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尼孟和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游牧文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骆驼虽然仍然在实施放牧，但人们对骆驼的管理方式，却从“艰群放牧”发展到利用望远镜、摩托车、手机等实施远距离搡控放牧，甚至给骆驼戴上GPS定位仪利用网络实施远程放牧操控。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牧民之所以坚持饲养骆驼，其目的是使优良牧草得以自然播种、确保草场的自然更新、土壤得以自然活化，灌木得以适度修剪，微生物、矿物质和营养物质得到合理的匹配，使动植物与环境得到和谐共荣。因此以骆驼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关系为视角，可以合理解读游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关键词：游牧，骆驼，牧草，草原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3-0003-07

一、游牧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游牧文化拥有5000多年的灿烂历史，而长城以北的地貌起伏很大，山地、沙漠、湖盆、滩地在空间上相互穿插交错，各地的气温、雨量、大气与土壤湿度的时空分布复杂而多变，这一切都是游牧牧民必须面对的自然本底特征。在这一特征的基础上，还会进而使得草原牧草的生长在时空上也极不均衡，牧民应对的手法只能实行“逐水草而居”的生计方式，其目的是使牲畜的放牧能够均衡地利用自然长出的各种牧草资源，从而实现对牧场的利用与维护达成和谐平衡。对人类社会而言，通过游动放牧，还能连带达成牧民间的经验交流，同时又实现了对子女的知识和技能的传递，牧民之间通过种畜的交换和改良，不断地优化畜群，畜群的改良和多畜种的合理搭配又能进步推动牧草种子的传播和草场的更新。此外，草原的微生物也实现了合理的匹配，草原矿物质也可以通过人和畜群的流动，从而实现合理的搭配，确保了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的自然更新和穗态延续。

游牧生计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时代的发展，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游牧作业也在与时俱进。这里的蒙古族牧民，至今还在较大规模的放牧双峰驼，其放牧方法仍然保持着尊重自然规律，均衡消费饲草资源的好传统。他们目前还在实行跨越承包草场、跨越嘎查、苏木界限的长距离放牧方式，温暖的季节转场到到贺兰山区附近的丘陵高地和滩地放牧骆驼，寒冷的季节则转场到沙漠腹地和湖盆地带去放养骆驼。这样的传统放牧路线不仅保持了游牧文化的核心价值：尊重自然，均衡消费天然长出的牧草资源。而且能从中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不过，具体的放牧作业却随着时代的推移，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蒙古族牧民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实施跟群放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部分牧民（主要是青壮年）离家实施游动放牧，另一部分（老弱小孩）牧民则定居下来建设家园。从20世纪70年代起，蒙古旗牧民开始用上了望眼镜，对畜群实施远距离监管，这就大大减少了牧民的放牧移动距离，极大地节约了劳动力的投入。20世纪80年代后，放牧小畜（主要是养羊）的牧户基本实现了定居固定放牧，放养骆驼的牧民则依然实施骑马放牧，这就大大减少了牧民跟畜移动的劳动力投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摩托车的引入，放牧时间和劳动力投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到了21世纪，牧民配上了电话、手机，从而只需要相互打电话，就可以有效地跟踪畜群的移动，对草场畜群的监管更其准确合理。从2010年起，蒙古旗牧民在城镇化和吉普车普及的背景下，部分牧民即使住进了城镇也可以做到驱车到牧区放牧。近几年来，随着科技推广的加快，连骆驼也带上了北斗定位仪，牧民往往可以做到在城市电脑上观测，准确把握骆驼群的行动轨迹，真正实现了信息化放牧。

回顾这一系列的变化，我们不得不承认，牧民定居与牲畜的游牧绝非水火不相容。游牧生计与现代化其实并不矛盾，反倒是现代化促进了游牧生计的升级换代，催生了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确立。

