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艳 刘晓菲

许多优秀的电影都改编自小说，《天上的恋人》也是如此。根据广西作家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一举拿下了东京第十五届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导演蒋钦民选中《没有语言的生活》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更重要的是，小说中描述的正是他追求的。这部电影的爱情故事和小说同样凄婉，但蒋氏风格毋庸置疑——绝美中不失凄艳、优雅中带有克制。尽管电影与小说一脉相承，但二者各有独特之处，这就增加了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化难度。

如何将电影与小说融合在一起，通过电影的方式展现小说表达的主题而又不破坏电影的完整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作者和电影创作者有着不同的主体意识。东西是典型的新生代作家，饥饿和贫困是童年留给他的深刻记忆，所以他作品中有浓重的苦难意识，带有黑色幽默色彩。蒋钦民早年生活在日本，并在日本电影学院攻读电影导演专业，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很大。他善于运用日本文学和影视的唯美因素，营造空灵、美轮美奂的场景。正是由于导演与作者不同的生活经历，使得两人创作出来的作品大相径庭。一部有着美丽爱情故事的电影，却出自一部揭露残酷人性的小说，导演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电影的改编

（一）人物处理

电影改编的过程不是一个照搬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编剧对人物内心的一种研究。曾经有这样一种观点，说电影应该抛弃“分析”人物心理这一“文学”观念，对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小说与电影虽然媒介不同，但电影有其独特的心理表现方式。小说中，朱玲是村子里最美丽的姑娘，家宽爱上了她，他让张复宝替自己给朱玲写信来表达感情，但张复宝却在信的最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朱玲爱上了有妇之夫张复宝并怀上了孩子，最后自杀。但在影片《天上的恋人》中，张复宝却从教师改为了接种站站长，他抛弃朱玲的直接原因是他那位势利眼的姐姐。这些看似微妙的改动，其实就使得张复宝最后对朱玲的抛弃更容易被接受。前面我们提到，导演蒋钦民受唯美主义的影响较大，所以，为了达到“唯美”的效果，男女双方都应该是执着爱着对方的，而最后的分别则是因为家人的干预。就像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都因为受到各种阻挠最后为爱殉情，但对于爱情的美好憧憬却千古流传。另外，王家宽周围的小伙伴在小说中多数都充满恶意，但到了影片中，都变成了善良的好人，这也与导演追求真善美的生活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主人公的故事很唯美地发生在一个很唯美的环境中，这才能让导演所要表达的人性更加美好。

（二）情节处理

小说中有描写爱情故事的情节，但这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原著更加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一家三口为了生存而艰难的生活，一方面是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还有村民的嘲笑与侮辱，这些都让他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小说从头到尾沉重压抑。电影则自始至终美好幸福。朱玲、王家宽、蔡玉珍的三角恋是整部电影的表达重心。小说中很多消极的情节在影片中都被删掉了，如王家的东西被偷，王家宽剃光头的原因等等。电影只保留了爱，并且让这份爱栩栩如生，熠熠生辉。其实，这与电影的特质有关。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受众广泛，它的作用并不像小说要有深度有广度，只要能娱乐大众就可以，大部分人看电影其实只是为了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憾，造一个短暂的梦罢了。这种情节改编，既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又契合了导演的风格，虽有媚俗嫌疑，但却收获了不俗的票房。

（三）主题处理

小说作者和电影导演不同的创作风格，注定了追求目标的不同。在小说作者的眼中，一个瞎子、哑巴、聋子组成的家庭注定了他们不能像旁人一样正常地生活。哑巴媳妇遭到强奸，尽管三个人一个比划，一个把看到的告诉父亲，另一个用语言表达出来，但他们还是发现他们无法确定真正的凶手是谁。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来展现人性的冷漠，通过王家被村里人的讥笑、轻贱来表现东西对现实的批判和思考。和小说相比，电影就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导演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迎合大众和评审的口味，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电影虽然讲述的也是三个残疾人之间的故事，但宣扬了真善美。由原著的人性恶到电影的人性善，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呈现出了不同的主题。

杰·瓦格纳在《改变的三种方式》中，论及美国电影改编的三种流行方式：第一种是“移植式”，即“直接在银幕上再现一部小说，其中极少明显的改动”。[1]第二种是“注释式”，“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变动”[2]，甚至转移作品重点。第三种是“近似式”，“与原著有相当大的距离，以便构成另一部艺术作品”。[3]不难看出，《天上的恋人》的改编方式是“注释式”。

二、改编的启示

《天上的恋人》的改编，迎合了观众的口味，展示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恋爱故事，同时它又将导演的凄美、悲凉元素融合在一起，从另一个维度对小说进行了延伸和填充。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各有各的特点，并且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共同完成了读者和观众对艺术的期待。但是，影视改编有它要遵循的规律，不能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改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电影与小说传播方式的不同、接受对象的不同、表达技巧的不同等等，如此才能让原作最大限度的出彩，也能成就电影本身，从而在读者观众那儿实现原著与影视的互文。

（一）创造性原则

电影改编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毫无疑问，应该把创造性放在第一位。电影《天上的恋人》想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的爱情，影片中很多地方暗示观众，这是一种理想的爱情生活。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山村中，朱玲俨然一个都市时髦女郎；玉珍虽然是外出寻亲的哑巴女孩，但她无忧无虑。导演拍摄的背景更是诗情画意，远离都市，如梦似幻，这既不是小说里描写出来的场景，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在这样虚构的环境下，导演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安排自己脑海中各种唯美的爱情画面。

（二）相似性原则

小说中，王家宽、朱玲、蔡玉珍三者之间的爱情故事震撼人心，王家宽爱得费尽心思，蔡玉珍爱得不动声色。电影里对三人爱情的描写更是荡气回肠，尤其是蔡玉珍可以帮着自己喜欢的人追求别人，更是道出了爱情的无私和伟大。小说和电影都有对爱情的躁动不安，对爱情追求的狂热。因此，导演蒋钦民才如此喜爱这部小说并把它改编成了电影。艺术上的“知音”关系，是改编取得成功的最为坚实的基础。一个原始气息浓厚的村庄，几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再加上他们特殊的生理状况：尽管他们残疾却依然勇敢追寻自己的爱情，这与导演喜爱的唯美纯真一拍即合。

（三）“互惠互利”原则

东西的小说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电影属于通俗文化，所以我们就要利用通俗文化广泛的受众，来扩大精英文化的影响，弥补小说只能在小范围起作用的弊端。《没有语言的生活》尽管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但却只能让知识分子在文坛上热议一阵子，并不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地反响。电影就不一样。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电影一旦上映，就是全国性乃至全世界性的，所以容易引发广泛的社会舆论，从而引起更多人的重视，这样就为小说中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平台。如此，小说与电影实现双赢。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既做到了借鉴小说优秀的蓝本，又取长补短，将小说中无法体现的美丽用画面展现出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以一并推上前台，引发人们的思考。

结语

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话题是沉重的，他用这种特殊人群“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的状态来展现当今老百姓的生活现状，揭露了社会上一些并不为大多数人常见的现象。而电影的深度本身可以超越小说，只是电影工作者通常要向电影的受众看齐，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性。但小说和电影各有自己的优势，不同媒介的展示让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各个层次来理解作品，从而使作品的意义更加立体化。

[1][2][3]杰•瓦格纳.改编的三种方式[J].陈梅,译.世界电影,1982（1)：35,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