术的性质与特征;一部分是木刻版画艺术在根据地的特定活动方式,包括兴办美术学校,举行各种美术展览,组织各种美术团体,开办美术工场,创办各种美术画报等。两大成就,奠定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版画创作,在中国美术史和出版史上的历史地位。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属新兴版画。新兴版画是绘画的一种体裁、样式,是画种之一。之所以称其为新兴版画,区别于古代版画而言。古代版画基本上是复制版画,画的作者与刻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新兴版画则是创作版画,从作画到制作都是作者亲自完成的。另外从内容上看,新兴版画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表现劳苦大众。

到1949年“新年画运动”时,新美术已相当

成熟。当一大批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作为胜利者接管美术院校和美术团体后,将解放区的一套思维方式、运作模式引入其中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说,这一运动开始时,在理论上便已很相当成熟。

晋版传统是山西抗日根据地版画的基础

山西属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图书出版印刷发行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唐末五代,山西的图书出版业已相当的发达。这也能如实反映当时的晋地文化环境和文化状况。同时,山西还是纸墨的著名产地。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蒲州在唐宋之前便盛产纸张,宋时,所产藏经纸还是贡品,同时,平阳的白度纸、稷山的竹纸都很闻名。太原府则有规模可观的造墨场,另外,晋南地区还盛产雕版所用的枣木、梨木等。遗憾的是,当时印制的一些图书实物,如今早已泯灭,无以观瞻了。

除此之外,山西还出过许多优秀的编辑家,这也是图书出版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汉、后周时曾编辑了《唐会要》《五代会要》的王溥就是并州祁人。他所规划的会要分类编辑的体例、方法受到后世的推崇。宋朝时,政府曾设立过“会要所”。

现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的《佛说北斗星经》是迄今发现的晋版最早的刻本。它成书于宋雍熙三年(986),为绛州宋守真所刻。此书卷轴装,雕刻精良,制作完善,实属上品。

宋代山西的印刷业在全国范围内不算发达。河津王氏取瑟堂曾刻印文中子《中说》10卷。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的宋代山西官私雕版印书,仅有汾阳博济堂一种。

辽代在山西境内的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也设有刻书坊。1974年7月28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和雁北地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检查应县佛宫寺木塔塑像残破情况时,在佛胸内意外地发现了一批刻经、写经、佛画等文物,共计106件。其中,辽刻经47件,雕印最早的是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刻印的《上生经疏科文》。纸幅最长者为《涅槃义纪第八》,由80张纸接成。刻经主要是卷子装,也间有蝴蝶装,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称赞大乘功德经》《中阿含经第三十六》《妙法莲华经卷第七》等。刻印时间自辽圣宗统和元年至道宗清宁十年(983—1064)。有的经卷还刊有刻印地点、年代、刻印人及刻工姓名。除佛经外,在木塔内还发现有唐李翰编撰的《蒙求》3卷,此书采用历史典故,四字一句对偶押韵,易读易记,为目前世间仅存的辽刻书籍。

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破京师汴梁时,据洪迈《容斋三笔》载:除掳钦徽二宗及皇室、嫔妃等数千人北上外,还将汴京的刻书匠全部迁到了平阳(今临汾),建立起了了北方唯一的书业中心,开始了医书、类书及其他书籍的大量出版,历时长达几百年。

在分析金代晋版印刷业高度发展的原因时,《书林清话》还认为:“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阳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也就是说,金代晋南地区受战争创伤较轻,环境相对安定,所以,印刷业发展有了个相当不错的外部环境。

金太宗天会初年(1123),平阳府由次府升为上府。天会八年(1130),政府又于此设立了国家出版管理机构——经籍所。当时的平阳可谓“家置书楼,人蓄书库”,雕版书坊栉比林立,其既有官办的,也有私办的。著名的有平阳张氏晦明轩、平水曹氏进德斋、平水高家宵贤堂、平阳司家颐真堂等。以此为中心,平阳刻书业还辐射到了洪洞、运城、永济等地。

