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年度说

2014：湖北长篇历史小说一瞥

樊星

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可观的传统。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开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湖北作家写历史小说可谓代有人出、佳作不断。例如杨书案的《九月菊》、《秦娥忆》、《孔子》、《老子》、《庄子》、《炎黄》等，在台湾就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庄子》曾获台湾首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还有广水的胡晓明、胡晓晖兄弟，也出版过长篇小说《唐太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天鉴》（写岳飞的故事），他们的《洛神》曾经得过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也就是说，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连续两届首奖都是湖北作家夺得的。荆州作家孙昌宇的长篇小说《绝代奇才——施耐庵》也曾经畅销过，恩施作家龚光美讲述唐代诗人元稹与薛涛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沧海之恋》也很有看头。荆州作家程远斌的长篇历史小说《荆楚枭雄陈友谅》、《大汉皇帝陈友谅》、荆州作家刘保昌的长篇小说《楚武王》都写出了楚魂的刚烈、楚人的勇猛。加上熊召政的长篇小说《张居正》曾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可见湖北的长篇历史小说已成赫赫阵势。

2014年，李传锋、吴燕山、李诗选三位作家鼎力合作，出版了长篇历史传奇系列《武陵王》（前三部《白虎嘨天》、《文星曜天》、《恨海情天》），以空前恢宏的气势描绘了土家族的历史传奇，为“土家族文化热”又增添了一部厚重之作，值得关注。谈到土家族文化，人们常常想到的是散发出浓郁民俗异彩的白虎图腾、“女儿会”、“摆手舞”、“吊脚楼”、“清江画廊”……然而，《武陵王》却写出了土家族历史的残酷一幕——作者告诉我们：“《武陵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线索……也想给读者展示一些生动的民族风景和古邦风俗。试图营造出一处神秘莫测、瑰丽无比的武陵秘境，诱人进入巫风烈烈、巴俗奇特的时空洞穴。”（见该书后记）《白虎嘨天》开篇写百里俾弑父杀弟、篡位的“枭獍之祸”，中间也穿插了一些匪患的描写，一派腥风血雨，足以令人想起无数民族、部落在“创世纪”的艰苦历程中打打杀杀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塑造田世爵励精图治、成就“中兴司主”的大业作了必要的铺垫。

在土家族历史上，田世爵是一位开明、有作为、有战功的土王。小说写他从小避乱、寄人篱下、遭人算计，因此早熟、自强不息，虽几经风浪，最终走上成功之路，成为鄂西土家族最早引进汉文化与先进农耕技术的革新者，还于晚年领兵抗倭，荣立“东南第一功”。他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足以使人想起汉族历史上“赵氏孤儿”、“卧薪尝胆”的传奇。他重义兴学，子女中有不愿刻苦读书者，就命其“与犬同系同食”，也传为佳话。他的严格家教使他的众子女均卓然成才，也自然令人想起汉族名臣曾国藩不仅自己建立中兴大业、而且教子有方、后代多俊杰的传奇一生。田世爵的六子田九龄博学精文，一生酷爱写诗，著有《紫芝亭诗集》二十卷，后成为绵延二百年的“田氏诗派”开山之人。他们父子的传奇事迹在土家族广为人知，代代相传。《武陵王·白虎嘨天》就在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完整地讲述了一位开明土王富有传奇色彩的成长史，为土家族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史诗。围绕田世爵的成长历程、人生波折，小说还绘声绘色写出了土家族的文化秘史——从“下蛊”的神秘到“梯玛”料事如神、“赶尸走丧”的诡异，还有“跳丧”的热闹、“求肯”（求婚）的讲究、进山祭祀的肃穆、出征大典的威武，都为全书平添了一层土家文化的巫风、异彩，读来兴味盎然。小说中对好几位土家族女性率真、多情、泼辣、刚烈性格的刻画（如云姑、葵儿、尚红红等等）也写出了土家族民风的特别，读后令人难忘。

