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佳

一、叙述视角的双重化

叙述学科，主要研究谁在说、怎么说的问题。当作者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只能叙述出自己身在其中有限的所见所闻便是限知视角；而作者自己隐藏于人物、事件背后，对事件走向了如指掌的，就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即“他说话”。“他说话”一直是传统小说中的正统模式，《在其香居茶馆里》主要采用的就是“他”“方治国”“幺吵吵”等第三人称叙述。这样一来，作为叙述者的“我”,便隐退到幕后，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读者眼前展现的一切，都是“我”教给你的。“我”洞悉一切，犹如此时其香居茶馆里的一个旁观者，冷眼旁观这场讽刺闹剧的起承转合。这种抽离开来的叙述方式的最大特点即在于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叙述者不出场，这突出了文本中故事、人物、环境的主体性，文本实际成为一个自居的被镇闭的结构，我的直接干预少，文本便是一个小社会，反而显得比第一人称小说自然、真实。”[1]

小说文本虽主要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但其中也穿插了一定的限知视角的叙述，使小说冷峻讽刺的情感热烈化。所谓限知视角，以有限的视角，展现给读者一定的画面，正如相机的取景框一样，超出边界的，就是“我”所不知的。

本文所讲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小说文本在叙述视角上的张力，即是指两种看似不相容、甚至是相矛盾和排斥的不同叙述视角，在小说中共同存在，共同为小说主题服务。“我们可以对文学张力大致作这样一个界定：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冲击、比较、衬映，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2]两种叙述视角共同存在于同一整体中，并没能消除双方对立的关系，也不造成突兀感，而是相互映衬，相互抗衡，以一种和而不同的状态，使读者的思维跟随“我”，在冷峻的讽刺和热烈的情感中来回冲击，在一冷一热的张力之间，感受文本的强烈讽刺意蕴。读者跟随“我”的视角，对社会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热切的憎恶的时候，却又不得不跟随“我”的冷静、客观的叙述，压抑情感的涌动，在这一起一伏的矛盾中，情感不断加深、强烈，并在小说收尾的一刹那，强烈迸发出来，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二、情节结构的戏剧化

首先是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模式最早用于对鲁迅小说中为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塑造的“看客”形象的小说系列分析的术语。就小说《在其香居的茶馆里》而言，明显塑造了多重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恰如戏剧中演员与观众的二元对立关系。第一重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是方治国和邢幺吵吵之间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两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贯穿整个小说，方治国的视线和心思总是聚焦在邢幺吵吵的身上，而同时邢幺吵吵对方治国的观察、揣测也是贯穿全文，两人之间相互的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就此形成。而第二层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是指围绕方治国和邢幺吵吵为中心出现的一小撮“帮手”，他们最直观、最热心地看着方治国和幺吵吵的之间的斗争，形成了小说第二重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第三重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在于茶馆中外层的人员，也就是其他茶客们，茶馆中的风波本与他们无关，但他们很幸运地遇到有好戏可看，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看着茶馆里的中心人物们的精彩表演。而本是“被看”的幺吵吵等人，也是热切地关注着周围，“他忽然直觉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这就等于说她已经没面子了”。[3]最重要的是第四层看与被看的关系，就是叙述者带领着读者的眼光，看着小说时空中，茶馆里，各色人物的丑恶嘴脸，和背后阴谋交易的暗自进行。就在这一层层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中，“重要人物”的卑琐与虚伪、不安，“普通人”的愚昧、麻木和看客性格，以及潜伏的地方势力和政府掌权派的阴谋交易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兵役制度的腐败，都成为沙汀笔下尖锐讽刺的对象。

其次是紧凑强烈的戏剧冲突。本篇小说如同戏剧一样，一开始就面临的是似乎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新上任县长宣布要整顿兵役后，方治国的告密使从来不用去服役的邢幺吵吵的儿子被抓去服兵役了，而此时在其香居的茶馆里，方治国眼看着一路吵吵嚷嚷得幺吵吵过来，一场大战显然是避免不了，小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呈不可调和之势。小说的叙述者就如同幕后的导演一样，随着故事情节冲突的发展，不断安排人上场和下场。在劝和与调解都眼看无法实现的时候，幺吵吵终于忍不住跟方治国扭打在一起了。此时也到了小说的高潮部分，正如戏剧一样，这意味着小说结尾的到来，于是情节急转直下，由蒋米贩子，告知邢幺吵吵的儿子昨天就已经被放出来了，意味着地方实力派和政府掌权派已经达成了阴谋交易，意味着新上任的县长宣布的要整顿兵役又是一场“场面话”，意味着之前方治国和邢幺吵吵的丑态都是没有意义的，前面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在骤然之间不成为矛盾了。这样紧凑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安排，为小说的讽刺意味增色不少。

三、小说语言的陌生化

所谓“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将人类的思维定势和语言的的形式联系起来研究，提出的极具创见的观点。该观点是基于语言形式对思维方式的制约与更新作用，是指要打破已有的僵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产生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4]

首先是能指与所指的矛盾。同其他讽刺小说一样，《在其香居的茶馆里》的小说文本充斥着语言符号表层意义与深层情感的矛盾。语言符号本身实际传达出来的东西叫做“能指”，也即是语言的表层意义，而人们试图通过这些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东西叫做“所指”，也即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情感。[5]对于作者想要批判的人物或事件，小说笔调在表面上对其表示出似乎存在的赞同态度，以求得表面上的和谐，让人物、情节顺着一个荒谬的方向一直发展前进，直至读者自己忍不住意识到这是怎么的荒谬。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是经常凭借了这点武器来掩护自己的。而且经常弄得顽强的敌手哭笑不是。他们叫他做软硬人。”[6]作者似乎是赞扬了联保主任方治国面对敌人时的冷静态度和灵活有效的应对方式，再强大的敌手在他面前也只能是哭笑不得。然而结合全文则不难发现，联保主任方治国是沙汀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沙汀对其虚伪、狡诈、卑琐欺软怕硬的性格特征的讽刺是不遗余力的，对其憎恶之情也是显而易见。至此，语言符号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情感的矛盾便形成了，语言符号在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便被割裂、解构了，读者的思维在作者的引导下，由表层意义深入到深层情感的过程，就是沙汀小说讽刺意味的完成、完善。在能指与所指的矛盾，表层意义与深层情感的矛盾之中，小说的讽刺意味进一步加深了。

此外，小说语言还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沙汀是“最能刻写旧中国农村黑暗生活的有着农民气质的作家”。[7]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沙汀语言浓郁的地域特征、吸收融合了多种语言资源，形成了其含而不露、质拙古朴、冷峻深沉的讽刺语言艺术。小说对地域方言使用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如“老子”（我）、火炮性子（性格火爆）、呻唤（小声说）等，各种地域方言的词汇充斥着整个小说文本。沙汀在小说中对地域方言的使用，不仅能为小说注入新的活力，更加贴近农民和现实生活，更加彰显自己的写作风格，还能安排人物语言为人物形象服务，更加生动地塑造出鲜明各异的人物性格，更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讽刺意味。

[1]刘恪.现代小说技巧讲堂[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35.

[2](美)T•S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李赋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3]沙汀.中国文库沙汀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6.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5.

[5]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74.

[6]朱栋霖,张福贵.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59.

[7]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8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