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美

摘要：以一种区域的、社会空间的整体视野对明清时期贵州东南部亮汪地区历史进程的内在差异性和统一性加以认识，实地调研与文献解读相结合，着重分析区域内“苗侗汉”等不同人群间围绕着土地开发展开的博弈与互动情形。指出非汉族类整合进王朝视域的过程中，国家会根据地方实际情形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同时土著人群也会有意识的保留自我的主体性与独特性。

关键词：亮江流域；土地开发；人群互动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3-0032-10

亮江是清水江锦屏段最下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黎平西部的茅贡乡，由南往北缓缓注八清水江。上游河段流经山区，当地人称其为三什江，过了黎平高屯，进入海拔约400米的低缓丘陵地带，河面变得宽阔柔美，之后在敦寨的三蹬坎再次转入山区呼啸而去。河流蜿蜒过境，冲积形成了开阔的亮江大坝，这里地势平坦开阔，田畴万顷，物产丰富，适于农耕，是黎锦地区甚至黔东南少见的大平坝和膏腴之地。从地理位置上看，亮江流域位于贵州黔东南东部，地处湘黔两省的交界，涵盖锦屏之南，黎平以西的敦寨、铜鼓、新化、隆里、黎平县城、高屯等地，历史上这一地区为苗岭东段，“溪侗”“苗疆”交错，形势险峻，于黔于楚而言都是“边陲地带”，“为全省所不及”。从乾隆年间《开泰县志》“黔地近西粤，山高箐深，岚气所蒸，肌寸之间云即能致雨。开则黔之东北边境也，与楚为邻”的记载可见一斑。历史上的贵州东南部日为古州，在各种地方文献叙述中，有内、外古州之说，直至清初，里古州仍是“生苗盘踞”的化外之地，而相对于古州生界，地处外古州的亮江流域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交通区位，明初就进入王朝国家的开发之列，随着明清王朝渐次深入的开发与经营，亮江地区实现了从“侗蛮之地”到“内地旧疆”的转化，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成为古州苗疆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笔者在亮江地区进行了数月的田野调研，发现今天分布在亮江流域的村落几乎毫无例外的沿用了明清时期的卫所屯堡、土司建制而得的旧地名，譬如新化所村、新化司村、新化寨村，这里汇聚了被称为“客家”“侗族”“苗族”的诸多人群。由于受到历史上“所不连司，寨不通屯”的村落格局和人群构成的影响，在当下地方人的观念里，不同的村落名称背后暗含着不同的人群区分，旗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的区域研究带来了丰富性，同时也为区域的界定带来了困难。如若要对亮江地区历史进程的内在差异性和统一性加以认识，我们无疑需要走进历史现场、踏勘史迹，比勘文献，借助扎实的实地考察，以一种区域的、社会空间的整体视野来加以把握，以期能够为西南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拓宽路径。

一、“设置府卫、犬牙相制”：亮江流域的开发

唐宋之后关于亮江一带的记载已见诸史籍，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时任靖州知府的徐广到新化、罗丹一带遂边，被当地土酋诱杀，引来继任知府张开国的大张鞑伐，“千万兵马，大弓长戟，威震岩谷”，以致“青烟断野，白骨枕途”，事后在敦寨罗丹村的诸葛洞留下了劝诫苗民“弃尔弓弩，毁尔牌甲，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率丁男少壮，从事田亩，男耕女桑，各归圣化，永为良民”的《戒谕文》石刻。虽然早在唐天宝年间，朝廷就在今锦屏的欧阳、亮司等地设置欧州、亮州，统属黔州都督府，元代这一地区的土司属思州、思南两宣慰司所领，但多为羁縻政权，应该说，随着明代对贵州渐次深入的开发与经营，才使得位于黔楚边陲的亮江地区真正进入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视野。贵州连接四川、两粤、湖广等地，是中原通往云南的战略要地，作为国家控制云南甚至整个西南的跳板，明代在此设置了众多的卫所和屯堡，同时辅之以府、州、县，纵观国家对贵州的设置经营，无一不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

明初朱元璋派30万大军征滇，追剿元朝残余势力，浩浩荡荡向西南挺进，每到一处就“拨军下屯、拨民下寨”，驱赶土著，圉占田土。洪武十一年（1378年），不堪战争蹂躏的黎平侗民吴勉揭竿而起，亮江地区的“十二长官司悉应之”，此次活动声势浩大，惊动朝野，明廷随即调遣辰州、沅州、靖州等处官军，命辰州卫指挥杨仲名等率师征讨，结果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父子寡不敌众，俱被杀害。面对如此情形，朱元璋不得不重新任命第三个儿子楚王朱桢随平南大将军汤和前来平事，据《明实录》载：

