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文波，吉承恕

（1.天津农学院体育教学部，天津 300384；2. 天津体育学院，天津 300381）

奖赏结构对大学生高水平运动员集体效能影响的研究

玄文波1，吉承恕2

（1.天津农学院体育教学部，天津 300384；2. 天津体育学院，天津 300381）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集体效能概念以来，集体效能逐渐成为了团体心理研究的新热点。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以及实验法，通过创设竞争与合作不同的奖赏环境来研究奖赏结构及相关中介变量对运动员集体效能的影响。表明：1）在交互作用影响中，竞争奖赏环境下，自我效能会对集体效能产生正影响；合作奖赏环境下，自我效能会对队友知觉会对集体效能会产生正影响；2）不论在哪种奖赏环境下，高自我效能和高的对队友知觉对集体效能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低自我效能和低的对队友知觉对集体效能会产生消极影响。

自我效能；竞争；合作；运动员；集体效能

班杜拉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自我效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效能（Collective-efficacy）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情景中，团体成员对于自己的团队结合在一起，取得特定水平成绩的能力的一种共同信念”［1］。集体效能概念的提出，可以视为班杜拉从个体心理学研究向团体心理学研究的转变，既是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论的新发展，又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人们解释团体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从目前国内现有的几项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研究上（高申春，2000；吴增强，2000；沃建中，林崇德，2001；等）［2-4］，后来，对集体效能也开始有探索性的研究（姜飞月、郭本禹，2002；姜飞月，2001）［5-6］，但也仅仅是介绍了由自我效能到集体效能的理论演进、集体效能在我国中小学应用以及集体效能对团队功能影响的研究等。由此看来，国内的研究缺乏对集体效能理论的系统介绍和实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体效能研究在中国的开展。

奖赏结构一词来源于Ames（1977，1984）的环境因素对成就影响的研究［7］。Ames把奖赏结构分为3种类型：竞争、合作和个体化结构，通过大量研究表明，环境最广泛的特征就是奖赏结构，并且Ames认为，在不同奖赏结构中人们对目标任务完成时的表现是不同的。通过查阅大量相关研究发现，目前的研究只是阐述了奖赏结构对个体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还缺乏对运动团体层面的研究，于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认为既然不同奖赏结构会对个体产生影响，那么由个体所组成的团体在不同奖赏结构下完成任务时其某些特性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自我效能、对队友知觉、集体效能等。因此，本文将依据班杜拉的三元交互作用理论，并将“自我效能”与“对队友知觉”2个因素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奖赏结构对集体效能的影响效应，为今后对集体效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测试对象与方法

1.1 测试对象 以奖赏结构对大学生高水平运动员集体效能的影响为研究对象。随机选取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体育学院6所高等院校高水平运动员60名男生为测试对象，平均年龄23.4岁，平均具有5.7年的运动经历（表1）。

表1 测试对象基本情况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大量有关奖赏结构、自我效能、集体效能等研究的学术论文及著作30余篇，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1.2.2 问卷调查法

1）一般自我效能测量（GSES）。采用由Schwarzer等人编制，王才康、胡中锋等人（2001）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量表［8］。此量表共有10个项目，被试在1～4等级上进行自我评定，修订后的中文版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0.87，重测信度r =0.83（P＜0.001），折半信度r =0.82（ P＜0.001）。

2） 集体效能信念测量。用一个单项目题目进行评价：“您认为您所在的组获得第1名的可能性有多大？用评分的方式表示可能性大小，0代表一定输，100代表一定赢”。

3）对队友知觉测量。用下面的方式提供给被试需要评价的项目，如“友好程度”，用评分的方式回答，1代表非常友好，9代表非常不友好”。

1.2.3 实验法 采用2×2×2重复测量1个因素的混合实验设计［9］。将奖赏结构（竞争和合作）作为组间因素，自我效能（高和低）和对队友知觉（高和低）作为组内因素。实验的因变量为集体效能，集体效能前后测的变化量为其效果量。

1.2.4 数理统计法 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运动员初始运动成绩与自我效能 本研究将2种奖赏结构（竞争组与合作组）组运动员的初始运动成绩与自我效能进行t检验。发现竞争奖赏结构组与合作奖赏结构组在两项指标上均无显著性差异，排除了对本文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控制变量，即能够保证2种目标结构组具有同等的初始状态（表2）。

