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姚霏

《大家》断奶，文学继续……
——《大家》杂志主编陈鹏访谈录

◎陈鹏 姚霏

陈鹏：1975年生于昆明，1997年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国家足球二级运动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十七岁开始发表小说，2007年至今，主要作品散见《大家》《滇池》《小说林》《十月》《当代》《青年文学》《文学界》《山花》《飞天》《北京文学》等。作品多次被《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选载。获2008年度“滇池文学奖”；2010年度“边疆文学·中篇小说大奖”；2013年云南省作协“百家文学奖”；编、导剧情短片十余部。现任《大家》杂志社主编。

姚霏：笔名沧浪客。“先锋小说”代表作有《红宙二题》《旧村札记》及“《城疫》系列”等百余万字。武侠小说则出版过《一剑平江湖》《红泪箫琴》等大约800万字。1995年《一剑平江湖》获“首届中华武侠文学创作大奖”；2009年获“首届高黎贡文学年度大奖”。迄今已出版作品近千万字，在国内多家媒体开有专栏。现任昆明作家协会理事、《春城晚报》文化主笔。

姚霏：创刊于1994年的《大家》，是中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之一，王蒙、汪曾祺、谢冕、苏童、格非等曾出任栏目主持，还曾入选国家核心中文期刊，全国“百佳社科期刊”，在全国文学期刊中，仅《大家》《收获》两次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一晃二十年，再回首，很容易发现，《大家》的往事，其实并不如烟，在它有如烟花一般绚烂的倥偬岁月里，曾创造难以磨灭的辉煌，比如首发了莫言的《丰乳肥臀》，也曾留下过因“理论版”一号多刊收取版面费而被停刊整顿的惨痛。现在接任《大家》主编，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发展思路？

陈鹏：是啊，一晃二十年，二十年来《大家》的确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与创刊之初一批理想主义者们的艰辛付出密不可分，更与后继者们的勇于担当、坚持不懈息息相关。资历尚浅、经验缺乏的我因为偶然机会来到《大家》担任创刊以来的第二任主编，你说怎么可能不惴惴不安、如履薄冰？又怎么可能不对这些创造了无数荣光的前辈们保持足够的谦卑与敬意？世易时移，既然我来了，其实已经做好了啃硬骨头的准备。咱们用不着遮遮掩掩，经历了各种起起伏伏的《大家》已不复昔日繁盛；而且我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它从云南人民出版社剥离了，分家了，要独立闯市场了。这样的难度，作为一本纯粹的先锋文学杂志来说，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我咬咬牙，还是从新华社义无反顾地来了，因为我无数次问过自己，答案都是一样的：我热爱文学。我还是希望四十岁之后从事和文学相关的行当。写作有时候太孤独，很可能，接手《大家》，有利于我们圈子里的很多人相互取暖……而我之前干了十多年新闻真是干够了，再也不想把生命耗费在这上面了。我深知自己这十来年怎么走过来的——日复一日玩命完成新闻采访，写稿之余，还要抽时间写小说，过另一种隐匿的生活。为什么不能专心写作呢？就因为我必须首先养活自己？好吧，如果既能养活自己，还能专心干文学，这不挺好的？……但是，我接手后，《大家》面临的难题可能是历来最大的，最棘手的。没有了稳定的资金补给和支持，《大家》怎么办？我只能坚信一点，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干，只要付出，总有回报。我无法想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地方没有文学。文学虽然边缘，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我们何必自轻自贱？那么，只要有需求，就必然有《大家》的存活空间。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接手之后，《大家》仍将坚定它的纯文学立场和先锋文学血脉，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然后，再借助《大家》的品牌影响，力争从其他文化产业、文学活动中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唯有如此，《大家》才有可能长足发展。如今，我们已经组建了云南大家杂志社有限公司，我的思路就是，公司化运营之后的《大家》首先开源节流，再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援用其品牌衍生的“文化附加值”换得文学的喘息之机甚至让它长得更好些。别无他法。