游牧文化并不是孤立的自行发展，而是在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推进中去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历程。与此同时，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也吸收了游牧文化的精髓，而得以不断地健全与完善。草原畜牧业为了适应草原生态环境时空分布不均衡的这一本底特征，就会很自然地通过牲畜的移动去寻找最适合利用的牧草资源；农业文明为了对付耕地的异质性差异，也会很自然地对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实施轮作、间作去确保不同的土壤资源，都能得到合理地利用；工业文化也不例外，企业的选址和新建也得兼顾到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背景的配置，资源和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企业也得有规律的移动。由此看来，在实际的生产作业中，实施有规律的移动，不能理解为落后和愚昧，反而应当正确地认识到，这是适应自然的通则。那种把游牧作业视为落后愚昧的传统偏见，显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实情。不过，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世界各国的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国家工业文化走到了前列，有的国家农业文化一枝独秀，而有的国家和民族则较长时间的延续游牧文化。然而尊重自然的本底特征，均衡利用生物资源，推动人、物、信息的快速流动，则是世界各国求得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各民族显然需要共同建构相互尊重的现代化新秩序，共同承担起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的职责，这样才能确保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从事任何一种生产都需要推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但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移动的内容和形式却可以互有差别。但这样的差别并不能成为贬低任何一种文化的口实，这是因为不同类型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那种认为畜牧业只能是人跟在畜群后面亦步亦趋的实施监控，而今已经成了历史的记忆。当代的畜牧业已经吸收了工业文明的技术装备，已经用上了摩托车、手机、北斗定位仪、电视网络，传统的畜牧业正在向现代畜牧业过渡。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还要将畜牧业经营的范围框定在省、盟、旗、苏木、嘎查的有限空间内，甚至是控制在牧户承包地上，自然也就显得不近情理了。事实上，只要具备现代装备，而且只要用好这些装备，传统的转场游牧完全可以突破人力和畜力的限制，实现长距离的转场监控操控，也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实行规模化的畜产品转移和信息互达。如果不看到这样的生态文明发展趋势，而是一味的苛求畜牧业只能在有限地域内徘徊，显然是违背时代要求的偏见。

二、骆驼与草原生态关系

家畜的生物进化历史已经超过5000～600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草原畜牧业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代的草原生态早已和家畜结成了协同进化关系，两者之间互为补充、互为支持，密不可分。可是当前却有人主张对阿拉善荒漠草原实施长时间禁牧，误以为这样做才可以收到草原生态保护的功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牧民不得不放弃熟悉的产业、处理掉牲畜、废弃传统的生产设施、离开故土、流浪他乡、重新创业，事实上他们为生态保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据调查：不仅89.7%的牧民认为围封禁牧后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且还加快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消失。然而几千年来家畜在草原上游牧，草原生态并没有像今天那样明显的退化。那么今天能够观察到的草原退化，有理由责怪传统畜牧业的过失吗？看来我们需要反思的显然不是传统畜牧业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认识问题。为此，这里仅以阿拉善地区的双峰骆群与荒漠草原生态关系为例作进一步的分析，意在反思习惯性看法的偏颇。

值得一提的是，骆驼能充分利用人们无法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同时给人类提供原生态产品，阿拉善双峰驼的游牧半径大、能利用其它家畜不能利用的戈壁沙漠草场和苦、咸、带刺的植物。在大半径放牧中，能够将那些极其分散的饲草资源做到均衡的消费，给人类提供了骑乘、绒毛、奶、肉等原生态生产生活资料，同时又不妨害戈壁草原生态系统的不断再生和可持续利用。

骆驼的放牧并不是简单的觅食活动，而是有点像农业生产中的播种那样，是在为自己准备来年的美餐。骆驼根据不同季节、气候、地形、土壤等在不同时空场域内的差异去有选择的采食不同的植物，采食的过程同时也为相关的植物实施了播种。原来骆驼身披长毛，在其觅食过程中会很自然地将不同地区的种子，如沙米草、沙竹等禾本科植物，以及一年生的菊科、百合科植物的种子，带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从而实现了牧草远距离的播种。骆驼觅食后排出的粪便中，还包含着很多没有消化的植物种子，这些种子随粪便排出后，就可以以粪便为培养基，来年就能长出新鲜的牧草来。与此同时，粪便还增加了土地的有机物，活化了土壤，加速了草场的更新。因此，只看到骆驼采食植物这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看到骆驼与草原生态之间是一种协同进化关系，没有骆驼采食，草原反而会断绝其生机。

事实上，在漫长的协同进化中，不仅是骆驼适应了这里的荒漠生态环境，荒漠上生长的牧草也适应了骆驼的存在。他们的种子都极为细小带刺，种皮极为坚硬，不会轻易被骆驼消化。这样一来，在被骆驼吃掉的同时，植物的种子也会很自然的被骆驼带到草原各地，实现其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一旦骆驼消失，这些长期进化而来的植物，也特会因为无法播种而失去了传宗接代的机会。整个草原生态系统反而会快速退化。就这个意义上说，人为淘汰了骆驼，不仅不能起到生态保护的作用，反而是在制造草原生态灾变。因而那种将草原生态保护与骆驼对立起来的，反而是在违背辩证法。

