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善

徐迟先生与《我忆念的山村》

刘益善

2014年10月是俆迟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我的由他作序的第一本诗集《我忆念的山村》出版30周年。回忆起先生在我学诗的道路上给我的许多帮助，在我写作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和出版诗集《我忆念的山村》时的具体指导，我无限感慨无限怀念。我还能遇到这么无私这么耐心的老师么？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还能感受到先生的关怀，还能记取先生对诗歌的许多真知灼见。

1976年12月，复刊后的《诗刊》在湖南岳阳、江西井冈山等地举办中南5省诗歌创作学习班，沿着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当年走过的足迹，写出一批歌颂毛主席和华主席、揭露批判四人帮的诗歌。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在报请湖北省文化局批准后，派诗人黄声孝和时任《湖北文艺》诗歌编辑的我参加这次学习班。当时广东派的是西彤与洪三泰，湖南派的是聶鑫森与节延华，广西派的是沙红与于力，江西派的是胡平与李兵。这次学习班无疑是我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一次重要机遇。当时徐迟已从五七干校回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搞创作，正在指导黄声孝写作长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也在指导我写诗。他得知我与黄声孝参加这次活动，十分高兴，连连说这是好机会，你们出去扩大眼界，对你们的诗歌创作会有很大帮助的。《诗刊》通知我们12月18日去长沙报到。我们出发的头天晚上，徐迟找到我，递给我4页16开的印有“湖北文艺”字样的稿纸，说，这是我抄写的毛主席有关诗歌创作的指示，你带着，要不断地学习。

4页稿纸，第1页写着：

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指示

未经正式发表，仅供参考

第2页写的是：

一

给延安京剧院的题词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二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

第3页写的是：

三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八大二次会议第一次讲话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敢不让路？

这样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感情不是与实践相脫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

第4页写的是：

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致，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回事。要懂得作诗和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作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三十多年之后，当我看到这4页发黄稿纸上隽秀灵敏的字迹，想到先生当年颀长而俊逸的身影，还有那睿智的微笑，我的心头还热乎乎的。那时，我揣着先生抄给我的文字，跟着时任《诗刊》主编葛洛带的诗人队伍，走洞庭，访板仓，过文家市，谒韶山，越赣水，拜井冈，行程数千里，历时49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最远的路，参加时间最长的一次诗会。途中老诗人西彤、黄声孝、沙红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与同辈诗人洪三泰、于力、胡平、节延华、聂鑫森，还有中途进入的北京出版社的刘胜旗、寇宗鄂、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谢大光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大开了眼界，学到了我在乡下和大学里没学到的东西。在采访学习期间，我经常拿出徐迟给我的4页文字，将文字中有关诗的论述运用到构思和创作之中。湘赣之行，我一共写出了二十多首短诗，其中有一部分发表在《诗刊》、《湖北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上，有几首选入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本诗选中。我的诗歌创作得到了一次小丰收，这是与徐迟先生的帮助和他对我的诗教分不开的，而那4页薄薄的稿纸，无疑是先生给我的精神力量。

从湘赣回来之后，我将写成的二十多首诗交给徐迟，就像学生给老师交作业一样。徐迟接过我抄正在稿纸上的一摞诗稿，用手掂了掂说，写得还不少呢！

湘赣之行不久，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党委通知我，让我参加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到房县农村搞路线教育，时间一年。当时我年轻，又是共产党员，就向党委表态说，我会当好一个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的。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徐迟，俆迟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好事哟，在农村生活一年，你要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你的诗会有更大进步的，机会难得，你要珍惜。

我们是1977年2月从湘赣回来的，紧接着是春节，我回江夏老家看望父母。从老家回机关后，我去给徐迟拜年，徐迟在他的书房里递还我给他看的诗稿和写满两页信纸的意见。他说，诗是写得比过去有进步了，但还要努力，我的意见都写在纸上了，你看看。

我看了俆迟写在两页横格信纸上的话，我觉得这些关于诗的意见和论述，不仅对我有醍醐灌顶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还是那隽秀灵敏的钢笔字。徐迟写道：

