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

“文学：我们的主张”主题讨论会上，范小青老师问，来参加笔会的，是否都在《钟山》杂志发表过作品？贾梦玮老师说，百分之九十九吧。范老师问，那百分之一是谁？我说是我。其实我想说，我是代表那些没在《钟山》发表过作品的广大写作者来参会的。是一家家杂志、一位位编辑，伴随我一直写作到今天。我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我写作从来只是遵从内心，不是为发表写，也不是为读者写——因为读者实在太少，我也不知道这读者在哪儿。但真的如此吗？若完全不发表，完全没读者，我还能一直写下去吗？写作是孤独的事业，但人都是脆弱的，绝对的孤独，是太难承受了。

所以，我们需要让写作变得热闹一些，比如，一堆写东西的人不时要聚一块儿聊聊，算是抱团取暖吧。我常听到人们——尤其年轻人谈论文学。说实在的，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了。因为差不多都是那么些话，都说的西方文学、哲学、历史。并不是说这些不好，但就只能说这些吗？它们让文学成为比较谁聪明和渊博的游戏。

我们这代人接触的书和信息很多，聪明和渊博，在某些时候，反倒不是最重要的。

我读同辈人的作品虽不算很多，但也不少，多数重要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今年，好多本重要刊物集中刊发“80后”的作品，我都找来看了。“出道”十多年了，“80后”仍旧被这些刊物当做“新人”对待，真是个奇迹。“80后”写作者一直被当做早熟的一代，多少人头顶“少年天才”的光环啊？！其实是特别晚熟的一代。或者说，我们被媒体和大众的“早熟”论骗了，反倒晚熟得厉害。以致“80后”写了这么多年，仍被当做“新人”，得到各种刊物的“优待”，作品即便不是很好，仍然可以因为“新人”的标签被发表。

为什么“80后”会这样？有两个原因或许比较重要：一是这代人有不少独生子女 （说“8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也是个带有迷惑性的提法。我曾经看到一个数据，“80后”中的独生子女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容易自认为“独一无二”；二是这代人完全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较好，能够比较早地开始写作，但很快就被商业利用了，进而让一些“80后”沉浸在“天才”的迷梦之中。“天才”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特别牛的作品么？

同样作为“80后”，让我说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80后”作品，一时还真说不出来——或许是我没读到？我把这几本刊物翻出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一篇一篇读下去。可如今，要问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我仍旧很难说出来。

我接着读了几篇关于“80后”的文章：李敬泽老师的《一种毁坏的文化逻辑》，王干老师的《80后作家的分化与渐熟》（《光明日报》2014年9月22日），徐妍老师的《文学生产机制视角下解读青年写作现象的新格局》（《上海文学》2014年第11期），以及同辈人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今天》2013 年秋季号），黄平、金理的对谈 《什么是80后文学？》（《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岳雯的《80后创作新观察：80后作家，文艺的一代》（《光明日报》2014年11月3日）。这几篇文章，在分析“80后”这一十多年来的重要文学现象时，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和我此前对几家刊物上“80后”作品的阅读印象也比较接近。

首先，假现实。几年前，不少人提倡“底层文学”。很多人赞同，也有很多人反对。我也不喜欢这提法。首先是怎么界定“底层”，其次是对所谓“底层”的书写，变得非常模式化，写来写去，村支书都是欺男霸女的，打工者都是极其悲惨的。“80后文学”多的不是“底层”叙事，而是 “校园叙事”、“青春叙事”、“文艺青年叙事”。随着“80后”纷纷告别校园，“校园叙事”算是偃旗息鼓了，后面两种叙事，尤其最后一种叙事却越来越大行其道。这些叙事和“底层”叙事其实有同样的毛病，读多了，也一样地觉出模式化。什么逃避城市到乡下隐居啊，什么妓女都是善良无辜的啊，哦，还有一路开着车到哪儿哪儿去朝圣啊……读多了这样的小说，再离开屋子到这世界上走走，会觉得这世界无比陌生。

岳雯说：“如果说50后试图介入社会政治，60后则回到了人性的领域；如果说70后的写作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楼阁之上，那么到了80后，他们将日常生活又推进了一下，也就是说，他们更在意的是被个人体验过了的现实，是精神现实。于是，现实呈现出更为精巧、幽微，也更为狭窄的图景。”“我将80后的创作特质归结为两个字：文艺。”在我看来，这是对“80后”的极大批评，绝非赞美。