家畜的适度放牧采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对草原牧草的单方面利用，其实骆驼的采食如同农业操作，要给树木实施修剪，要对杂草实施中耕一样，都是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灌木是荒漠草地寒冷季时家畜的主要采食的牧草，骆驼的采食具有修剪灌木，促进其新枝再生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灌木度过极端干旱的恶劣气候环境。如果长期实施围封禁牧，那么一般草地在5年以上，荒漠草地在3年以后，植被的生长就受到抑制，很多灌木就会自然死亡，这一切都充分表明，骆驼与荒漠灌木、骆驼与牧草之间是相互支持和相互利用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因而有计划的适度放牧反而更有利于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更符合可持续利用的要求。

温暖季节家畜的适度放牧，就实质而言，也与农业操作中的中耕除草和间苗相似，干旱草原上水资源非常稀缺，降雨量的时空分布又极不平衡，以至于那些耐干旱、对水分要求不高的植物就会在温暖季节率先发芽生长，而对水分条件要求高的植物发芽生长就会相对推迟。荒漠地区每年降雨时间不同导致每年长出的牧草会各不相同。荒漠地区牲畜的采食行为是：冷季采食灌木为主，暖季采食对象恰好是刚长出的鲜嫩牧草，这就为耐旱牧草的旺盛生长提供了机遇，确保他们能够积累更多的生命物质。而鲜嫩牧草被采食后，又可以为耐旱的牧草节约可贵的水资源，支持它们生长。荒漠草原上的鲜嫩牧草其生长季都很短，或者有地下茎储存养料，因而，畜群的采食仅是起到了间苗和节制其生长速度，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命。因而，温暖季节的适度放牧，同样是一种荒漠草原的生态维护行为，而绝不是一味的简单消费。这才是荒漠草原不同生物物种间协同进化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必须实施松土。荒漠草原生态系统同样需要松土，不过在这里不是人去松土，而是靠家畜的适度放牧，靠牲畜的蹄去对土壤实施松土。牲畜走动过程中，其蹄子对土壤实施践踏和刨动，这就是对草原的土地实施松土。阿拉善左旗大部分地区累年平均降雨量在64.0-208.5毫米，全旗各地累年平均蒸发量在2347.7-3993.2毫米，而沙漠的渗透能力极强，在腾格里沙漠内形成了的绿洲湖盆有306处，在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大型动物对土壤的践踏和刨动，雨季过后地表都会结皮，甚至形成一个盐碱化的土壳。这就改变了土壤水分传导，使有限的降水在沙土层中的时空分布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深根系的灌木逐渐枯萎，浅根系的植物却得到了发育。但如果实施适度放牧，那么牲畜的蹄子就会打破地表的结皮和盐碱化的土壳，从而改变水资源在沙土中的分布，水分可以迅速渗入沙地深层，起到储养水资源的作用，使深根系的灌木都可以得到均衡性的生长。这一过程对阿拉善荒漠草原的生态维护至关重要。失去了家畜的存在，牧草的生长量和生长周期都会极大地缩短。绝大部分水资源都会在未加利用的情况下无效蒸发。如果不把适度放牧理解为对荒漠草原实施松土作业，那么对草原生态的可持续利用就不可能准确到位，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对荒漠草原的生态维护极其不利。

家畜的适度放牧还能起到防火和增进植物光合作用的功效。荒漠草原上雨水稀缺，冬季桔死的植物难以自然降解，这就会导致植物会因为肥料缺乏而造成植物光合作用受阻，从而影响到牧草的产草量，甚至会造成草原失火的隐患，这些枯草还会退化为植物化石使其中的有机质白白的浪费掉。可是，只要有骆驼等家畜在寒冷季节啃食这样的干桔牧草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草原失火，同时又能使这些植物转化为牲畜粪便，而只有这样的牲畜粪便才可能快速降解，转化为营养物质以满足草原牧草的利用，从而增强草原牧草的光合作用，最终极大的提高荒漠草原的产草量和载畜能力。