一，所有四行八节的诗似乎都还有可能凝聚为四行六节，乃至四行四节。我觉得我们继承民歌和古典诗歌传统，在形式上，要凝聚为绝句体（四行一节），律诗体（四行两节，中间相对），以此为基本形式，发展为四行四节（律诗两首），四行六节（律诗三首），四行八节（律诗四首），不再加多，当然也可以加多。形式问题上，李瑛比较严谨，而且长久以来，一直不变，所以渐入佳境了。

二，所看这些诗的内容，有一个特点，即抓住一个细节（一个箭头，一张歌单，一座钟，一架电话机，一个柜台等等），加以抒情，比较动人。写大了的就略为逊色。今后在生活中，还是可以从小而关键的生活凝聚点上取材，进行抒情。抒情诗要减少叙述的句子。叙事一二句尚不为多，便要转入到抒情中去。叙事诗自然又不同了。看来，还是多写点抒情诗好。叙事诗很少写好的。

三，这次到房县去，与湘赣之行不同了，工作队员身份，事情会很多，很忙。有责任感，一定能够更加深入，感受就会完全不同。在有了饱满的孕育之后再写，写得少而精，精是最重要的。酒怕渗水，诗怕不精炼。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最好的情况是自己并不想写诗，而诗却自己流出来了。苦吟就不好，不提倡苦吟（这也许是我的偏见）。

随读随写，以赠远行。

给益善同志

徐迟

去江汉油田前一日

1977年3月中旬，我带着被盖行李、书籍和徐迟给我的诗的意见，随着湖北省委宣教系统的几百名工作队员，从武昌出发，第一天到达当时的郧阳地区所在地十堰，住了一晚。第二天从十堰到房县，在县城又住了一晚。第三天才到达房县羊峪公社新农村大队。我和省委驻新农村大队工作组组长胡佐才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我们的房东与我父亲差不多的年纪，老伴去世了，和儿子媳妇女儿与三个小孙女一起过日子。我在这家里住了一年，他们待我如亲人，虽然工作队成天学大寨，批资本主义思想，割资本主义尾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只是更加困窘。但是中国的农民，他们骨子里是善良忠厚勤劳吃苦的人，他们对党的政策不怀疑，对社会主义热爱，对我们工作队的作为除了拥护还是拥护。房东一家人，还有生产队的其他社员，对我这个年轻的工作队员十分关心关爱。我们吃派饭，轮到哪家，都是尽力拿出好吃的招待我们。他们穷，家里没粮食，就到亲戚家借一碗白面为我们烙张饼，把坛子里攒的准备换油盐的鸡蛋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他们自己，吃的是红薯藤煮包谷糁。我发烧生病了，他们背着我上医院，走几十里路到县城医院看望我，手巾里包着几个鸡蛋。工作队晚上开会晚了，房东大叔候在会议室外，点着火把接我回家。我们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砍掉房前屋后的树，限制社员饲养家禽，他们含泪杀掉山羊，砍掉多余的枣树。当我们结束了一年的路线教育任务离开时，全村人送到村口，依依不舍。

房县属于鄂西北，毗邻神农架。我在房县乡村扎扎实实一年的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对中国农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房县期间，我写了《堆金村，多么美好的名字》等十几首诗，这些诗写的都是治山治河和鄂西北山乡的农民生活，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痕迹。我记着徐迟的教诲，要有饱满的热情后再写，写得少而精。我写得少（一年才写十来首诗），但不精。

一年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结束后，我回到原单位，继续当诗歌编辑，继续阅读，继续写诗，陆陆续续在《诗刊》、《解放军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发了一些诗。从房县回到武汉，我就很难见到俆迟了。那时他很忙，到处釆访深入生活，不久写出了轰动文坛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在文革期间，有10年没发表作品，他的积累、他的生活、他的激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化成一篇篇脍炙人囗的文学作品井喷一般地爆发出来。

从鄂西北山里回到城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停留在房县的生活中，脑子里不断地出现那里的山、那里的人、那里的事，熟识的房东大叔、大妮子和那些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吃派饭的孩子。我心里在醞酿着什么，有一种冲动，要为我呆过一年的山村和那些善良忠厚的乡亲们写一组好诗。这种醖酿与冲动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呵护着，不敢轻易动笔去写它表现它，生怕火候不到把它写夾生了。我等待着，寻找着那个突破口的到来那个一瞬间灵感的闪现。1980年10月，编辑部给我一个月的创作假，我选好了去湖北英山县呆一段时间，住的地方是当时在英山县文化馆工作的诗人熊召政找的。10月3日，我父亲从乡下来，与我谈了乡下的一些情况。父亲走后，我突然想写诗，写乡村，写鄂西北的那个山村。3日到4日，我一口气写成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由《房东》《大妮子》《派饭》三首诗组成，有220余行。7日，我坐长途汽车到了英山，在出了姜天民、熊召政、刘醒龙三个作家的英山县文化馆楼上一间小房里，我改定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