《武陵王·文星曜天》则以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王田舜年在满清、李自成余部的威慑高压下，于夹缝中苦苦求生存、谋发展的故事，写出了一位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土王的政治韬略，也写出了土家族历史上一次命运攸关的艰难转折。围绕着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作家也描绘了土家族饮酒、采药、狩猎、寻宝的风俗画卷，其中散发出土家文化的乡土气息，浓郁而隽永。

无论是《白虎嘨天》写内忧中的崛起，还是《文星曜天》写外患下的生存，作家都在写活了一部容美秘史的同时揭示了“容美精神”（见《白虎嘨天》第322页）的丰富内涵：立足于求生存、谋发展，一方面努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眼光远大、善于从汉族文化中借取新工艺、新文化，以滋养自身，同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土家族能够度过重重的危难，与田世爵、田舜年这样的土王稳重、开明、善于审时度势的品德密不可分。他们是土家族英雄的代表。作家聚焦他们的人生传奇，写出了土家族的英雄颂歌，读来令人感慨。甚至《恨海情天》写末代土王田旻如虽然生不逢时、也尽心尽力去拼搏，“在历史上划下过一道闪亮的印迹，留下了一段永不磨灭的真情传奇”，为后人传诵，那份真诚与悲凉，也足以使人想起历史上那些失败的英雄——从共工、项羽到李自成、史可法……《武陵王》的传奇还没有完结。作家雄心勃勃要为整个土家族写一部气势恢宏的史诗，令人敬佩。另一方面，我也期待作家在后面的传奇写作中能够在进一步深入刻画土王的不同个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写出新的气象来。

就在《武陵王》问世的同时，另一位恩施作家吕金华也出版了长篇小说《容米桃花》，对明末清初百年间三代容米土司在乱世中为求生存左右周旋的艰难历程唱了一曲悲凉的挽歌，其中既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涌动着“寻根”的激情，还揭示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历史玄机。

张之洞，是一位对湖北的经济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巨人。上世纪九十年代，黄石作家胡燕怀就担任过电视连续剧《总督张之洞》的编剧。2001年，唐浩明的长篇小说《张之洞》饮誉文坛。唐浩明是湖南人，却是在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的学业。到了2006年，武汉人赵瑞泰编剧的话剧《张之洞》上演。到了2014年，胡燕怀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国烟云》，回首张之洞督鄂期间，高瞻远瞩、励精图治、呕心沥血、排除万难，兴办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历史烟云，再度唤起了我们对于“洋务运动”乃至现代化坎坷历程的记忆，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国魂”的理解——“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是中国的“国魂”。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深得慈禧信任。他有眼光、有抱负、有才干、也有权威。可即便如此，从“如何修铁路”到办铁厂怎样变“无米之炊”为“讨米下锅，借米下锅”，都处处受到掣肘，举步维艰。与李鸿章、翁同龢的明争暗斗，处处留意官场陷阱如履薄冰，却依然防不胜防（他甚至因为一些蛛丝马迹想到自己的身边“真的潜藏有奎春的眼线”，后来也几乎因为遭参而功败垂成）；善于识人用人却也有看走眼的疏忽（例如对于柳子臣的工于心计又野心勃勃失查）；进退维谷之时借惩治贪官、改革税制、出售墨宝等多条渠道筹集办实业的“口粮”，同时也因为捐税过重而遭参；好不容易生产出的铁轨却不合格，工厂因此巨额亏损，不得不改官办为商办才重获生机；一直对日本人提防却终于无法摆脱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也道出了英雄末路、人算不敌天算的历史玄机。就这样，作家追寻张之洞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重重困境：人事的复杂，政治的凶险，局势的多变，改革的艰难。因此，这是一部写出了官场险恶的政治小说，也是一部很有心理深度的历史小说。读毕此书，很自然会想起当年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发出的感慨：“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将其中的“李鸿章”换成“张之洞”，也毫不夸张。虽然，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远在张之洞之上。