表2 初始运动成绩和自我效能（M±SD）

2.2 奖赏结构、自我效能和对队友知觉在集体效能成绩上的主效应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奖赏结构对集体效能影响的主效应显著（F=6.80， P＜0.05），自我效能与对队友知觉对集体效能影响的主效应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F =4.68， P＜0.05； F =4.12， P＜0.05）；在交互作用中，奖赏结构和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显著（F=12.54，P ＜0.01），奖赏结构和对队友知觉的交互作用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F =15.69， P＜ 0.01）。

2.3 奖赏结构与自我效能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检验 对所得数据分析发现，高、低自我效能运动员集体效能前后测量得分在不同奖赏结构下产生了不同的变化：高自我效能运动员在竞争结构下集体效能的得分后测比前测有所提高，而在合作结构下集体效能的得分后测比前测有所降低；相反，低自我效能运动员在合作结构下集体效能的得分后测比前测有所提高，而在竞争结构下集体效能的得分后测比前测反而有所下降（见图1）。

表3 自我效能、对队友知觉与奖赏结构在集体效能成绩上的方差分析与效果量

图1 不同奖赏结构下高低自我效能运动员集体效能的变化

进一步做简单效应检验更加精确可靠地解释了存在的交互作用。通过对奖赏结构与自我效能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同等情况下，高自我效能运动员在竞争结构下的集体效能得分显著高于在合作结构下的得分（ F=8.94， P＜0.05）；相反，低自我效能运动员在竞争结构下的集体效能得分要低于在合作结构下的得分（F =6.78， P＜0.05）。

表4 奖赏结构在自我效能的两个水平上的简单效应

分析认为，集体效能与自我效能都是对能力的知觉判断，只是所涉及的层面有所不同。然而，知觉到的能力是一种潜在的能力，与实际能力或行为表现间是有区别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稍微对实际能力的高估或低估都会对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能力既可能因自我怀疑而削弱，也可能因对自我能力的坚信而超常发挥，自我效能是这样，集体效能也是这样。个体至少有两种建立能力知觉的方式，一种是与他人进行比较，自己是否有优势的知觉，这种动机目标称之为“自我定向”。另一种是注重自我改进和成功地完成任务，这种动机目标称之为“任务定向”。这两种目标定向的个体对成功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自我定向的人通过获胜和证明比别人有优势来定义成功，而任务定向的人更多地通过内部的自我改进和任务掌握来定义成功。

由此看来，队员的集体效能主要来自奖赏结构所创设的外界情景以及自我能力等因素的评价；二者发生交互作用并共同影响队员对所在团体能力的判断。因此，在比赛中高自我效能者会认为由于他们的存在，他们所在的团队获胜的可能性会增大。而且，竞争奖赏结构所创设的竞争化的环境更为高自我效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2.4 奖赏结构与对队友知觉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检验 对高、低对队友知觉运动员集体效能前后测的分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高对队友知觉运动员在合作结构下集体效能的得分后测比前测有所提高，而在竞争结构下集体效能的得分后测比前测成绩有所降低；相反，低对队友知觉运动员在合作结构下集体效能的得分后测比前测有所降低，而在竞争结构下集体效能的得分后测比前测反而有所提高（图2）。

图2 不同奖赏结构下高低对队友知觉运动员集体效能的变化

对奖赏结构与对队友知觉的交互作用作了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其结果如表5所示：在同等情况下，高的对队友知觉者在合作结构下的集体效能得分显著高于竞争结构下的得分（ F=16.18， P＜0.01）；相反，低的对队友知觉在合作结构中集体效能得分低于在竞争结构中的得分（F=6.72， P＜0.05）。

表5 对队友知觉在奖赏结构两个水平上的简单效应

分析原因在于在比赛中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团体成员互相协作来完成任务或取得胜利。因此，对队友能力、信任度以及相互配合的熟练程度的判断对于其团队的效能感有重要的影响。在同一集体内拥有不同位置或其不同作用的个体在如何看待群体的集体效能上会有些不同，主要是受到他们队友的知觉评价的影响，一个杰出的足球守门员，会提高一个普通球队的竞争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0］。