姚霏：2012年6月《大家》杂志被停刊整顿后，当时的主管单位云南人民出版社返聘已经退休十年之久、《大家》创刊时的首任主编李巍老师复出再任《大家》主编。复刊后的第一期，李老凭借自己往昔的人脉，约请到了一大批名家大家为其撰稿，比如陈忠实、余华先生和残雪、翟永明女士的最新力作，比如李敬泽先生特别帮“传·承”、“东·西”等栏目倾力寻觅而来的像雨中行路时自然想到的一把伞》和《海伦·斯诺“新世界的探索者”》，以及“非虚构文本”刊发的祝勇的《1894：悲情李鸿章》和莫言的特稿《我们的七叔》……都直令文学圈惊呼：当年的《大家》又回来了！这对接替李老师担任《大家》主编的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

陈鹏：算不上什么压力，动力嘛，随时都有。因为你既然干了主编，必然会考虑如何选稿，如何做得更好，如何赶超前辈。我自第三期接手，我主动约来的、我们刊发的作品也都不错啊，比如第三期头题特稿是马原的《祸福相依》，第四期头题特稿是宁肯的《汤因比奏鸣曲》，第五期是王祥夫的《泣不成声》，第六期是虹影的一个中篇（暂定），都很不错啊！你看，不差吧？（笑）马原、宁肯的作品已经引起相当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后者的《汤因比奏鸣曲》更被多种选刊选载，《光明日报》还做了报道推介。这几期也都不乏名家，比如残雪、荣荣、阿成、陈东东等等，刊物质量，我个人觉得，很高，而且有特点。我们真的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先锋叙事”的路子；再从刊物设计和版式上看，我有意恢复到创刊之初的纯黑白风格，更强调了《大家》一以贯之的先锋性和酷劲儿，反而更显纯粹了，也得到很多朋友的高度评价，认为相当“高大上”；另外，我还开辟了“对话”栏目，专门刊发圈内大家们的访谈，但同时又兼顾其他领域大家，比如第五期我们就刊发了摄影大师吴家林的对话，我试图让《大家》更具包容性，更有文化含量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圈。总的来说，我一直在做的无非是：尽可能地组到好稿子，发好稿子，让《大家》真正体现大家风范以及高品质的文学内涵。就这一点，我颇有自信。

姚霏：记得2013年2月4日，也就是复刊第一期出版时，我曾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大家》复刊了，姑且不对复刊后的第一期作任何评价，您如何看待此事？对《大家》的前景你又怎么看？”结果在两天之内，不少作家、诗人、评论家、媒体人和热爱文学的网友纷纷转发和评论，除美好祝福和真挚祝愿之外，还真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我摘录几条给你——叶开（《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这个浅阅读时代，纯文学杂志大概不会有多大的“钱景”，只需几十箱云烟就可搞一期了。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己见，保持纯正雅致高端，不在“钱景”方面折腾，不必讨好看不清的暧昧读者；曾园（媒体人）：现在杂志生存艰难，都企业化了，其实作为出版社的行为和作为纯文学的杂志的关系不大的。1994年，刚刚创刊的《大家》主编李巍先生在给我的信的结尾写道：“让大家了解《大家》吧。”今天，又到了大家再一次了解《大家》的时候了；盛可以（作家）：大家加油；李亚伟（诗人）：《大家》不属于普通；蓝野（诗人）：作者、读者、编者的大幸事！文章负奇色，事业富清机；凸凹（诗人）：祝《大家》好运；甫跃辉（作家）：好事！希望《大家》不负“大家”之名，争取写出好作品给他们；谢宏（作家）：希望不要像从前那样，哪个地方请编辑去玩乐就发哪里作家的作品，否则还是回到老路上去的；张羽（医生、作家）：大学时读过，当时的感觉是时髦加沉重。刊名很好，希望办好；曾克（音乐人，著名DJ）：复刊是好事，但也担心前途；吉人王祁（网友）：只要敢于担当，就可赞；活泼青松（网友）：我觉得有了许多可喜的改变，比如开通微博。同时，仍坚持先锋性。杨春阳广播站（网友）：四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大省，理应养得起高质量的文学杂志，关键是用不用心办……这些祝福和期待，现在都落到你的肩上了，你将用怎样的实际行动回答他们呢？