其次，伪先锋。如果说活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们是向西方学习，我们现在不少所谓“先锋”小说，要么是继续向那些已经被学习过无数次的西方小说家学习，要么是向八十年代那些先锋作家学习。也就是说，要么继续做西方小说家的学生，要么做西方小说家的学生的学生。那些早就“先锋”过的东西，拿到现在来炒冷饭，还能算作“先锋”么？怕只能是“后锋”了吧？

近百年来，我们在文学上一直向西方学习，包括很多大作家。如今，年轻一代写作者仍旧如此。甚至于，我们不再向西方的大师级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克纳等学习，而是向那些三四流作家学习。很少有年轻写作者谈论四大名著、《聊斋志异》和《海上花列传》等作品。我们的作品里，也很少看到这些作品的影子。这些作品真就过时了？这些从我们的土地上自然生发出来的作品，是否仍然存有再度先锋的可能呢？我们能否真正创造出适合于今日文学的最恰当形式？

在我看来，“先锋”文学就是为文学提供新的、最恰切的形式和内容的文学。但“80后”文学里，并没出现这样的作品。黄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文学发展构成发展的 ‘80后’作家还未出现”，实在是一针见血。

最后，真撒娇。这是让我最为失望的一点。有些“80后”写作者，缺乏直面自我的勇气，或者说，有勇气，但演技实在太好。这几年，“体制”成了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词汇。很多写作者在网络上批评“体制”，比如莫言获奖，就有人批评他是“体制内”作家。但那些批评的人呢？不少就是所谓“体制内”的人。事实上，没人能够脱离“体制”。“80后”写作者也有不少人做出反抗的姿态，在网络上表演，在作品中表演，仿佛这世界都在迫害他。然而呢？现实中“体制”带来的好处他们全没落下，他们不过是在跟他们“反抗”的对象“撒娇”。杨庆祥说：“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像’之中。在对物质的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在对国家机器的不痛不痒的调情中，我们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自我历史的叙述来完成自觉的、真实的抵抗（抵抗个体的失败同时也抵抗社会的失败）？”这无疑是痛苦的，但只有看得见我们自身的黑暗，才有可能去寻找光明啊。

若我们连那个趋利避害的自我都不敢面对，谈何反抗？

若我们连真诚都做不到，谈何写作？

这三个印象，其实不光针对我看到的某些同代人的作品，也针对我自己。

回首自己近十年的写作，我越来越感觉到，实在没有哪一篇是值得一提的。到现在为止，我写出的所有作品都注定速朽。它们不是我期待的文学。通过它们，看不到这个巨变时代的疼痛和温暖，也看不到身处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我”。

是的，我想写出一个虽然卑微，但又巨大的“我”。

有人认为“80后”写作者特别自我，没能写出“广阔的世界”，就连小说的叙述者往往都是“我”。我不赞同这观点。文学本来就是自我的，作家的世界，都是作家看到的世界。没有“我”，哪里还有世界？这并非远离世界，相反，是更贴近世界。我们应该对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有更深的认知。我可以去写农民工，写妓女，写战士，问题是，我为什么写他们？他们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只有把这关系弄清楚了，才有资格去书写他者。这也正是为什么我那么一再提起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这些人认为要写“广阔的世界”，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世界太精彩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都在发生。为什么还需要小说家虚构？问题是，写作的好坏，并不是以情节是否奇特为衡量标准的啊。再者，虚构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奇怪”。虚构是小说家的根本，是小说家对世界的态度。为什么在小说里让一个人死，让另一个人活？对小说家来说，这是天大的问题。这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全部绝望和希望。

今年我三十岁了，不再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了，应该好好看看自己，看看世界了。

“80后”是这大变革时代催生的怪胎，也是这大变革时代的最佳观察者。当我们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自己，看清楚我们的虚假、虚弱、虚伪、虚荣，以及这之后的挣扎、无奈、妥协和奋起，当我们能够直面这一切，并把这一切行诸文字，或许我们才能写出“时代中的80后”和“80后中的时代”。我相信，那样的作品将是最接近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