思州诸洞蛮作乱，命信国公汤和为征虏将军，江夏侯周德兴为之副，帅师从楚王讨之。时，蛮寇出没不常，闻王师至，辄窜匿山谷，退，则复出剽掠。和等师抵其地，恐蛮人惊溃，仍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蛮民杂耕，使不复疑，久之，以计擒渠魁，余党悉溃。师还，留兵镇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四月，明廷在黔楚界邻的亮江流域设置了五开卫指挥使司，是年十月，汤和主力在上黄（今黎平中潮上黄）诱擒吴勉，诸洞悉平，俘获九溪等处蛮獠4万余人，吴勉被械送京师诛之。洪武十九年（1386年）初，五开卫城修筑完成，随即设立前、后、左、右、中五所，并于城外险隘之地和交通驿道增设平茶（今靖州平茶）、铜鼓（今黎平潭溪）、黎平（今黎平所村）、中朝（今黎平中潮）、新化（今锦屏新化）、隆里（今锦屏隆里）、长春（今中潮长春）、武阳（今黎平坝寨）、平和（今黎平德顺）、怀仁（今黎平洪州）等所加以拱卫。

明军进入亮江流域的过程中，由于军屯在内的土地开发，使得土著侗民土地的大量流失，屡起反抗，为官者不得不花费精力处理由此引发的人群冲突和利益纷争。洪武三十年（1397年），锦屏婆洞的林宽再次起事，喊出“打回新化，夺回土地”的口号，老谋深算的朱元璋只得再次亲点楚王朱桢、湘王朱柏为帅，并想以此为契机树立其在军中的威信，遂命湖广都指挥使齐让为平羌将军，蕲州卫指挥佥事胡冕为左副、安陆卫指挥佥事、宋展为右副，统兵5万讨古州蛮寇林宽等，出发前一再叮嘱：

近西南蛮夷作乱，尔若能于此时与民同忧，即率护卫军马亲往征之，岂不称为贤王？今乃以都司奏兵不足，请调用屯军，尔护卫兵则置而不用，所为如是，何邵？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贵，宫室、衣服、舆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禄将薄矣，若能奋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将助顺，福禄庶可悠久。敕至，即选护卫精锐期七月二十日进讨，以湘王为尔副，仍统领都司所属诸卫军马。务在灭凶渠，以安民庶！

然而不曾料想，等待他们的是西南“鬼方”的险恶环境和来势汹汹的侗民抵抗，久攻不下，战事一再拖延，人马匮乏，官兵一筹奠展，这个原本名不经传的亮江地区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根据湘黔边境的实情，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在亮江中下游地段的铜鼓修筑卫城，遂命朱桢、朱拍两兄弟借助铜鼓卫的1万新军以及靖州3万民夫修筑铜鼓城，绘制地图上奏，一一指定城池规模大小，要求每面3里，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宽正，营房行列宜整齐。如此绞尽脑汁，步步为营，欲将铜鼓卫与东南面的五开卫形成呼应之势，对亮江一带的苗民叛军形成夹击之势。众所周知，历史上的铜鼓背黔面楚，“南界黎平，西界融（水）柳（州）”，是黔省通湘、鄂的咽喉所在，此地“万一有謦，烽火通于渠阳（靖州），而辰（州）宝（庆）武（岗）之赤子实加赖之”，在铜鼓设置卫所，“是渠阳之有铜（鼓），犹身之有荣卫也”，由此不难看出，铜鼓对于亮江流域的开发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其实，与五开卫相比，铜鼓卫的兵员、规模远远不及前者，然而他的设立为荡平林宽等苗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此一来，铜鼓卫连同清浪、偏桥、平溪、镇远、靖州、五开成为黔楚界邻至关重要的边六卫。