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发表在《长江文艺》1981年2月号上，我日记中记载着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骆文在终审稿签上签的意见：“诗不错，同意用。”

《我忆念的山村》很快得到了诗坛和读者的认可，徐迟读过后，给我打了电话，说我在生活中终于有了大收获，还要继续。不久，北京湖北籍老诗人丁力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长江文艺》发表了易山（我发这组诗用的笔名）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是一组好诗，《诗刊》5月号将全部转载。丁力尚不知易山是我。时任《诗刊》副主编的邹荻帆也是湖北人，得知易山是我之后，写信给我，进行鼓励。不久，《文艺报》发表了著名诗评家张同吾的文章，称《我忆念的山村》是一组“刻划中国农民性格特征的力作”。

那时，全国性诗歌评奖已经停止。1983年初，《诗刊》杂志社举行1981——1982年优秀诗歌评奖，徐迟是评委之一，评委不集中，通过邮寄书面投票。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得了优秀作品奖。那天，《湖北日报》发了个小消息，编辑部同志表示祝贺之时，徐迟把电话打到编辑部了。徐迟在电话里首先祝贺我获奖，然后告诉我，他的那张选票只投了《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其他的诗他没读过，他不能乱投票，这组诗他读了，他觉得应该获奖。不久，我收到《诗刊》寄给我的获奖证书，证书十分精美小巧别致，没有公章，却有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四人的亲笔签名。

很快，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被收入各种选本出版，《中国新文艺大系诗歌卷》也收入此诗，我就被人们正式认为是个诗人了。我一直在写诗，整个八十年代是我写诗的狂热期，我每年在杂志报纸发表诗歌百余首。九十年代后我转向写小说散文，但每年还是要写十来首诗的。在诗坛，人们承认我是个诗人，是因为我写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是我的代表作。

1982年底，在徐迟的鼓励下，我编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取名为《歪扭的脚印》。我把诗集槁交给徐迟审阅，徐迟很快读完诗稿，并写了4条意见。徐迟在一张方格槁纸上写道：

1，反对用《歪扭的脚印》作诗集的题目。还不如用譬如《我忆念的山村》或别的要好得多。题目很重要。新华书店一看你的《歪扭的脚印》就顶多要500本，看是《我忆念的山村》可能到2000本。如有更好的题目，就可以印到5000或者10000了。

2，可否将你已经发表过的诗，若于首诗，再修改一次，使它们更好些，更光亮些？这再次加工是可以提高质量的。

3，你可以自己选定一下，初选的多些，复选的就少些，最后选一个定本，1500——2000行左右。出一个不太厚的本子。选定后，编个目录，再给我看一次。

4，可以考虑再写几首，然后1993年编定，这出诗集的事还是要严肃对待，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仔细地研读了徐迟的意见后，按照徐迟的意见对诗稿进行了认真的挑选与修改，最后选定了53首约1500行左右的诗，并将诗集定名为《我忆念的山村》。我将俢改选定后的诗稿送给俆迟。不几天，我收到徐迟的信及为诗集写的序言。

徐迟的信：

益善：

集子看过，序文写起，你看看可用否？你有什么意见告诉我，可以再改。但是，序文只给集子用（如果可用的话），不再给刊物用，所以你不必给别人去看了。我现在不想在刊物上发东西。

排列次序，我意可以再研究一下，最好是按编年排列，即按历史的顺序编排，否则在《堆金村》等的后面，又出现《我忆念的山村》就似乎有点颠倒了。

这个意见，仅仅供你参考。

祝好！

迟9.1

这是1983年的秋天，徐迟那时因为写了《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之后，名震全国，很多地方邀请他去写作釆访，许多单位请他去作报告，他自己的创作计划也很多，总之他很忙。但他在万忙之中，为我这个年轻的诗作者一次次读稿，提意见，细心辅导并很快为我的诗集写了序言，这是我永世不忘的教诲之恩。