平阳所刻书籍也称平水版。平水版雕刻精致,书写工整,极负盛名。瞿镛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说:“金本,地理图中有款一行曰:平水刘敏仲编。盖即校刻之人也。每半页十三行、行大字二十六至二十九不等,小字皆三十五,蝇头小楷,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平阳版图书中的插图也是极为精美的,据专家评述,其刻绘的精巧胜于南宋临安贾氏舍人宅所刻佛图禅文殊图赞。

光绪三十三年(1907),帝俄柯支洛夫大佐在甘肃黑水城(今内蒙额济纳旗)发掘西夏遗址时,发现并盗走了平阳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此

书为金代平水坊本。原书12卷,现存5卷42页。这是宫调中最古老的节本。诸宫调为宋金元三朝民间说唱文学,艺人边说边唱,为大众所喜爱。1961年,前苏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会将此书送还了我国。

在黑水城同时出土的尚有平阳姬氏刻《四美图》和平阳徐氏刻《义勇武安王位》两幅年画。《四美图》画的是汉代的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晋代的绿珠。画幅高二尺五寸、宽一尺,上题“隨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字样,上边绕以回纹边栏,上端祥凤朝阳,下方蔓草缠枝。四人体态丰盈,容貌秀丽。《义勇武安王位》画的是关羽关云长。著名学者郑振铎对这两幅画有极高的评价,认定它们是中国版画艺术由佛像到人像的一大转折。它开了我国人像版画的先声。1962年,在临汾还发现了年代更为久远的《姑射山全景图》的木刻板一块,虽已无法确认其确切年代,但却证实了平阳版画的悠久历史。

我国大藏经中的孤本《赵城金藏》也在此产生。因其雕刻于金代,故称《金藏》,又因原藏于赵城县广胜寺内,故称《赵城金藏》。这是我国仅存的一部藏经,共存4330卷,卷轴装。过去历史文献从未记载过此书,公私藏目不见著录,抗战前才被发现。据1936年支那内学院蒋唯心研究:《金藏》按《千字文》编号,排成经目号码,始于“天”,终于“几”,治约7000余卷。

《金藏》雕刻的缘起,相传为潞州女子崔法珍断臂苦行,募施而来。创刊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的河东南路解州天宁寺,30年后的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方告竣。崔氏因而也被封为宏教大师。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进犯山西,广胜寺力空法师将《金藏》密匿于飞虹塔内。1942年春,日军在广胜寺周围设立据点,意欲在农历三月十八庙会时以参观为名,行掠夺之实。这一情况被抗日县政府得知后,当即进行了抢运。1949年,《金藏》运抵北京图书馆保存。1984年、1985年,中国佛教协会曾以此藏为底本出版了《宗藏遗珍》和《中华大藏经》。

金刻本著名的还有绛州李子久刊印王朋寿《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15卷、陈氏《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5卷、张谦刻《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15卷、王敏仲校刊的《尚书注疏》、中和轩王文郁的《经史证类本草》《道德宝章》《新刊韵略》《滏水文集》20卷、平水晦明轩张宅张存惠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30卷、《丹渊集》《通鉴节要》等。

元代,在平阳还刊刻过《玄都宝藏》。这是一部道藏,因系宋德方弟子秦志安在平阳玄都开局校刊的,故称《玄都宝藏》,又称之为《宋德方藏》,其计7800余块帙卷,刊刻之时,曾动用役工五百余人,可谓出版史上的浩瀚工程。宋高宗南渡临安,遗留于汴梁的经版为金人掠去。金命孙明道补刻,是为《金道藏》,《玄都宝藏》即据《金道藏》所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尔雅》的最早刻本也是平水坊刻所为。元贞年间,平阳梁宅刊刻的《论语注疏》要比宋刻的十行本好得多。吴澄的《礼记纂言》中对元版书籍的评价是:雕刻工整,字体皆赵。