如果说上述卫所屯堡的设置代表的是外来军事力量在黔楚边疆的强制性嵌入，那么元代在亮江地区的土司建制就是既有的“夷人”权利机构。其实早在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就曾在此设八万亮寨军民长官司，至治二年（1322年）改置亮寨长官司，隶属湖广行省思州安抚司。明承元制，沿袭土司制度。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明朝大军按骥西南，辰州卫指挥副使刘宣武率兵招降古州等寨，湖耳、潭溪等处洞官主动上缴元朝所授宣敕印章，明廷以“五寨系靖州地，与广西融州、思、播接壤，元时设置五处长官司以辖洞民，乞仍其旧制。”于是复立湖耳、潭溪、新化、欧阳、古州及八万亮寨六处蛮夷军民长官司，秩从五品，隶辰州卫，仍以杨秀荣等为长官，赐以冠服。为感隆恩，同年九月，湖耳洞长官杨秀荣、潭溪长官石文焕、新化长官欧明万、平江蛮夷军民长官杨晟明、欧阳寨长官杨再仲等新归附的诸长官司向朝廷进贡马匹。由于亮江一带的土司均参与了吴勉起义，平定诸洞的叛乱让朱元璋劳心伤神，耗费了不少兵力，他一怒之下将诸长官司废止了20年之久。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考虑到亮江地区“侗蛮杂处”的情况，认为：

祖宗大经大法，万世不可改。其他若时有不同，后世当因时损益以便民，岂可执一而不知变通之道。天下人既以为便，则当从之。盖洪武初各设长官司。后苗蛮昊面儿楩化。发兵讨平之。遂废，至是，招辑其民，复业者众，故复设焉。仍以土人为长官。

于是复设古州、龙里、欧阳、湖耳、中林验洞、八舟漕滴洞、潭溪、福禄永从、洪州泊里、亮寨、新化、赤溪浦洞、西山阳洞十四蛮夷长官司，俱隶贵州。同时新置欧阳副长官司，以分欧阳正长官之职权，正、副长官司同一治地。

经历数十年的发展，五开卫基本熟化，足以支持府县等行政机构的运转。永乐十一年（1431年），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结怨内讧相互仇杀，朝歪于是借机出兵弹压，以“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妄开兵衅，屠戮善良，抗拒朝命，皆为民害”为由，废止二司，分其辖地改设思南、镶远、铜仁、乌罗、新化、黎平、镇远、石阡八府。永乐十二年（1415年）三月，将贵州布政司所辖的湖耳、亮寨、殴阳、新化、中林验洞、龙里、赤溪浦洞长官司隶新化府，潭溪、曹滴洞、古州、八舟、福禄永从、洪州泊里、西山阳洞七蛮夷长官归黎平府所管。可以说，新化、黎平二府是亮江地区最早的行政管理机构，新化府与新化千户所同地共事，建立之初颇显仓促，只得借助附近亮寨司一处空宅子视事，永乐二十二年（1434年）因地狭人稀并入黎平府。

历经明清时期的开发经营，亮江地区出现了黎平府、新化府、五开卫、铜鼓卫、新化所、隆里所，亮寨、新化、潭溪等土司，进步形成了卫所、土司、府州县犬牙交错、相辅相成政治的格局。

二、“裁卫置县、土流兼治”：黔楚边地的“苗疆经营”

可以说，开疆拓土、编氓输赋、土流兼治是为官苗疆梦寐以求的完美功业，剿抚苗蛮似乎成为经营边疆必须的选择。出于卫所与府州犬牙相制的考虑，五开卫与黎平府自建立之初就形成了府卫同城的格局，正如徐霞客所言“今州卫同城，欲以文辖武，实借武卫文也”。历史上的黎平地区僻处湘黔桂三省边区，乃“通滇一线之路”的重要补充，“都匀以东、黎平以西，中夹生苗一区，名日古州八万，地大苗众，正需料理”，面对如此复杂的境况，防苗控苗显得尤为重要，这样黎平府不得不倚靠五开卫的庇护，为此地方官员不惜筑高墙、开壕沟，架炮台，试与“侗蛮”划开界限。通过下表可大概知晓当时各卫所的防御工事情况。

由此可见，国家对于黔楚边城卫所颇为重视，其实明初卫所设置不久，中央就这一复杂情况三令五申：

近闻守边将帅多不究心，如五开守御指挥、千户私役军人，受贿弄法，以致军伍缺少，城寨不修，蛮獠窃发，攻劫屯戍，男女死者八百余人，皆将帅怠弛之故也。自夸如一卫五千六百人，指挥五员则以左、右、前、后四所分四指挥管领，中所则掌印官管之。凡修缮城池，五千户均分其工，敌至且守且战，四千户各守四门，掌印指挥提调中所，总四指挥而一其部伍。如城壁不高、壕堑不深、屯种不勤，则坐本管指挥、千、百户之罪。军容不整、器械不精、操练不熟、则罪分管之官、其遣人往谕各卫，一循前后处分，慢令者究治之。