陈鹏：那么多朋友的关心、支持是好事！但我说了，绝对不会成为压力，只能是动力。说明这么多朋友还在关注文学、关注我们云南的这块纯文学阵地。真不容易！是的，办刊的确需要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一直觉得，《大家》是云南的，更是全国的，不远的将来我还想让它走向世界，相关的策划正在推进，可望与某个国家的著名先锋文学杂志携手……但云南毫无疑问是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根。这有几层含义：第一，我们推出云南作家作品责无旁贷；第二，我们仍然希望得到云南写作者们方方面面的支持，包括批评。要在本土赢得人气，我们走出去的脚步才可能迈得更稳。当然，您列举的所有朋友的祝福都是相对复刊之后的《大家》，彼时李巍老师重新回来，执掌一年，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也为我接手打下一定基础。谈到对所有朋友的回报，我只能说：踏踏实实办好刊物，拿出好作品，推出好作家，让你们看到《大家》的变与不变。

姚霏：众所周知，与创刊时相比，现在文学生态环境远非当初了。未来的《大家》，还会以“大家”为主吗？对80后、90后作家，以后《大家》将持什么态度？

陈鹏：正好接上一个问题，我经常问自己，《大家》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先锋文学。没有别的答案。我接手后，我们将认真梳理伴随《大家》走过二十年的先锋文学足迹，也将借助创刊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之机，邀请一批评论家着手梳理三十年来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遗产”。说遗产，未免矫情，其实当年的一批先锋派们，马原，莫言，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哪一个不是当下响当当的最棒的作家？！您本人当年同样是先锋派的重要一员，您一定对此感同身受。我们，有时候太容易忘却了，也实在是太世故了，当新的浪潮袭来（如新写实），转头就将当年轰轰烈烈的先锋派们扔进了垃圾桶，以为那已经是过时的玩意儿。殊不知，我们对先锋派的各种回归文学的努力还缺乏扎扎实实的回顾与传承，更遑论呼唤当下的先锋精神！先锋派，作为当年的一次文学浪潮，可以说它确实“过去了”，但先锋精神呢？文学的先锋主义呢？其实，任何一个时代强调它都不过分。《大家》的要务之一，就是寻找和呼唤当下的文学先锋们，让他们和过往的先锋派完成精神的传承和对接，让中国的文学（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具想象力、更艺术、更丰富，尤其要让一批或许在传统老牌文学阵营中很难“出来”的好作家真正显示他们的非凡才华……陈晓明先生说得好，当年的先锋文学在缺少足够的回眸、沉淀之际就消散了，十分可惜，先锋文学也太需要再出发了。我觉得，《大家》1994年创刊时不就以先锋之姿冲出江湖的？眼下，不正需要我们来完成对先锋文学的梳理、传承和再出发？就这一点来说，才是我，我们这个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最大使命。

未来的《大家》，我想，未必要偏重所谓名家、大家，而是真正培养和发掘有潜力的、势头正劲的优秀作者。无论年轻的，上年纪的，只要写得好，写得“先锋十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先锋，我们更要强调一种内在的先锋性），都是《大家》关注的对象。我来之后的确发现了某种悖论——有时约到的所谓名家的稿子，确实差强人意，与虎虎有生气的一些无名作者相比，只会差，不会好。那么，《大家》何必唯名呢？何必要发一个名家的二三流稿件而忽略了一个无名作者的一流作品？我来之后，说句不谦虚的，我们做到了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当然包括自然来稿。我们每稿必读！像第四期冯伟的《冰河》就是一篇自然来稿，刊发后颇得好评，而且有刊物转载。对80后、90后更是不遗余力，像第五期就刊发了90后大学生李砚青的小说《钝刀》，它也是自然来稿！我要做的，就是打破门第观念，认认真真寻找到好作品，培养好作者。

