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立生，吴 珂

（合肥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合肥 230009）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已成为我国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1］，具有技术与资金密集、研发周期长且风险大、管理团队素质高、政府政策资金支持等特点。它并非单一产业，而是包括多个产业及核心技术在内的产业集群，这意味着只要其中某项核心科技取得突破，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整个产业的革新，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将远远超出本行业的范畴。因此，技术创新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取行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法宝，而研究与开发（Research ＆Development，以下简称为“研发”或“R＆D”）的投入则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和政府优惠政策的鼓励下，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已纷纷加大R＆D 投入。但随着R＆D 投入的增大，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日渐突出，这直接影响企业的R＆D 执行效果，最终影响企业的成长。董事会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核心，其治理有效性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和R＆D 投资等重大战略决策有着直接影响，而董事会特征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董事会职能的发挥。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顶层设计”，对董事会特征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展开分析。

以往学者对董事会治理、R＆D 投入及企业绩效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两两之间关系的分析［2－4］，而关于董事会治理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调节作用的文献相对较少。从目前学者研究结论来看，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会议强度等因素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调节效应［5－8］。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选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研究样本，对基于董事会特征的R＆D 与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进而从董事会治理角度指出切实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措施，并为培养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供理论支撑。

一、研究假设

董事会作为企业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控制管理当局的主要渠道，且能对经理层的经营管理提供指导建议，它是联系股东与经理层的重要纽带。董事会特征指的是董事会的特点、征象及标志，反映了其内在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董事会职能发挥，会对R＆D 投入水平和执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中董事会特征主要包括：董事持股比例、关键董事年龄及董事会会议强度。

本文采用调节变量分层回归和分组分析方法研究董事会特征对R＆D 投入与公司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Sharma等人（1981）根据调节变量是否与自变量有交互作用，将调节变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类调节变量与自变量没有交互作用，但影响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属于同质调节变量；第二类调节变量与自变量有交互作用，它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形态或方向。根据调节变量与因变量和／或自变量的相关关系，第二类调节变量又分为纯调节变量和半调节变量［9］。借鉴Sharma等的研究，董事会特征对R＆D 与公司绩效关系调节作用的识别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董事会特征对R＆D与公司绩效关系调节效应

1.R＆D 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R＆D 投入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在增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改良产品、提高经营绩效和争取竞争力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功的研发活动一般还具有高回报性，其可能会促使企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预示着企业较好的经营业绩与发展前景。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R＆D 投入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董事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企业R＆D 活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专属性给外部投资者对R＆D 活动的监督和评估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很高的成本。依据委托代理理论，缓解代理问题最根本方法是使管理者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董事会成员持股则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让董事由受托者身份变为所有人，随之也承担了股东的部分风险，从而使董事与股东的利益能保持一致，更有效地发挥董事会决策职能，提高决策科学性，从股东利益出发，成为更好的战略监控者。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董事会持股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3.关键董事年龄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R＆D 活动固有的产出不确定性和受益跨期性使得年轻董事与年长董事在面对公司R＆D 决策时的态度是有所差异的。

年轻董事通常更喜欢冒险并对自己职业前景有更长的预期，因此他们期望通过增加R＆D 投资提升自己的业绩；而年长董事由于体力和精力的局限，考虑到R＆D 投资的高风险性、回报的滞后性等问题，通常不愿做出组织变革。因此，年长董事相对年轻董事较少关注R＆D 投资活动。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长和总经理则是公司最为重要的管理负责人，他们对于公司决策的制定起到最关键作用。因此，本文选取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年龄作为调节变量，提出如下假设：

H3：关键董事年龄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反向的调节作用。

4.董事会会议强度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董事会会议强度是指一年内通过各种形式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次数，它是衡量董事会是否有效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指标。董事会会议频率越高，说明董事会越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越能更加有效、及时地解决R＆D 投资的相关问题，从而保证R＆D 投资项目顺利进行。由此提出下面假设：

H4：董事会会议强度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体包括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三网融合、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集成电路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高端软件六个子行业”［10］。本文样本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11］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个股一览表对七个产业的细分标准［12］，参考巨潮咨询网站及新浪财经网站等财经板块信息，选取中国沪深A 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研究样本。鉴于研发收益的滞后性，文章采用的绩效指标滞后于R＆D 指标一年，即选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2009年至2012年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为保证研究结论有效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筛选：（1）剔除了被ST 和＊ST 的上市公司；（2）剔除研发支出、相关财务和董事会特征等数据无法获取的上市公司；（3）剔除变量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如ROE为负值等。通过以上筛选后最终获得137家347个样本。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巨灵数据库，部分缺失的数据通过翻阅年报手工整理获取。

2.变量设定

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企业绩效替代变量，由于R＆D 收益的滞后性，选取的绩效指标ROE滞后R＆D 指标一年；将企业的研发强度作为解释变量，定义为变量RDI，并将董事会特征变量作为调节变量。为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借鉴前人研究，选择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3.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与分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用以下模型：