查阅史籍，不难看出，整个明代，苗民叛服无常，加之“军民杂处，或有词讼，例二处官堪问，事难归结”，每每地方遇到苗民侵扰，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这让地方官员头疼不已。例如正统十四年（1449年），黎平、靖州等地的苗民乘北方瓦刺骚扰边境之时借机劫掠湘黔桂三省边区，而平溪、清浪、偏桥、镇远等边卫拒绝相互增援，最终导致“势益滋蔓，杀伤军民”。像这样的事情屡禁不止，让地方官员倍感伤神。黎靖地处边区，环境恶劣，地寡民瘠，军士疲软，遇到苗民扰境，不得不请调武昌护卫帮助，史载：

景秦六年十一月，湖广五开等处苗贼作乱，官军寡弱，不能剿捕，三司会议欲将运粮回还官军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余人选调策应，缘应天、苏松等处灾伤，粮米停免者多，其间又或存留本处，或折纳银两，以此京粮比之往年十无六七，况今年十一月中粮米计已领运，若将运粮官军制掣回征苗，其粮必致消耗侵克。京师百万之众皆倚给于江南馈运，积渐减少，诚非固本足国之计，请救总兵等官如兵部原奏，将见在汉达官军各卫有司、土官衙门，原征进歇班军土兵、民壮人等尽数起调，并力征苗。如或不敷，许将武昌护卫，安庆、贵州、云南、四川诸处官军、土兵调用。

正是在这种复杂现实和纠结状况下，地方官府一方面表现出极度的悲观，对“苗人时常扰乱”的情形给予负面的评价“三苗无道，倚恃险厄，不通人事，不奉天时，屡起盗心，久为民患”，另方面，慑于皇威和职责使然，又不得不对经理苗疆事务进行不断的反思，将土流并治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安排，设置流官吏目，严格土司承袭制度，明确土司职守，加强了铨叙考核，颁布苗疆禁例，不许地方官员乱征赋税、选派夫役，以此乘机削弱土司势力，同时又寄希望于土司成为控制“苗蛮”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土司的这种暖昧态度恰恰反映出苗疆治理的复杂情形。有学者研究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指出改土归流使得流官通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对黔楚边地的诸多土司，朝廷颇有鞭长莫及之嫌，不得不委派流官加以监督，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对黎平府所属潭溪、八舟、新化、洪州等土司增设吏目一员，并请加州同职衔，重其职守，以便稽查土司，就近弹压。其实早在明初，地方官员就意识到军民异籍，难以调度，官司讼词，效率低下的问题，并奏请改制。成化元年（1466年），时任靖州卫同知的庄荣向上进言：

（黎平与贵州）经隔二十一驿，密连湖广五开、铜鼓、靖州、清浪等卫，令将臣既分彼此，则兵、夷不相统摄，遇有警，卫难调度”。

隆庆元年（1567年），贵州巡抚都御使杜拯上《议以楚卫属贵州疏》，提出改属“十便”。但是明代中后期吏治腐败、宦官专杈、皇帝不理朝政，根本无暇顾及远在西南贵州边界的事情。康熙五年（1666年），黎平地区的苗民连同湖南通道具人再次作乱，无奈“楚官无与黔事”，地方官员相互推诿的弊病暴露无遗。有鉴于此，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贵州巡抚田雯重申黔楚异籍、府卫同城的弊病，上《黔府楚卫同城疏》要求裁卫置县，同归黔省，兹不惮繁琐，摘引其文如下：

黔辖黎平一府，层峦密菁，设有副将、官兵驻防，而同城则楚南五开一卫附焉。按府卫军民，黔楚异籍，其实闾阎相接，或一户之内，父军而子民，或一人之身，黔徭而楚役，往往讼讦纷纭，难以调协。查黎平为苗多民少之地，最易藏奸，而一城之中，黔楚分辖，设有机宜，卫申之楚，府牒于黔，相距二千六百余里，文移期会，两地盼悬，呼吸未能曼应。前抚臣慕疏，乞将黎平府县改归楚辖，而楚省以隔越遥远辞。臣思府卫既在同城，可以辖卫者，无不可以辖府，自应仍请归楚。倘因府外永从一县，楚省兼制为遥，或将同城之五开卫就近改隶黔辖，照例裁汰卫牟，设立知县、教谕、训导、典史，以黎平府领之。事权统率，疆界分明，边民耕鎜相安，永沐圣泽，于匆替矣。再照黎平城守官兵粮饷，因该府额征无几，率由贵阳等处崎岖输挽，令若将府卫统归一省，无彼此之分，则黎平、五开所征钱粮并就近粮饷，兵民两便。