2015年，我们还有大动作，可望推出“先锋新浪潮”、“联网四重奏”，让一批有潜力的好作家突围而出。

姚霏：《大家》创刊时，得到当时的红河卷烟厂厂长邱建康先生赞助，设立了当时全国奖金最高、十万元的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当时的获奖者莫言先生，在近二十年之后，为中国大陆籍作家赢得了首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李巍老师复出后，也曾找企业准备恢复这个奖项，可惜未能实现。现在，据说《大家》杂志已经从出版集团脱离出来，“断奶”了，你们还打算再度恢复这个奖吗？难度是不是更大了？

陈鹏：想，当然想。但确实难度太大了。我们会努力尝试，我想做到的是真正的“大家文学大奖”，奖金额度未必最高，但评奖机制和方式很可能是相当过硬的，让文学借机重回大家的视线。再难，也值得去做。

姚霏：《大家》复刊时，我在自己担任文化主笔的报纸上，曾展开过一次关于“在一个逐渐被金钱锈蚀得斑驳陆离的时代，文学期刊还有市场吗”的讨论。把问卷发给作家朋友们后，很有趣，居然有人发回来这样两个反问：1.纯文学期刊近年来倒闭了很多，您认为倒闭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自身竞争力不具备，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时出现了过多的纯文学期刊，使得其如今不得不被淘汰一批？2.虽然国内大多数的纯文学期刊不景气，但是确实存在一部分活得比较好的“个案”，例如《收获》。您认为一本纯文学期刊如果想占据市场，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对第一个问题，当时我回答：“舍本逐末，金钱至上，导致国人灵魂出离。而纯文学期刊原本是陶冶或者净化灵魂的平台，它不倒闭谁倒闭？这个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时出现了多少纯文学期刊关系不大。”对第二个反问，我唯有感叹：“《收获》的确是个案，他们的底蕴太厚实了。但现在，连他们都觉得呼吸不那么顺畅，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养分了。在目前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一本纯文学期刊如果想占领市场，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你具备什么要素都不行。文学，还纯，本来就是小众的，所以现在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空间’，只在于主办方需要有这么一个标志，来证明中国文学、文化的道统源流，并没有完全断绝。”如果现在我把这两个问题原封不动地抛给你，你将怎样回答？

陈鹏：1.纯文学期刊倒闭的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的一条当然是供过于求。人们精神娱乐需求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多元，未必还需要文学刊物。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刊物承载太多，因为那时候人们娱乐的出口太少太少。今天，我们可以看电视，看电影，玩游戏，看手机，干吗还要纯文学不可？这是大趋势，与文学杂志本身办得好坏似无必然关系。供过于求，当然会有一批刊物遭到淘汰。但话说回来，我们究竟做过多少调查，能够证明真的死了一大批文学刊物？我看，很多刊物还在支撑，尽管举步维艰可还活着。反倒是相当市场化的一些报纸杂志出来的快，死得也快。这证明了什么？还是说明当下纯文学杂志仍然有其生存的空间，它仍然不乏粉丝。只不过，有时候需要你主动找到他们，而不是相反。2.一本纯文学如何占领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你得首先明白你要占领什么样的市场。市场太大了，已经是一个细分的市场了。比如，《收获》的市场未必和《人民文学》《十月》的市场相同，但他们得益于先发优势，树大根深，所以还能站得稳稳的。对于别的文学刊物，我认为，你要仔细谋划，你的市场究竟在哪里？你必须找到你的受众，去占领这小部分的市场就足够了。是，文学本来就是小众的，现在还要往下细分，比如《大家》，很可能它的市场仍然在各种各样的先锋派们那里，关键看你怎么做得更棒了。这真的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我们都需要竭尽全力。

姚霏：谈《大家》，肯定避不开莫言，但《收获》的执行主编程永新认为，莫言获得诺奖只是一个文化现象，如果纠缠于具体的某社某刊，气象显得太小，应该抛掉莫言与《大家》的关系，严肃地在“诺奖能否挽救中国文学”这个格局里讨论才更有意义。他在接受我采访时却又说：“莫言获诺奖对于中国的纯文学是一种刺激，既刺激了出版社和纯文学杂志，也刺激了作家的写作积极性和纯文学的市场。我觉得起码它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文学，关注纯文学，是一个利好消息。最关键的是，它会形成一种持续的影响力，让大家不断地去关注他，关注中国文学。我也知道，现在有不少人在质疑这股‘消费莫言’的热潮，认为有些人在借此炒作。我倒是觉得这不是在消费莫言，而是在‘消费诺奖’，这种情况不仅中国有，国外也很常见。当初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在哥伦比亚也是大卖数百万册，也是一度被抢购一空。要知道哥伦比亚只有四千万人口，我们是它的三十倍，所以我觉得如果莫言因为获诺奖而作品热销千万册也不会太意外。”对此你怎么看？