（1）董事会特征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回归模型：

ROE＝α1＋λ1RDI＋λ2SIZE＋λ3LEV＋ε1

ROE＝α2＋μ1RDI＋μ2BD＋μ3SIZE＋μ4LEV＋ε2

ROE＝α3＋θ1RDI＋θ2BD＋θ3RDI×BD＋θ4SIZE＋θ5LEV＋ε3

（2）分组分析模型：

ROE＝α1＋λ1RDI＋λ2SIZE＋λ3LEV＋ε1

回归方程中的BD 代表董事持股比例（BH）、关键董事年龄（BAGE）、董事会会议强度（BMN），αi为常数项，λi、μi、θi表示相关系数，εi为残差。

三、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提供了所涉及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RDI平均为6.09%，最大值30.99%，最小值为0.13%，中位数4.82%说明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间的RDI差距比较大，但从均值及中位数情况与以往文献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R＆D 活动投入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董事持股比例（BH）的最大值为74.84%，最小值是0.00%，平均值为25.00%，中位数18.80%，由此看出董事持股比例的样本中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来说，企业对董事的股权激励是有一定力度的。关键董事年龄跨度较大，由34岁到72岁不等，平均值为48。董事会会议强度的平均值为9，最大值为22，最小值为3。

表2 描述性统计

2.回归分析

（1）董事持股比例对R＆D 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法检验董事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第一步先加入控制变量对RDI与企业绩效做回归分析，第二步加入调节变量董事持股比例BH，第三步加入RDI与BH 的乘积项（RDI×BH）。在做回归分析前模型中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4.317，远小于10，因此不考虑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Model1中RDI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R＆D投入对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但从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到Model3中BH 和RDI的交互项不显著，而且Model2中BH 系数也不显著，说明董事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不存在相关性，为验证其是否为同质调节变量，按董事持股比例的均值将样本分组进行回归分析。

表3 董事持股比例对R＆D与绩效关系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从表4分组检验结果显示董事持股比例高组的RDI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董事持股比例低组的RDI系数不显著，由此判断董事持股比例是一种同质调节变量，Model3中BH×RDI系数为正值，说明董事持股比例越高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越强，越有利于R＆D 活动开展。

表4 董事持股比例对R＆D投入与绩效关系调节作用分组回归分析

（2）关键董事年龄对R＆D 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法检验关键董事年龄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第一步先加入控制变量对RDI与企业绩效做回归分析，第二步加入调节变量关键董事年龄BAGE，第三步加入RDI与BAGE 的乘积项（RDI×BAGE）。在做回归分析前模型中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16.092，远大于10，说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于是按照关键董事年龄均值将样本进行分组，然后分别对各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5分组检验结果看到关键董事年龄低组RDI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而关键董事年龄高组的RDI系数不显著，由此判断关键董事年龄也是一种同质调节变量，关键董事年龄越低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影响越强。

表5 关键董事年龄对R＆D投入与绩效关系调节作用分组回归分析

（3）董事会会议强度对R＆D 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法检验董事会会议强度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第一步先加入控制变量对RDI与企业绩效做回归分析，第二步加入调节变量董事会会议强度BMN，第三步加入RDI与BMN 的乘积项（RDI×BMN）。在做回归分析前模型中的RDI×BMN 的VIF值为13.473，大于10，说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按照董事会会议强度均值将样本分组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6回归结果看到两组样本结果中RDI系数都不显著，说明董事会会议强度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二者关系没有调节作用，H3没有得到证实。

表6 董事会会议强度对R＆D投入与绩效关系调节作用分组回归分析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基于董事会特征调节效应的R＆D 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R＆D 活动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水平偏低，但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R＆D 投入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并且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第二，董事持股比例是一种同质调节变量，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着间接调节作用，可以正向改变二者关系的强度。也就是说，董事持股比例越高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越强。让董事会成员持有一定股份，目的是缓解二者间的代理问题，使董事会成员能够站在所有者的立场去争取企业的长远发展，并做出科学合理的R＆D 投资决策。第三，关键董事年龄也是一种同质调节变量，关键董事年龄越低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影响越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应当注重优化董事会年龄结构，要充分认识年轻董事的创造力及开拓精神，发挥其主导力量，在制定公司研发战略时应将年轻董事的创造性与年长董事丰富的经营经验、专业知识及人脉资源结合起来。第四，董事会会议强度并非调节变量，对R＆D 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董事会会议强度小可能是董事会未能恪尽职守的结果，而董事会会议强度大可能是沟通效率低或是企业业绩下滑的表现，董事会利用频繁会议来商讨应急对策，存在盈余管理甚至财务舞弊的可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应当合理设置董事会会议频率，提高董事会会议质量，既要避免会议的形式化、空洞化，又应让董事有足够时间参与公司研发决策的商讨，充分提高董事会会议的主动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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