合作奖赏结构的核心是当小组成员聚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工作的时候，靠的是团结的力量。在合作小组这一“利益共同体”中，只有当小组所有的成员都达到学习目的时，组内的每个成员才能视为获得成功。“个人受到奖励的机会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而且取决于他所在组其他成员的努力”［11］。因此，在合作化的目标结构下完成任务时，队员们对其所在团队能力的判断会更加依赖于他们队友的能力以及与队友相互协作的程度，他们会更加认为只有一个相互信任、相互合作、气氛融洽的团队才能够取得好成绩。

2.5 奖赏结构对运动员集体效能产生的影响分析 奖赏结构为个体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环境特征，即竞争与合作的情景。这种外部环境特征会使处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对目标产生不同的认知评价，当他们以团队的形式参与活动时，进而通过中介因素影响到他们的集体效能。

1）奖赏结构通过影响运动员的认知评价来影响运动员集体效能。实践的成败经验是人们建立集体效能感的主要信息源。成功的经验使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从而增强集体效能感；反复的失败使人们对自己失去信心，从而降低集体效能感。在集体项目比赛中，只有那些超过其它组的成绩且成绩名列前茅的运动团队才算是成功的，才能得到奖赏。这种在竞争中反复失败的体验使大部分运动员对自己的能力失去自信，从而损害了他们集体效能的发展。

2）奖赏结构是以社会劝导效能信息的形式影响运动员集体效能的。社会劝导效能信息是人们建立集体效能感的又一重要信息源。在比赛中以团队成绩为标准进行比较，实质上是对运动员能力的一种社会标定，这种标定以一种特殊形式向运动员提供劝导性效能信息，因而对运动员对其团队效能判断产生重大影响。

3）奖赏结构通过影响运动员的归因方式来影响运动员集体效能。实践的成败经验是人们建立集体效能感的主要信息源。成功的经验只有被个体归因于内部的稳定因素（如能力或努力）时，才会极大地提高集体效能感；而失败的经验也只有被个体归因于内部的不可控因素（能力不足）时，才会降低集体效能感。

4）奖赏结构通过激发运动员的动机系统来影响集体效能。竞争情景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使个体进行能力归因，它是个体的注意力指向他们自己能够完成任务的能力，而不是指向“怎样”完成任务。由此可见，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有竞争能力时，就会积极活动，争取成功。当认为自己无竞争能力时，自尊会受到威胁，因而会逃避竞争情景。

3 结 论

1）奖赏结构对集体效能影响的主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性；在因素交互作用对集体效能影响方面，自我效能和奖赏结构的交互作用呈显著性，对队友知觉和奖赏结构的交互作用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2）在竞争奖赏结构下，高自我效能会对集体效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而较低的自我效能会对集体效能产生一定消极影响。

3）在合作奖赏结构下，高的对队友知觉会对集体效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而低的对队友知觉会对集体效能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4）不论在哪种奖赏结构中，高自我效能和高的对队友知觉对集体效能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低自我效能和低的对队友知觉对集体效能会产生消极影响。

［1］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M］.NJ：Prentice-Hall，1986：391.

［2］高申春.自我效能理论评述［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l）：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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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德俊，马庆霞，杨淑.竞争奖赏结构和自我概念对儿童成就归因及自我强化的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82-83.

［8］王才康，胡中锋，刘勇.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应用心理学，2001（7）：23-24.

［9］舒华.心理与教育研究中的多因素实验设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20-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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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红宇，王斌.心理控制源与奖赏结构对人学生操作技能的影响［J］.体育科学，2000， 20（2）：80-83.

Research on Influence of Award Structure to Collective Efficacy of High Level University Athlete

XUAN Wen-bo1， JI Cheng-shu2
（1.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Department， 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2.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 Tianjin 300381， China）

Since mid of 1980， American psychologist Bandura proposed concept of collective efficacy，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hotspot in group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dopt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nsultation，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award structure and related intermediary variables influence on athlete collective efficacy through creation of differen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ward structure. Shows： 1） In interaction function influence and award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self-efficacy generates positive impact to collective efficacy. Under cooperation award environment， self-efficacy generates positive impact to teammate consciousness. 2） No matter under which award environment， high self-efficacy plays positive influence to teammate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But low self-efficacy is on the contrary.

self-efficacy；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thlete； collective efficacy

G804.8

A

1004-7662（2015 ）06- 0089- 04

2015-04-15

玄文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运动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