骆驼等家畜的草原畜牧业是一种节水型产业。骆驼能利用其它动物和人类无法利用的水资源，还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植物水分解渴，因而骆驼是是水资源利用率最高的动物之一。北京大学（2007-2012年）对阿拉善骆驼饲养的研究显示：停止了草原放牧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仅为39.9元/m3，比如L（孪井滩农业）和Y（巴润别立农业）两地甚至低至0.66元/m3和0.84元/m3。分别相当于牧业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的1/60和1/48。2007年中科院专家在阿拉善调研中了解到：50只骆驼和50亩（玉米）地的年收入一样，但种地用的水量是养驼的500倍。由此看来，在阿拉善地区，停止畜牧业经营就会导致水资源的极大浪费，不管是什么样的农耕，更会加剧阿拉善的缺水。据此可知，维护双峰骆驼在阿拉善的适度规模，不仅对生态维护无害，反而是一种高效利用水资源又能推动当地生态快速恢复的正确决策。

任何意义上的农业耕作都需要实施间苗。而阿拉善地区的春季适度放牧其功效与农业经营中的间苗并无二致。干旱地区水资源稀缺，土地贫瘠，每当遇到好的雨水时植被茂盛，这就会导致土壤中水资源被超强度利用，进而引发草原植物发育受阻，而对骆驼的适度放牧却可以极大地抑制草原牧草的疯长，起到了农业操作中间苗作用。在农业生产中，为了确保玉米丰产，绝对不允许种植得像小麦那样密，果树的株距也不能像玉米一样密，同样的道理，干旱地区水资源稀缺，至今又没有办法实施饮水灌溉，草原广阔得无法用人力施肥，在这样的情况下，植物生长必然需要极大的空间，加上降水量的时间变化巨大，如果不通过适度放牧去对疯长的牧草实施间苗，使之变得稀疏，以此降低对有限水资源的消耗，那么，牧草的疯长最终必然会因为大面积缺水而等不到结实就枯萎，其结果就会导致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只有从农业需要间苗这一视角切入，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适度放牧其实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态维护举措。

任何意义上的农业操作都需要破土播种，都需要控制病虫害的蔓延，阿拉善的适度放牧也具有同样的功效。骆驼在灌木中行走会在不经意中将鼠洞压塌，遏制鼠害的蔓延。对灌木和其他牧草的觅食，又会在无意中将害虫吞食掉，从而起到了控制虫害、鼠害蔓延的双重作用。据调查，灌木枝条上发现大量虫卯时，放入骆驼等大牲畜高强度采食一遍后，可有效控制大面积虫害发生，而囝封禁牧区虫害大面积蔓延却会年年发生。结果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引发了草原上农药的大面积污染。阿拉善禁牧后草原鼠害不断发生，特别是当地的梭梭林更有甚焉。不久前为了防范草原鼠害，曾经实行过人工饲养狐狸去对付泛滥的鼠害，但狐狸又会传染狂犬病，伤害牧民和家畜的健康，反而给畜牧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最终不得不动员牧民捕杀狐狸。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违背了骆驼与当地生态系统的依存关系，而人为制造出来的生态祸患。面对这种祸患只须在观念上多一点辩证法，让骆驼保持适度规模，时下面临的种种生态灾变，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

任何意义上的农业操作，都需要翻地播种，阿拉善的骆驼和其他家畜的放牧也可以发挥相同的功能，家畜的蹄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锄和犁的功能。当前为了饲养家畜，阿拉善的有关部门实施了飞机播种牧草。但结果并不理想，播下的比较适合当地生长的牧草种子，颗粒很小很轻，播下后一遇狂风，种子都会无一例外的被吹走，花了大量的投资和技术，播下的种子却不见发芽长出。有关部门只会一味的强调环境恶劣，生态恢复艰难。而当地的牧民却另有说法，蒙古旗牧民都知道干旱草原土壤疏松，适度放牧后，牲畜的蹄子会在无意中将适合当地生长的牧草种子通过踩踏而陷入沙土深处，不管是遇到多强的风，都会有很大比例的牧草种子，不会被风吹走，来年肯定可以长出丰茂的牧草来。由此看来，即令是动用现代化的技术，只要靠牲畜蹄子播种这一环节缺失，草原生态恢复依然达不到预期的成效。看来蒙古族在草原实施五畜合群放牧，只要规模适度，完全可以弥补现代技术的不足。