陈鹏：莫言得奖，肯定还是利大于弊。这说明中国文学还是得到了诺奖认可。无论你怀着什么样的心境猜度莫言获奖内幕，或者，你根本不喜欢莫言，可他真的拿了诺奖，他真的成为了诺奖得主。他获奖后，他的文集确实一度热销。可我发现，这好像也就是一阵子的事情，最终，很多人还是抱怨看不懂，不好看，说他写得太残酷太丑恶……而在国外，比如法国，我的朋友告诉我，莫言即便拿了诺奖，还是卖不动。这个事实或现象更残酷，它告诉我们，就算莫言获奖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以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就很牛逼了，足以和西方文学抗衡了；另一方面更在提醒我们，我们中国文学在如何走出去的拷问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出了哪些问题？莫言的小说，如果我们自己人都不待见，那么，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学，又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我只有问题，尚无答案。我也在思考之中。

姚霏：当今中国的纯文学，一直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浅阅读普遍盛行，中国文学早已花枝乱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实呢，文学边缘化不仅仅是中国文坛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很多国家的文坛都是这样的，即纯文学被逐渐地边缘化。我前几天看到过一个关于《纽约客》杂志的数据，最近几年《纽约客》的发行数量也在不断地降低，这其实牵扯到了一个深度阅读和快速阅读的问题。时代在变化，在发展，生活节奏快了，娱乐方式多了，大家可能没时间读书了。不光是美国，欧洲也是这样，可以说纯文学的边缘化是不可逆转的，全球都是如此。毕加索、凡·高生前，他们的作品是不被市场接受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该淘汰这种风格，毁掉这些作品？当然不。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大家》将如何应对？

陈鹏：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上了。我想说的，眼下，只能是先保住我们的阵地，再图谋别的领域来补给它。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坚守《大家》的纯文学血统和阵地。对此，我寸土不让。之后，我们应该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推广《大家》，让《大家》更容易走进读者而不是相反。文学可以关在象牙塔里，但传播和推广的方式不能关起来，否则，死路一条。我们正在进行多种尝试。

姚霏：突然想插问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有多少年的创作经历了？出版过多少作品？喜欢的中外作家是谁？听说你近期还将出版一部长篇小说？

陈鹏：我十五六岁就发东西了。小散文，小小说。正儿八经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应该算是十七岁在《滇池》发表的一个讲述“文革”的作品，当时编辑张倩还写信约见了我，见我只是个高中学生，相当惊讶……后来因为工作生活的关系一度中断（但阅读从未中断），大约2007年前后重新回来。迄今，发了三四十部中短篇了吧，尤其这两年发得比较多，应该是云南作家群中在国内一线大刊上发得最多的，转载率也不错。作为作者，我一直在努力。我有我的方向和目标，不会轻易改变。我喜欢的作家太多了：海明威、福克纳、胡安·鲁尔福、莫迪亚诺、门罗、加缪、卡佛、卡波特、麦克尤恩、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永远是最棒的！）、契科夫、屠格涅夫、斯坦贝克、奥康纳、厄普代克、博尔赫斯、略萨、卡夫卡、科塔萨尔、卡森·麦卡勒斯、芥川龙之介、唐·德里罗、艾什诺兹、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我每年都要重读）……还有很多，不一一点了。中国作家，我最喜欢的还是鲁迅，其次马原、张承志、叶圣陶、苏童。要数古典派的话，可能老子首当其冲，之后是司马迁和陶渊明，王维也很棒。