换个角度看，《大国烟云》写湖北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在湖北的历史小说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早在明代，汉口已名列“四大名镇”之列，但一直要到张之洞督鄂、开展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以后，湖北才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湖北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起点。而张之洞办洋务的重重艰难，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的缩影。

2014年，刘醒龙出版了长篇小说《蟠虺》。小说围绕古代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如何激发了现实官场、学界的利益博弈，写出了当代人文精神沉沦的危机以及依然有人在危机中的坚守。虽然故事发生在当代，但小说中对古代青铜重器之谜的探寻仍然能够触发读者的思古之情，唤起人们对于楚魂的追思与想象。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小说开篇先声夺人，发出了讴歌不识时务者的感慨。小说主人公曾本之面对官场、学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风，保持了知识分子耿介、清高的气节。虽然，这种保持显得那么艰难：“以曾本之一己之力，能够化解熊达世那样惯于搞歪门邪道的偷天换日贼，却无法应对那些强权在握的明火执仗者。”然而，就凭着“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古训”，以及“人在做，天在看”的良知，他超越了滚滚浊流。他好像“不识时务”，却堪称当代圣贤。这个老人，常常使人情不自禁想到屈原的诗句：“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因此，《蟠虺》就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正气歌”。这样的“正气歌”体现出作家的忧患意识，也是时代的强音。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一封神秘的甲骨文信件设置了贯穿全书的悬念，还通过调动各种神秘元素渲染神秘氛围：从关于甲骨文的怪梦到老专家曾本之关于“研究甲骨文的人没有不会卜卦的”的说法，还有“所谓祥瑞只是一种文化暗示，但是，很多时候，暗示是可以变成某种神秘力量的”的体验，以及郝嘉、曾本之本人有意无意弄破手指，“将几滴血滴进曾侯乙尊盘，尊盘里马上冒出一股紫气”的奇特现象，还有他关于“一切都包括在天意之中，人在做，天在看”的信念，都若隐若现昭示了种种的神奇：文物的奇异、文化暗示的不可思议，还有信念的匪夷所思。此外，作家写这位老专家预感到老省长插手学会的别有心计，写他“信手用甲骨文写的两封信，居然受着冥冥之中的某种引领，准确无误地指向曾侯乙尊盘的掩埋地点，可见世间万物都不是没来由的，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受着时空事无巨细的安排，难怪古往今来一直有天网恢恢之说，也难怪那些商界成功之士，争相往佛门里钻”……也写出了预感的神奇、命运安排的巧合。读《蟠虺》很自然使人联想到历史的重重云烟，那些经过历代名家言之成理的解读却依然难以澄清的不解之谜，那些理性、理论都无能为力的神秘现象，都昭示了历史的神奇。而那些不解之谜、神秘现象不是也足以昭示人心的深不可测吗？历史，常常云诡波谲，如梦如烟。

而这样一来，《蟠虺》也就写出了楚魂的神秘。是的，神秘，是楚魂的特色之一。因为“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天与地，神鬼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在生存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因此，史书上才多有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说。这样的民风自然生成特别的浪漫之风，就如同李泽厚、刘纲纪先生指出的那样：“氏族社会风习的大量存在，使得楚国及其文化不像北方那样受着宗法制度等级划分的严重束缚，原始的自发产生的自由精神表现得更强烈，对于周围世界更多地是采取直观、想象的方式去加以把握，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这一点，特别集中表现在楚国巫风的盛行上。而这种巫风，又已经不同于远古那种完全愚昧的迷信和自然崇拜，明显地带有艺术的性质了。”因此，鲁迅才这么赞美《楚辞》的特色：“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从这个角度去看，《蟠虺》中种种神秘元素一方面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悬疑感、神秘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对于楚魂的追寻。事实上，从早期的《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对于大别山神秘氛围的渲染到《蟠虺》，作家在营造神秘氛围、写出自然与人生的神秘方面，是下了相当功夫的。

如此看来，湖北作家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已经硕果累累。其中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