明代,山西的官刻、家刻图书呈一派繁荣,且刻地遍布南北,《山西通志》《遗山诗集》《汾河诸老诗集》等著作的善本均是此时的珍品。晋藩养德书院刻本遐迩闻名。但此时的刻书也有许多属粗俗品,其中,有些书未经校雠,或擅自改动原书,或强分门类,私添条目,任意删节,致使原书多失真实,这也是明人刊书的“通病”。

清初,晋版印刷仍处在古老的雕版阶段。但此时,宋刻图书已占到了重要位置,乾隆年间,祁县的“书业德”是山西历史上最大的私人书坊,出版颇丰。

1955年年初,在临汾市城北刘村发现一块太平天国刻《幼学诗》封面刻板一块。该板长16.4公分、宽11.4公分、厚1.1公分,回纹边框周匝,中书“幼学诗”三字,上端有“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宋体字一行,其中“太平天国”四字已被剜剔,但于模糊处尚可辨认。据悉,此类刻板尚存几块,遗憾的是,已不知流落何处。《幼学诗》系太平天国的普通教育读本,为上帝会进行宗教与伦理教育的教材。此板的发现,应是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北伐进临汾后的产物。据《临汾县志》卷九窦文藻《癸丑兵燹记》所载:太平军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初三克曲沃,初十克临汾。后太平军

东去。其据临汾的时间虽不长,但却十分注重舆论与思想的传布。《幼学诗》应是当时的临汾某书坊所为。

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与钦差大臣阎敬铭联合上奏朝廷请办书局,获准后即创办浚文官书局,其位于省城太原,采用的是机械石印。当时山西官办企业共五处,其余四处为晋泰官钱局、晋泰官银炉、潞盐官运局、省内外工艺局,五企业均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据宣统年间编印的《山西全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载:“浚文官书局,省垣官业以此局成立为早,惟规模并不宏大,故无利可言,且不免亏累。近年,复购置机器,制印书籍,将并州官报附于局内编印,徐图扩充,较前颇有条理。”它的出现,预示着现代出版印刷术在山西的滥觞。

山西具有很深的刻制印刷传统,1937年10月,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创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北部,建立晋绥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各种名称的美术工场、美术协会相继成立,大后方过来的美术工作者与当地民间艺人合作,创作了大量的版画作品。

古老的传统与新兴的政治需求结合,产生出巨大的活力,故曰山西抗日根据地木刻版画的繁荣发展,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总之,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创作,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由鲁迅先生培育起来的新兴木刻的传统;一方面,根据山西特有的绘画传统与形势需要,创造出了一批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作品,从而在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两个方面,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和生活,给予了极富创造性的形象表达。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创作

抗战期间,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物上出现了很多的木刻版画作品,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版画家。木刻版画以其独特的艺术特点、传播方式以及和印刷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其不论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版面史,还是在印刷出版史上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战争年代的出版事业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意识到“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新俄画选·小引》)经过鲁迅等人的大力推介,版画这一艺术形式开始被广泛运用于革命活动中。从1928年“朝华社”开始,到1936年去世,鲁迅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木刻活动的倡导和奔走,从出版画册、举办展览、组织木刻讲座、为各种木刻展览写前言、捐资收购优秀版画作品,与木刻青年之间相互通讯,进行长期的学术指导和精神鼓励等各方面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渐渐兴起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版画创作活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即在此大背景下诞生的。

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创作

先后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从事过木刻版画艺术创作的有李少言、赵力克、牛文、阎风、刘正挺、吕琳、林军、刘蒙天、苏光、力群等。为配合版画创作,晋绥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些美术组织,如1940年在兴县成立的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晋绥分会;1941年创办的美术工场。据李少言《战斗的画笔和刻刀》云:自1941年到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解放区先后创办了《大众画报》《战斗画报》《晋绥人民画报》等来刊登木刻作品。晋西北木刻工厂还以水印套色的方法,集体创作了一套领袖像。1944年,晋绥区创作木板新年画9种,印制11万份;1945年,吕梁出版社成立,印制新年画是其主要工作。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创作