明年的《十月》杂志会推出我的云南长篇三部曲之首部《刀》，云南晨光出版社也会推出单行本。这部小说二十万字，写得比较顺，还是复线结构，流浪汉式笔法，我想探究一个异乡人来到昆明如何找寻自己。我的小说仍然是小众的，有的人会很喜欢，有的人会恨得牙痒（笑）；接下来的另外两部是《马》《旦》。《马》是我的野心之作，大约四五十万字规模吧。明年下半年动手。我希望，作为作者，我要对我生长生活的这片土地做出交代。至于《旦》，讲四个坏女人的故事……嗯，长篇写起来很过瘾，让你停不下来。

姚霏：之所以问你的个人创作，是因为我觉得，作家办刊优势是自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品位，不会把自己手中的杂志办成“地摊文学”，但囿于自己的喜好，难免在稿件的取舍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我其实是想问，你主编的《大家》，能否兼容并蓄？你的办刊理念又是什么呢？

陈鹏：要兼容并蓄，必须这样。但我前面说过了，先锋性是《大家》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会稍有取舍。但说句自信的话，由于海量的阅读，我对自己阅读并把握文学作品的能力并不怀疑。我不会因为自己的写作习惯、写作方向而接受臭味相投者而拒绝另外一种路数或写法的作品。不会的。这种担忧有点小儿科。我的办刊理念，前面也讲得够多了。明年的“先锋新浪潮”将会是活生生的证明。

姚霏：你理想中的《大家》文学杂志，未来应该是个什么容貌？比如《收获》《十月》《当代》《钟山》等名刊，均以自己特有的风格立足。我相信《大家》也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同属大型纯文学刊物，未来的《大家》会与上述哪家更接近一些？

陈鹏：先锋性就是《大家》的品格。未来的《大家》与大家都难免有些相似，却不会是任何人。《大家》就是《大家》，先锋的《大家》。

姚霏：我知道，在担任《大家》主编之前，尽管你是个优秀的小说家，但一直供职于新华社云南分社。那么你认为，新闻工作者的灵敏嗅觉，对你现在所担负的工作，利弊如何？

陈鹏：新闻工作教给我很多很多，灵敏嗅觉如果有的话，也算是好的一面吧，会对我领导下的《大家》杂志提供决策上的、选题上的、人事上的种种帮助。我讨厌做事拖拉，慢半拍，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总是雷厉风行，尽可能做到最好。我想，这也是多年干记者磨出来的。所以，我倒觉得“灵敏”对办刊来说只有好处。缺陷……我暂时还没看到。（笑）

姚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刚接手《大家》时，正巧赶上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第一时间，你就约了叶开、桑克和我各写了一篇文章，在刊物上搞了个“纪念专辑”，效果还不错。这应该得益于你的新闻敏感。但也有作家朋友曾对我说，类似的事情“可一而不可再”，对此你怎么看？

陈鹏：当然，马尔克斯只能死一回。但若其他大家去世了，一度以大家安身立命的《大家》为何不能“再”？只要想做，我看没什么不行。比如我们的元老之一海男拿了鲁奖，我们立即第一时间做了访谈，第五期迅速刊发。这算不算“再”？回到马尔克斯的话题，我想，《大家》历史上一共用过他两次头像做封面，而老马对我们的写作影响不言而喻，《大家》做他的“纪念”，太应该了，这也是由衷的致敬。将来，我不会考虑所谓噱头，更多的，是考虑我们作为这样的文学杂志，能尽量做些什么，能为多少大家提供阵地，甚至缅怀的阵地。

姚霏：马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祸福相依》在你主编的《大家》上发表后，有人特别喜欢，比如我，呵呵！但也有人特别不喜欢，说它琐碎矫情，还连带扯上你，说因为这是马原沉寂二十年后，继《牛鬼蛇神》之后推出的第二部长篇，所以你是那什么“新闻人的哗众取宠”，哈哈！如果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你对这种评价如何评价？或者说，你决定发表马原的这个长篇的初衷是什么？