身为地方官的田雯深谙实情，声情并茂从两方面详细分析了黎平地区归黔、楚的利弊，但是依旧没能获准批复。随着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运动的开展，“除边卫无州县可归，及漕运之卫所军民各有徭役，仍旧分隶外，其余内地所有卫所悉归并州县”，裁卫设县呈大势所趋之势，云贵总督高其倬乘机上《请改五开卫归黔疏略》呈称：

黎平府与楚省五开卫同在一城，民苗杂处，分隶两省，事权不一。现令钦奉特旨，各省卫所裁归附近州县。臣等恳请以五开卫改县，归于黔黎平府。查五开楚省，即或裁改，应归楚省。又黎平、五开同在一城，何不请以黎平归楚，必请以五开归黔？臣查贵州形势，都匀以东、黎平以西，中夹生苗一区，名曰古州八万，地大苗众，正需料理。若以五开归黔，则蕾区归在黔内，一切办措，呼应即灵。若割黎平归楚，凡有调度，必俟咨移，往还迟缓，坐失事机。臣反复审酌，归黔为是。原从有益地方起见，决不敢存瘠楚肥黔之心也。

由此可见，清中期黎平究竟归黔还是楚，主要是出于防苗控苗的考虑，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亮江一带苗民治理的严峻现实。实际处理事务的地方官员最为清楚府卫同城所带来的利弊，可以说，明清两代进言不辍，这样直至雍正年间，朝廷终于颁布律令“查铜鼓、五开二卫，归黔归楚，从前两省督抚各执一词，应令妥议画一，具题再议。”雍正帝同意将五开、铜鼓二卫裁改为县，划入黎平府。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云贵总督鄂尔泰题请必须五开、铜鼓分设二县，始于地方有益，吏部同意其请，于是将五开卫改为开泰县、铜鼓卫改为锦屏县，俱属黎平府。至此，黎平府与五开卫分属两省的局面才得以改变，完成了由卫所体制向州县体制的转变，结束了自明朝之始黔楚两省历时300余年的边境之争，对于亮江地区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可以说，剿抚兼施是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平定苗疆的策略之一，朝廷官员亦十分清楚，经理人群构成复杂的苗疆地区，光靠武力鞑伐并不能一劳永逸，还需仰赖文治和数化的熏陶。如果说上述卫所屯堡和府州县的设置是国家刚性力量的嵌入，那么文治与教化的结合则是苗疆经营必不可少的怀柔政策。王朝国家视域下，亮江地区的文治和教化无不仰赖既有的卫所、土司据点逐一展开，汉文化于是在这里落地生根，不断影响着这一地区的苗侗土司社会。

元代虽一度倡导懦学，下令各路设立学校，但困贵州当时为湖广、四川、云南毗连之地，政区累有变迁，实际设立的只有顺元（治今贵阳）、普定（治今安顺）和播州三路懦学。由此不难看出，元代的懦学教育并未覆盖到古州地界的亮江地区。有明一代，倡导“治国以数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方针，把“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作为稳定边疆的国策。为此还下诏谕曰：

王者以天下为家，声教所暨，无间远连，况普定诸郡，密连中国，慕义来朝，深可嘉也。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如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使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或！

由此可知，明代的教育是变土俗为汉俗，吸纳土司子弟入学，旨在造就一批忠于朝廷的土官。虽然国家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致力推行懦学教育，然而直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亮江地区的苗民才得以进入国家汉字教育体系，时任贵州封疆大吏的于准以《苗民久八版图请开上进之途》为题上奏朝廷，指出贵州遍地皆苗，种类颇繁，有些流官“官斯土者，视苗如草芥；居斯土者，摈苗为异类，既不鼓舞，又不教习，遂使若辈沉沦黑海，罔见天日”，使苗疆沦为“数化不可施之地，风俗不可移之乡”。于是建议土司中俊秀之后，与内地汉人生员“一体科举，一体廪贡”，这样一来就能实现“苗俗渐少化而为淳，边来遐荒之地，尽变中原文物之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议准：

贵州苗民照湖广例，及以民籍应试，进额不必加增，卷面不必分别，土官土目子弟及三十六年进取土司文武生七十一名，仍准一体考试。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该府州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康熙四十五年又议准，黔省府州县俱设义学，准土属生童肄业。并颁发御书，匾额奉县各义学。

毫无疑问，向苗人子弟开放科举，使得土司和西南土著人群踏上科举仕途之路，这在贵州教育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雍正八年（1730年）贵州巡抚张广泗题请《请设苗疆义学疏》、《考试分棚疏》，广设学馆、义学，招收苗民子弟，教授《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苗民子弟提供了学汉语、识汉字、接受汉文化的机会。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实施文治教化、允许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应试的政策无疑影响到了土著苗侗群体对族群历史文化的思考，汉语语言及汉文字书写系统进入苗侗社会后必然引发一连串的反应。