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木刻版画艺术的创作和宣传工作也很有成就。从1938年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有徐灵、沃渣、陈九、秦兆阳、田零、江丰、马达、彦涵、古元等,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从事木刻版画的创作工作。为扩大木刻作品的影响,更好地发挥其宣传作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许多报纸和画刊来刊登作品,这些画刊有《抗敌画报》《战线画报》《冲锋画报》《七月画报》《前卫画报》《火线画报》《挺进画报》《农民画报》《青年画报》《儿童画报》和《晋察冀美术》等。值得一提的是,为促进艺术的发展和进步,晋察冀边区政府还设立了边区鲁迅文艺奖金,以奖励那些

创造了优秀艺术作品的艺术家,其中也包括创作了优秀木刻艺术作品的木刻艺术家。

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创作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太行区,是山西抗日根据地中版画创作最为活跃的地区。这里集结了一批木刻工作者,出现了若干个规模较大的木刻组织,如鲁艺木刻工作团、鲁艺木刻工厂、新华日报馆、129师木刻组等团体,也因此诞生了一批反映抗战生活的现实主义版画作品。

(一)版画创作的分期

1938年底,以延安鲁艺木刻研究班罗工柳、彦涵、华山、胡一川等人为基础,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在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带领下,渡过黄河,穿越封锁线,到太行根据地开展木刻宣传活动。以此为起点,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版画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1938年底到1939年底,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举办流动展览会。

在这一阶段,鲁艺木刻工作团先后在沁县铜川中学、长治莲花池、决死第三纵队等地开过七次展览会和座谈会,在长治出版的《战斗日报》上出过一期专刊,让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全国的新兴木刻,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鲁艺木刻工作团将原因归纳为:“第一,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第二,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其实,主要原因还在于展览的作品大部分,是江丰从武汉带来的“全国第三次木刻流动展”中的作品,形式风格欧化,题材内容与根据地军民生活有较大距离,欣赏圈子仍不脱离美术界与知识分子,百姓难以接受。

鲁艺木刻工作团在采纳了各方对木刻版画的改进意见后,开始了新的创作。其集中精力,先搞连环木刻小册子。如华山的《王家庄》,胡一川的《太行山下》,彦涵的《张大成》。这些作品从内容上看,更多地反映根据地的建设,充实生动。形式方面都是故事连环画,在刀法、线条的组织上力求明朗,部分地采用了国画的技巧。在后来组织的木刻展览中,观赏的人数比先前有所增加。

2、以1939年冬朱德同志在武乡的一次讲话为转折点,木刻创作进入了第二阶段。

1939年冬,朱德在讲话中谈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神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因此提出“笔杆必须赶上枪杆”的要求。

此次讲话之后,鲁艺木刻工作团决定采用中国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进行宣传。他们与民间木刻匠人合作,采取民间木刻的手法,且着色套版,采用中国木刻印刷的技术,一切颜料工具都土制土造。1940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三日(民俗祭灶)下午。木刻工作团的胡一川、杨筠将第一批木刻新年画进行销售,其中包括罗工柳的《积极养鸡,增加生产》、彦涵的《春耕大吉》和《保卫家乡》、胡一川的《军民合作》、杨筠的《纺织图》等,在百姓中取得了好的反响。罗工柳回忆道:“我们提出利用民间年画这一形式,以宣传抗战为内容,尝试新年画的创作,结果受到群众的欢迎,产生较大的影响。”据彦涵《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年画和木刻活动》云:“这些作品,在形式上更多地采用旧年画的传统格式,有门画、历画(春牛图)、四扇屏、连环画、全景战争画等十几种,但内容同样要达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二)版画成就