农业操作中的一项生态技术就是实施秸秆还田。与此相同的是草原的适度放牧也是在实施特殊的秸秆还田。骆驼在过夜和休闲时都会在不长草的地方卧倒，屁股都会很自然地对准灌木丛，排出的粪便直接堆在灌木丛根部及周边地区。从而起到了秸秆还田作用。同样，其他家畜在草原上一边采食一边排粪，也是在实施秸秆还田。更关键的还在于，由于阿拉善地区适合耕地，直接实施秸秆还田，由于微生物生长弱，根本不会直接降解，而牲畜排出的粪便却能快速降解，从而使得秸秆还田的功效更其明显。

干旱地区土地的退化主要标志为土壤的退化，土壤有机物含量的减少，致使土壤中的微生物生长非常微弱。如果没有放牧活动，没有了食草性动物的干预，后果是微生物很难分解牧草中的纤维素和木质素，有机物难以在短时间转化为营养物质，从而就会影响土壤中的氮循环，导致土壤退化。而退化的原因正好是缺乏适度放牧，使得当地的微生物无法正常生长。由此可见，阿拉善的荒漠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家畜在其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缺了这个环节，草原生态系统的生命过程就会受到阻碍。因而不加区别的围封禁牧，不仅起不到生态恢复的作用，反而是阻碍了生态恢复的正常运行。

生态农业往往都要采用轮作，而草原骆驼的放牧也是一种草原轮作。骆驼按照不同季节、植被、温度、风向、地形、超越承包草场界限和围栏阻挡，按照传统自然规律游牧。牧民利用望眼镜、摩托车、手机等现代交通、信息工具替代了传统长期人跟群游牧，这种现代化游牧方式有利于保护阿拉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研究表明：阿拉善传统游牧通过“敖特尔”季节性转场及通常放牧的方式，以便适用于草原生产力的时空变化节令，使不同类型的草场得到有规律的休养生息。20世纪80年代实施草畜双承包以后，牧民定居点的增加和固定放牧，致使传统游牧方式基本消失，使草场失去了休养生息的空间，加上内地外来人口的增加及由此引进的农耕文化观念，如打机井、农业开垦（内地农区人员往往把草原通称为“荒地”），结果都会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水资源的枯竭及草场的退化。事实上，由于阿拉善水资源的稀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又极不均衡，对不同地区的草场实施“轮作”才能更好的适应这种特殊的环境，而强制实施定居和禁牧必然会导致定居区和农耕区段失去了轮作的可能，而禁牧区的牲畜缺失，又会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和草场更新的受阻。有鉴于此，从农耕轮作的视角切入阿拉善的双峰骆绝对不能够缺位，其他畜种的放牧也应当兼顾到为草原轮作这一客观需要。阿拉善的生态恢复才能指日可待，对此，国外的研究也可资参考。

在西班牙，停止转场放牧方式使用50年之后，草原反而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该国研究者的工作表明：移动中的牲畜本身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通道，撒播牧草种子和改善草地土壤的营养状况上具有极其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996年，西班牙政府通过了一项国会法案，重新开放了12万公里的转场牧道，让当地的牧民得以重新转场放牧。结果发现很多有趣的证据都一致表明这一法令对于生物多性的保护，对当地的生态恢复具有明显的正面作用。西班牙的游牧环境比阿拉善要好得多，西班牙上策停止转场放牧都会引发草原退化，那么阿拉善将更其如此。压缩适度放牧特别是压缩双峰驼的种群规模，显然是一项失策，需要仿效西班牙政府做出及时地匡正。

蒙古族传统的“五畜”合群放牧，与农业耕作中的间作放牧具有相似的生态维护功效。刘书润等人2013年在阿拉善研究发现骆驼等大畜和小畜比例适当，适度放牧不仅能提高草原载畜量，而且还能促进草场植被的茂盛度，使草场的健康状况良好。在生产实践中，往往是几个畜种的共同搭配，才能达到对草地的充分利用，也能做到最佳风险防范和生态维护；不同牲畜有相互依赖的关系。比如马总是觅食草原上营养最好的牧草，而且不反刍，因此马粪最有营养，在饲料枯竭的季节，小畜如山羊和绵阳可以靠马粪越冬，应当看到这也是对饲草资源高效利用的一个途径。分折阿拉善左旗畜牧业历史数据发现：承包推行20年前大小畜平均比例约1：4，冬春季节需要填补的越冬饲料畜数量很少；1957年调查的47户牧户，冬季所需补给的草料占各户总支出的10.92%，说明大小畜比例结构合理，草原的利用合理；承包推行的20年后，大小畜平均比例达到约1：9，草原采食量比承包前平均下降了27万个绵羊单位，但冬春季节必须追加的越冬饲料却反而剧增。2011年调查的54户牧户，各户追加饲料的占到了生产总支出的54.06%。这表明需要补充饲料的牲畜大大增加了。20世纪80年代的越冬饲料补充基本上是局限于乏弱牲畜，而以后的发展趋势则走上了从仅针对乏弱牲畜过度到对全部牲畜实施添加饲料。与此同时，追加越冬饲料的时间长度也从80年代开始不断地延长，80年代前仅是在春季增补饲料，其后的发展趋势却表现为对整个冬春夏都要增补饲料，这充分说明畜群比例的改变不仅资源利用不充分，而且还造成了载畜量的降低，生产成本的剧增，不仅生态受损，牧民的生活水平也受到了损失。