三、所与司双重权利格局下的人群互动与区域建构

地区开发的过程也正是国家力量渐次渗透的过程，无论是卫所塘汛及府州厅县的设置，还是“改土归流”政策下苗疆地区“土流兼治”的制度性安排，背后无不包含着不同人群关系的复杂互动与利益博弈，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区域间的人群活动赋予区域实质性的内涵。

某种程度上说，有明一代，包括屯军在内的土地开发所引起的“军”“民”“苗”利益纷争是亮江地区人群互动的主要模式。上文提及的吴勉起义就是屯军侵占苗侗民的土地所引发的反抗，“洪武年间，拨军下屯，拨民下寨，官兵屯兵接踵而来，把侗家赶到深山峻岭。妈妈哭得眼睛肿，爸爸逼得发了疯，三家拧成一股，九股合成一宗，大家纷纷起来，把屯军驱逐溪间，一天组织七千人，一夜会聚八万众”。这是流传于黎平侗族地区《从前我们起大款》的款词，寥寥数语，生动地勾勒出“军”、“苗”围绕土地占有而展开的博弈情形。毫无疑问，朝廷的屯军安置必然会触及土司的利益，在各地起义烽火的影响下，“古州十二长官悉应之”：

洪武十八年六月……吴勉儿倡乱，称划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众。秋八月，楚王请亲往，上许之，以信国公汤和充总共官……于是，楚王率其护卫兵校六千五百人，合信国公所统士号三十万，九月师次辰州，遣往谕铜鼓诸司，能缚致吴面儿者宥。面儿闻大兵且至，遁上黄，于是湖耳十长官司相继降。楚王劳之，令还洞，使发其丁壮供饷，不如今者。剿灭之。

是年五月，战事风波席卷“八洞”，可谓波澜壮闫，震撼湖广。然而摄于朝廷的赫赫王师，土司长官们采取了军前投诚的策略，接受招降以求自保。可以说土司政权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摇摆性，作为土民，一方面他们要维持既得利益，另一方面，身为臣子，追于皇威他们又不得不服从朝廷安排。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的土司职官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相比于从三品的宣慰司，亮江地区仅为正六品的长官司级别并不高，但是由于地处“通滇一线路”的亮江航道，坐拥亮江大坝粮产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朝廷对其另眼相待也就无可厚非了。更何况，有明一代这一带的土司活动频繁，对朝廷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姿态，《明实录》中就有数条土司向朝廷进贡马匹的记录，例如“宣德二年正月，新化蛮夷长官司长官欧林遣舍人欧赖朝贡马匹，赐钞、彩币等”。清朝势力进入西南时，本着“贵州等处苗民杂处，当先加意抚绥，安辑民心”的精神，对土司土民采取安抚政策，凡是“归顺”的土司，经贵州督抚按等官员奏请，一律准许承袭前职，并颁发印信号纸。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题袭黎平府下辖的新化、欧阳、亮寨等土司准许世职。为获取殊荣，假手皇威以确立地方统治的正统性，土司们采取富有策略性的技巧，军前投诚，提供情报，不辞劳苦，亮寨长官司家谱《龙氏迪光录》对这样的情形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恭逢大清朝开辟，祖文炳于本年四月二十日赴巡抚湖广偏远军门袁军前投诚，蒙给银牌一面，縀红一道，并安抚苗瑶告示一道，仍准原袭世职管事。康熙二年十二月内，钦颁号纸一道，发府转给，又于康熙六年三月十二日，故颁铜印一颗，康字三百零八号。发府转给世守顶代正长官职事，于康熙十三年正月内被逆贼是三桂追去印信号纸，复给伪印一颗、伪劄一张，准予承袭正长官管事。于康熙十八年三月内，因武岗路阻，祖文炳前往广西投诚，蒙钦命扬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悯念冒险望风投诚颁给正长官割付一张，又蒙钦名太子太保抚蛮灭寇将军傅，颁给劄付一张，俱准正长官照旧管事并发密谕一张，密令祖文炳联络以及侦探逆贼隘口情形，祖文炳选差的役，前往枫木岭、连和山、辰龙关等处探听伪娥情形，祖文炳复于本年十一月内选差的役，前往各处隘口侦探得其实音，于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三，仍差去役，前赴广西怀远县，将逆贼各处隘口情形迢一细报广西监军道刘，转启亲王外，于三月内恭逢大师恢剿逆寇荡平。祖文炳于本月十五日前赴靖州投诚并缴伪印劄，当蒙铍名定远平蛮将军固山贝子面赏袍帽，颁给正长官割付一张，仍准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管事，祖文炳衹领回司到任管事，于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内蒙部颁号纸一道，祖文炳赴府亲领回司任事。