从1940年太行山根据地中心区域晋冀豫区一年间木刻工作情况的统计资料中,可了解根据地木刻运动规模、成绩之一斑。木刻创作——鲁艺木刻工厂:如大小30余种,印23000张。《十二项主张》:共五张一幅,挂图,四色套版,印10000张。《五月》画报:2种,三色套版,印3000张。民选标语:12种,三色套版,印42000张。《中共北方局十五项建设主张》挂图:五张一幅,三色套版,共印25000张。《刘二堂》连环画一本:18张一本,单色油墨版,先印1000本。《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大画册,共30余页(包括八路军四年来主要战斗)。出版数目尚难统计。“号外”“大会特刊”:共印4600份。《百团大战》挂图。年画:《门神》《五谷丰登》《春耕大吉》《灶王爷》共印42000份。总计共创作套版木刻100余幅,已印套版、单色木刻共173000张。鲁迅艺术学院木刻

工作团:一年之内,因去冀南推动帮助成立木刻工厂两个,无多创作,仅有卡片数种,新华报头插图很多,连环画正刻印中。全区共印约20万张(新华日报除外),创作800种。

山西抗日根据地版画,从取材上讲,一是与抗日战争前线相关的战争题材,如练兵、参军、战前准备、攻城、出击、支援前线、欢庆战斗等;一是提倡移风易俗,建设新风尚题材。不论哪种题材,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版画皆呈现出现实主义、叙事性强的特征,作品风格自然、朴素。

山西抗日根据地版画创作大事记

一九三八年

12月延安鲁艺美术系的胡一川、陈铁耕、罗工柳、彦涵、华山等组成鲁艺木刻工作团,胡一川任团长、赴晋东南开展木刻工作。他们沿途举行了全国木刻展览会。

一九三九年

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晋东南创刊。鲁艺木刻工作团团员先后调到报社工作。

1月在晋东南沁县抗日大会上曾举行《全国木刻展览会》。

3月3日晋察冀边区美术界协会分会在阜平县成立。

6月延安鲁艺部分师生出发去晋察冀,成立鲁艺分校。

7月1日鲁艺木刻工作团主编的《敌后方木刻》,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副刊,先后出版了4期。

一九四○年

1月晋东南成立鲁艺分校。校长李伯钊,副校长陈铁耕。美术系设有木刻课程。

1月朱德总司令在晋东南前线总司令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其中有鲁艺木刻工作团全体成员参加。

1月晋东南鲁艺木刻工作团胡一川、陈铁耕、罗工柳、彦涵、杨筠等在春节前创作了一批木刻新年画,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书面表扬和群众欢迎。

秋,成立晋东南鲁艺分校木刻工场,彦涵任场长。创作了很多木刻新年画、领袖像、连环画、政治宣传画等。

一九四一年

春,在山西建立了晋西北木刻工厂,李少言、黄再刊、黄薇、赵力克、刘亚挺、陈岳峰等参加工作,出版了着色年画,水印套色木刻领袖像,木刻连环画,宣传画及《晋西北大众画报》。

6月16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文代大会正式开幕,沃渣、金肇野任常委。

11月18日晋察冀边区美协于边区第二届艺术大会结束后,将大会作品精选一部分流动展览于冀中,计有木刻、漫画、宣传画、连环画等160幅。

一九四二年

1月17日鲁艺实习工作团90人,出发分赴农村、工厂、部队去工作。

1月29日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悬奖征求艺术作品揭晓,应征作品400件,入选百余件。其中木刻作品甲等奖的有木刻工场的作品《军民誓约》。

春,鲁艺木刻工作团调回延安。

5月鲁艺木刻工场至此结束,一二九师又成立木刻工作队,由艾炎负责。

7月12日晋察冀边区文联首次公布了边区鲁迅文艺奖金获奖作品名单共13件,其中有木刻作品两件:《八路军铁骑兵》(沃渣作)和《日兵之家》(徐灵作)。

8月16日晋察冀边区文联公布第二次鲁迅文艺奖金获奖作品,计有木刻《运输队》(陈九作)和《村干部会》(秦兆阳作)。

一九四四年

冬,在晋绥文联领导下进行的年画创作9种,其中一部分获得边区“七七”文艺奖金。

一九四五年

11月9日重庆中外文艺联络社举行《漫画、木刻联合展览会》,内容包括延安、晋察冀边区的木刻连环画、年画及图片等。

责任编辑 高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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