陈鹏：这话说来有点长了，但绝对不矫情。马原，我在前面的问题里已经提到他了，他是我将近二十年来最喜欢的甚至最热爱的中国作家，对我本人的写作，也有一定影响。他一度是我的偶像。我大学时代，曾经和朋友跑到武大图书馆撕有他发表在80年代《西藏文学》上的小说！装订成了《马原别集》，你可以想见我对他的喜爱和崇拜。我的确喜欢马原，他的天马行空、他宏大而神秘的宇宙观与小说格局、他对中国先锋派之意义、他作为鼻祖的重要性，等等等等，都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70后）的重要标榜。当年受他影响，我差点大学毕业了援藏。2007年，我还是新华社记者，去上海采访女足世界杯，我特意去同济大学拜访他，可惜仅仅找到他的中文系的工作室，并未见到。我一个人在长长的灰尘弥漫的走廊上呆站了十多分钟……彼时，我就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与马原素不相识，却读过他的所有小说，可谓神交已久。直到2012年在鲁院高研班学习期间，我才有幸在北京见到了马原，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我觉得，冥冥中，是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吧。我来到《大家》，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马原，毫不犹豫拨了他电话，向他约稿。也巧了，他手头刚好就有这部刚刚完成的《祸福相依》！他相当爽快就给了我。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所谓“马原归来后的第二部长篇”之类噱头我可从来就没想过。当拿到稿子，平心而论，这是散文，不是小说，我不能说它比马原以往的小说好或不好，但《祸福相依》直面生命，写得踏实，认真，绝不卖弄。我个人觉得，它仍然是一部面向生命的饱含大智慧的大作品，依然出色啊！这绝非我个人喜欢马原我才说这样肉麻的话，而是就作品本身来说，这样的直逼生命和疾病之作，也只有马原才敢写，才能写。这就是我发表它的初衷。

后来，我们还趁机做了马原的云南师大见面会，效果出奇的好。几百人的现场爆棚。我真的为现在的马原感慨，而你仍然不得不佩服他跑来云南隐居山中的选择。哗众取宠？这种说法很可笑，很多人就喜欢盯着别人说长道短。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时除师大的部分费用外，所有活动费用是我自掏腰包，我没什么钱，但我可以为了文学发疯。这没办法。我觉得，既然马原二话不说、拖着病体、如此义气地支持了《大家》，支持我，我当然应该借势，把当下的《大家》和马原的最新作品重新推到大家的面前。别的，都不重要。我记得当初李敬泽先生知道我来《大家》时对我说，“你疯啦？放着好日子不过！”我想，疯就疯了吧，别给自己留遗憾，失败了又何妨？如果为了《大家》，为了文学，“哗众取宠”就哗众取宠吧，有何不可？可说这话的人肯定不知道我与马原的这段缘分。很多朋友都喜欢《祸福相依》，当然也会有很多人不怎么喜欢。这太正常了。马原的小说不也历来如此吗？但问题的关键是，《大家》发表了它，它是马原的作品之一，喜欢或者不喜欢，随便，也随缘，何必强求？

姚霏：虽然性质略有不同，但或可作为某种启示：“五四”时期，《晨报副刊》与新文学运动几乎同步发展，它连续接任的三大主编李大钊、孙伏园和徐志摩，从思想界领袖级的人物，到著名的文学编辑，再到著名诗人，相继呈现出来的就是《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新月派的轨迹，也就是展现新文学从思想启蒙——为人生的文学——文学自觉的发展轨迹。它通过对文学自觉自律的追求，最后完成新文学自身价值取向，并自然地把新文学纳入了整个思想启蒙运动的轨道之下，成为整个启蒙的一部分。事实上，对鲁迅《阿Q正传》的形式分析与周作人关于“美文”文学观念的分析，最初也正是由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展开和推动的。可以说，《晨报副刊》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当时任何一家媒体都无可比肩。时代不同了，尽管《大家》不是《晨报副刊》，但同样作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媒介，主编事实上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和文学品格。或许我们不愿意承认，随着拜金主义的盛行和各种新媒体的介入，眼下又到了新的“文学启蒙”阶段。但作为现任《大家》主编，你肯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考。这么说吧，现阶段，你觉得《大家》为中国文学将做什么？能做什么？

陈鹏：五年内，为中国文坛重铸先锋精神，力争“走出去”。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胜利。我不敢说能为中国文学做什么，只能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