上述这段家谱材料生动的向我们展现了作为地方势力的土司在力量悬殊情况下与中央王朝的互动模式。由此不难推断，同一时期亮江地区的其他土司大概也会采取相类似的举动，以维持地方的统治地位，获得世袭职权。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军队的编制是卫所制，一郡设所，连郡设卫。每卫设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各1名，1卫领前、后、左、右、中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设正、副千户各1人；1个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1个百户所辖2个总旗，每个总旗设5个小旗。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千户所，112人为1百户所，50人为1总旗，10人为1小旗，全国军队均按此编制编入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逐级率领。五开卫领内外共有16所，258屯，驻军达33460人，是当时湖广都司规模最大的卫。黎平地区历来地瘠寡利，民稀地狭，卫所遥辖，兵荒交值，时有弗继之忧，面对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军队给养只能通过不断扩大屯田数目来补充，据乾隆时期《开泰县志·所屯志》记录，明代从湖南划拨55屯给五开卫，导致这些地区散落在湖南的溆浦、邵阳、武冈等境内，成为飞地。无论是军饷还是民用，黎平地区大部分都得倚靠川湖协济，处处受制于人，导致黎平府在地方事务中几乎没有话语权，直到康熙时期，作为卫所的五开卫无论是土地和人口，仍“数倍于黎平”，占压倒性优势，自成一体。而黎平府除永从县外皆为土司，地处偏远，知府长期空缺，地方事务均仰赖土司处理，相较于地位显赫、实力雄厚的五开卫相形见绌。必须指出的是，有明一代，五开卫隶属湖广都司，而黎平府归贵州布政司管辖，这样一来，结构性地造成了行政与军事分属两省，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矛盾必然接踵而至。

虽然府卫同城能够起到互相犄角、监督的作用，但年深日久，其中的弊端不言自明。黎平府所辖的亮江地区孤悬一隅，紧邻古州生界，军民异籍，苗侗交错，情况复杂。若遇有警，则“声气难近，犄角无势，未免有鞭长不及之虞”。明万历年间，吏治腐败、屯政废弛，新化千户所的军官联台五开卫旗下平茶、龙里等款军，公然抢了潭溪司的新娘，土司长官一纸诉讼告至黎平府，知府出面调解，猖狂的款军竟将其鞭打逐至靖州，后事情败漏，靖州参将邓子龙率兵前来平事，史称“六哗之乱”。虽然这是站在官方立场上的描述，但是“军”与“民”之间的张力显露无遗，可以说“六哗之乱”仅是府卫同城矛盾纠纷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之前已经断断续续发生多起摩擦。

人群的互动不仅体现为在文献中关于苗人、侗人称谓的表述，如“五开蛮”“土酋”“蛮獠”等，还表现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中既有区别又相互影响并趋于共享的动态关系中。明代以前的亮江地区乃是生苗盘踞之地，民风强悍，不闻圣听，不服教化。随着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府州县以及卫所屯堡的设置，使得大量的移民、官员、工匠、艺人、学者进入亮江，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耕作、建房技术，随着不同人群的交往互动加速了地区间的信息往来与思想文化交流，使得中原文化与苗侗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进了亮江地区教育与人文的发展。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这一地区就开办有懦学、医学、阴阳学、卫学等，书院、学馆遍布各村，黎平、锦屏地区最早的文人皆出自亮江一带，例如新化人吕应阳是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黎平府第一个开科武进士，崇桢年间的刘宪模成为锦屏地区的第一个文进士，举人胡定之曾先后参加编修《黎平府志》、《五开卫志》、《开泰县志》等。万历之后，朝政日渐腐败，军屯制度名存实亡，卫所人殊荣不在，倍感失落的隆里所军士根据“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诗文，将王昌龄移驾到隆里，并煞有其事的为其立衣冠冢、建龙标书院、修状元祠、状元桥，地方文人墨客们以此吟诗赋辞，名为缅怀，实则聊以自慰。乾隆年间，隆里人王师泰参与修撰《开泰县志》，遂借机将王昌龄其及诗词歌赋一并写进志书，如此步步为营，自此以后以王昌龄为代表的汉文化慢慢演变成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舞龙、舞狮、汉戏也落户亮江，可以说，亮江地区的村名地名本身就是不同人群互动的结果，一个地名背后就暗含着一段历史，例如新化原本称为“新溪”“新洞”，原为侗族聚居区，历经明清王朝的开发，取“朝廷新化”之意，更名为“新化”，相应的新化所、新化寨、新化司等村落的地名也是因应这样的历史情境而得。

