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犀禾

这一期的“电影史研究”专栏中有五篇文章，其中两篇是关于早期中国电影史的人物研究。我和曾甜甜关于马徐维邦的研究探讨了其后期在香港的创作。马徐维邦早期在上海以《夜半歌声》一举成名，但是后来发展则往往不为史家所关注。事实上，马徐维邦是中国电影中承续上海早期电影传统、贯穿华语电影格局的一个重要人物。文章通过影像和文献的细读，指出马徐维邦在香港时期的国语片创作，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影像风格都把上海时期的创作经验在新环境下加以延续并开拓，是上海电影多元传统之一脉在香港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代表，也是香港电影后来走向辉煌的重要先驱者。

卜万苍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黄望莉和冷平的《“孤岛”沦陷时期的卜万苍电影研究》试图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发现卜万苍的价值和贡献，并详细梳理了其作品和生涯。由于中国抗战时期电影史历来强调“正面战场”（重庆和延安的创作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卜氏在敌后的创作一直在电影史研究中饱受争议，其当年广受欢迎的《木兰从军》和《流芳百世》概莫能外。透过黄望莉和冷平的文章，我们看到许多早期上海电影人努力开拓中国文化、回应新的时代语境，并夹在复杂的政治变化中艰难生存，为中国电影工业和文化作出贡献的身影。

魏建亮的文章《1980年代日本译制片影响产生的三种机制》则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三部日本译制片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影片和受众环境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不但可以看作是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中日电影交流的研究，也可以看作是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文化产品的跨文化流动及其成功的原因进行的探讨，对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不无启发。

林吉安的《当代视阈下的历史叙事》从木兰题材的改编入手，追溯了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对花木兰这一中国原型文化题材的不同处理，以及它们如何回应了各自所的处时代背景。其中论及卜万苍的部分和黄望莉和冷平的文章有所呼应。作者对卜万苍贡献的积极评价使我们看到，新一代的研究者已经摆脱了琐碎的历史纠缠，而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对电影史的人物和作品作出评价。同时林吉安的文章也所使我们对题材的自主性有更多的认识，而不仅仅从影片创作的外部环境（政治背景）来判定作品。

许海燕的文章《观众培养与本体重思——“复兴国片”启示下的中国电影突围之路》面对当前国产影片的创作趋势和所面临的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新格局（对WTO承诺全面放开电影市场），试图从中国电影史的发展经验中寻找答案。作者研究和分析了30年代上海联华公司“复兴国片”运动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并认为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和市场运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是一篇历史研究和现实思考相结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