徐迟为诗集《我忆念的山村》写的序言：

序

刘益善同志给我看了他新编的诗集，欣然读了一遍。我还挑了我比较喜欢的几首，反复吟咏，感到快慰。

那年他到那个山村去，多少也跟我有一点关系。他可是受惠不浅，写出了很好的诗来，所以要给他写几句，作为诗集序，了却一桩心事。

他写诗的年头不多，从七九年算起，也不过几年。他的诗写得小，他的小诗写得很有一些诗味。这些诗有的仅只十几行，长一点的不过二十来行。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诗是较长的，但也都不算太长。

读者，包括我在内，虽然也喜欢长诗，但写得好的小诗会得到更多人的喜欢，生命力甚至更强一些。五言绝句是很小的诗了，日本的俳句只三句十七音更小了，还都比十六字令大一点儿。泰戈尔的诗，我看的是英译本，也极小极小。这些诗体，都有最好的诗，或机智富于哲理，或沉郁由血泪凝成。小诗未可厚非。然而现在写小诗的人可是并不很多。

益善同志的《月夜捕鱼》，“拉起一网月光”，非常动人;《小镇》，我读时觉得分外亲切。

我还特别喜欢《浪尖上的阳光》，写着

满江波浪

伸出无数的舌头，

在吞吃着阳光。

……

直到把最后的一缕

吞进肚里，

黑暗便临降。

阳光是吃得完的吗?

黎明到来，

……

阳光，是谁也吞不了的!

与宇宙共存，

在浪尖跳荡。

小诗概括的内容竟是这样宽广。本来我还可以举出别一些诗来，但在这里排目录并没有意思。

我想诗还是写得小一点好。这句话说得还很客气，本当说，诗是越精练越好的。虽然，大型史诗，宏伟而壮丽的诗篇更了不起。我们有一些诗人气派也大，热情澎湃，一写就是三五七千以至万行长诗。有人物，有情节，有矛盾展开，又有抒情篇章，令人回肠荡气，但也有较多是令人不忍卒读的。不论大诗小诗，只要是好诗，就能被人赞赏。精品就会传诵一时，神品更会久久地流传。不过好诗是不可多得的。

益善同志的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易懂。我虽赞成易懂，但也不喜欢那一览无余，易懂而乏味的诗，更不喜欢那种面目可憎的易懂。益善同志的诗，读起来是有回味的，很有一些诗给人深沉的疼痛。

在这本集子中间，很有一些诗是用痛苦的心情写成的。《我忆念的山村》就是一组痛苦的诗。这些诗丝毫也没有愤怒，因为一个人若自己做了蠢事，对自己是愤怒不起来的。人在苦痛之中也有捶打自己的胸口的动作，毕竟与搏斗对打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曾谆谆嘱咐我们，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之后，万万不可以用任何形式来剥夺农民。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可是犯了不少错误的，使我们的诗人面对这一切，而无能为力，只有“沉默不语，沉默不语”。

应该让我们记得这样的山村。我们这样多的山村，以及平原上的乡村，都曾经遭受到这种剥夺，被剥夺到荒谬的程度。愚蠢了！世上少有的愚蠢呢！不过，确实不需要愤怒，我们的错误，我们自己会纠正过来。而当我写这序文时，到这本诗集出版时，到读者多年后还读到这些诗时，我们已经聪明得多了。我们已经改变了并刷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和中国农村的面貌。人口八九亿的中国农民正在富裕起来，中国也正在富裕起来了。即使如此，或者正是因此，还可以让我们读读《我忆念的山村》，看看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1983年冬

1984年10月，我的第一本诗集《我忆念的山村》由徐迟作序，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资深编辑家邱祥凯担任责任编辑，印数5100册，由新华书店全国发行。当我拿着还散发油墨香味的样书去见徐迟时，徐迟微笑地看着我，我从他那双睿智明亮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慈爱，是对年轻人的无私关怀。我心里一热，当时认定：徐迟是我终生的老师。

三十多年过去了，徐迟给我的关爱我一时也未忘记。此生写诗，没有徐迟的扶持与教导，也可能没有《我忆念的山村》，也就没有我的这点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