这种区域内不同人群关系的叠加和变化的历史过程，不仅体现在多元的民间信仰和庙宇系统，而且反映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中。正统八年（1443年），贵州宣慰使司贵竹等长官司向朝廷请奏在地方建立祠堂，并以此为依托，推行王朝礼仪：

贵州荒服之地，不通中国。自国朝开基，始创军卫，建置州县。彼时苗蛮虽被新化，终染旧习，时或梗叛，谋陷城池，焚烧驿传，勘掠乡村，军民不得安生。时有镇远侯顾戚来镇兹土，能施方略，善布德威，相机剿杀，因俗抚绥。由是苗蛮慑服，边境清宁，令殁三十余年。有旧建祠堂，乞令土官衙门，以时祭祀，庶几上以全朝廷优礼勋臣之恩，下以遂军民感慕遗德之愿。

历经明清的开发经营，亮江地区随之出现了观音阁、关帝庙、五显庙以及带有徽州建筑风格的宗祠等具有清晰外来身份符号性质的庙宇乡祠。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时任靖州知府的徐广至新化罗丹一带巡边，被土酋诱杀，身首异处，身葬小里，头埋新化。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新化所千户阂俊在新化所村北面田坝主持修建徐公祠，结果“文武官员朔望皆香，凡祈晴雨暨官民吉凶无不灵赫，蛮人亦立祠江上，曰为水神，水、旱、疾威祀之，后省府仍所复所入卫独为民祀，官民加以祭祀”。有学者通过湖南苗疆普遍存在的白帝天王信仰研究，指出地方神明的重塑与苗疆的开发互为表里，是一个需要放在具体时空里来认识的历史过程，因为期间包含着不同传统、不同文本与礼仪之间的复杂互动。

此外，有研究者借助“通道”与“走廊”的概念来认识和解释武陵山区的苗疆社会，透过不同人群围绕着水路驿道的开发与占有互动模式，来阐释区域的演变历程。那么就我所关注的亮江地区，如若要对其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把握，我们无疑需要考虑在卫所与土司双重权力格局下，以“军”“民”“苗”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权利关系的演变为主线，透过不同人群的活动及历史印记来追踪黔楚边地的区域图像及其演化过程，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要理解和解释作为一个整体苗疆社会的区域建构，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将这一区域内不同人群间的相互关系置于特定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形式中加以考虑。

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问题，有学者通过研究宋至清黔西地区的制度演变以及夷汉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弹性变迁，向我们展示了传统中央王朝在非汉社会建立统治秩序的一种模式。实际上，在天下观、朝贡秩序等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华一夷，内一外，化内一化外等二元观念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中央王朝与各“蛮夷”间亲疏各别的关系。处于黔楚界邻的亮江地区，历经明清王朝的开发，随着卫所屯堡以及土司的设立，当两套权力系统强力嵌八时，势必会引起地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军屯及移民不但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且导致了其与土著苗侗人群频繁的地权纠纷、族类居住空间格局的改变。随着国家制度的寝变以及“科举”在“新疆”的推行，王朝价值观念、汉人风俗习惯在地方上日益渗透，周边非汉人群因应这一情境，其身份与文化认同随之改变，许多土司、土目的后代接受了象征王朝标准的儒学教育并取得功名，逐渐转变了自己的身份，并借助王朝恩威赋予的“正统性”扩大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制造汉人祖源说，完成了建立宗旗与士绅化的过程。僻居一隅的亮江地区，溪谷险阻、苗侗汉杂居，地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并未完全消失，非汉族类对王朝的文化认同并不意味着对自我身份的摒弃，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意无意的保留自我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而买际上，亮江地区在从“侗蛮之地”到“内地旧疆”的演变所呈现出来的周边族类整合进王朝视域的过程中，传统的中国并未完全按照大一统的标准要求边疆地方社会，有时甚至是有意识的、制度性的根据地方实际情形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亮江地区充其量只是“内地的边缘”，而我认为这一看似是“姑息地方主义”的“边缘”举措反而更有利于王朝制度和正统意识的推行和渗透，而这也恰恰是历经繁复的朝代兴衰、地区文化差异大、人群构成复杂的西南中国能够维持民族、国家共同想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