新近的研究表明，包括骆驼在内的“五畜”放牧，其生产效益普遍高于所谓的高于集约化畜牧业。对阿拉善圈舍饲养羊与草原放牧养羊的经济效益核算，连续5年跟踪调查后表明，草原放牧畜牧业的经济效益远高于舍饲养羊业。关键处在越冬饲草的追加上，此外舍饲等装备的投入，也抬高了生产成本，更值得注意的是牲畜的健康情况还会因为舍饲而蒙受多重风险，然而这并不是孤证，因为在国外也有相似的研究成果。

从国外研究来看，放牧畜牧业的经济效益是舍饲畜牧业经济效益的数倍。如非洲传统放牧系统每公顷草地的经济回报比集约化牧场饲养高2倍，而每只牲畜的回报比牧场饲养高3倍。对比埃塞俄比亚传统放牧畜牧业和澳大利亚工业化牧场系统，其结果也表明无论是能量利用，还是蛋白质利用方面，传统放牧系统都比工业化放牧系统的回报率高，非洲的津巴布韦经济回报为1：10。放牧地区每公顷的生产（现金、能源、蛋白质）比集约化牧场高出至少3倍，如果用生产率指标分析来看则更低。非洲的马里移动放牧系统的年均单位面积平均产出至少是定居的澳大利亚、美国牧场的的2倍。

对阿拉善的游牧生计而言，光核算经济成本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的传统产业，还兼具生态维护的功效。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了全球的热门话题，但气候变暖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行为的产物。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矿物以生成能量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多种温室气体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既要重视森林，也要重视草原。草原植物对其固碳能力决不容小视，碳成本相对低廉，固碳形式比较稳定，且能有效地发挥碳汇作用，如：适度发展草原畜牧业可加快碳的利用和循环。所以，草原是地球的温度调节器，草原不仅是生态型碳库，更是经济型、社会型碳库，应对气候变化，草原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同样大面积长时间禁牧，如同农业的大面积长时间抛荒，都会阻碍碳的循环利用。

三、草原畜牧业未来只能是生态畜牧业

生态畜牧业的确立需要合理调整牧区畜牧业产业结构。时下草原生态系统的主要问题是草原生态系统既得不到合理的均衡使用，生态维护的措施也因为产权的分割而难以到位，因而只要抓住生态补偿机制，把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内的禁牧补贴，财政支付转移为现代化游牧补贴。根据草原生态容量，按照水、草、畜、人的协调关系，将草场和牲畜向放牧能手集中的原则，调整牧区人口；按照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办法，鼓励草原资源有序流转，发展现代生态畜牧业（游牧），才能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为了骆驼等地方优良畜种与草原生态保护共赢为目的，地方优良畜种允许在公益林等禁牧区内模拟野生动物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内游牧。使公益林的利用与维护融为一体，实现辩证统一，不仅使公益林的维护更其有效，而且生态游牧也能获得极大地发展空间。

生态畜牧业是尊重自然，鼓励放牧，同时生态畜牧业也不允许游牧操作对自然环境构成负面影响。这与现行的生态保护政策是一致的，生态畜牧业是对传统畜牧业的传承与创新。生态畜牧业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市场价格一种社会性适应，因为生态畜牧业的产品其市场价格可以提升50%-100%。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市场杠杆去推动阿拉善生态畜牧业的成长，同时又收到保护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实效。

总之，以游牧办法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以有机特色畜牧业发展来提高草原畜牧业经济效益，利用现代科技来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利用适合牧区的政策来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草原畜牧业风险，这一切的总和才是生态畜牧业的真正价值，只有实施这样的生态畜牧业，草原生态系统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利用，生态建设的目标也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