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频

关于文学的主张必定千差万别，因为写作个体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必定每个个体都有着自己最深的渴望和最隐秘的写作通道。说起写作，我非常赞赏大江健三郎说过的一段关于写作的话，“我在极不确定的感觉中对抗着那些疯狂而恐怖的东西，摸索着扎下自己的根。如果我不写小说，大概我也会不得不留下年复一年越来越忧郁的遗书吧。然而，与其说我在小说的世界中把自己的想象力用于确立与某种近似于恐怖，黑暗而可怕的东西相抗衡的，光明而正义的东西毋宁说我一直试图把那些近于疯狂的东西更明确地呼唤到自己的意识中，并把黑暗、混沌、悲惨的东西引到明处来。这种意识不知能否根除其毒性，我只能继续写下去，否则我会立刻毁灭的。”这其实是一种关于生的写作态度。我也愿意把自己的写作看做是关于生的写作。

一旦把写作的功能定位于此，它其实就与宗教与哲学有了暗合之处，就像宗教向人类提供了最大的慰藉与满足，通过丧失自我，人便能够与上帝和自然合而为一。事实上任何一种对精神的献身与自我沉湎都能获得这种满足。而写作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作为人类，其实我们一直处于与这个世界的对立状态，关于这种对峙中产生的创伤的治愈便是关于生的写作。所以，写作的核应该是关于人类的苦难和疾病的，应该是探求人类心灵史的，是应该朝着精神的深度和纬度走去的。我以为这种探索是小说最本质上的意义，探索得越深才越能获得一种存在的自由。

有时候我觉得作家的职业与敦煌千佛洞里的画工很相似，与其说他们在那洞里画出了一幅幅不朽的壁画，不如说他们为人类画出了一盏盏心灯，因为，当时的洞里有多黑啊。为人类画出的心灯其实就是作家用文字争取来的人存在的更高尊严和意义。所以我一直觉得文学是最具有宗教气质的艺术形式。宗教消退之后，文学便吸收了宗教所产生的大量情感和情绪，再把它们传达给人类。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所以文学必定会带有补偿与救赎的性质，它生来就是要与黑暗和绝望抗争的，是用来消解苦难的，对于人们来说，这种生才是文学中的生。

时代嬗变至今，写作方式层出不穷几近于琳琅满目，年轻作者更甚，以揣摩读者心理精准而卖相好的畅销书也算一种对世界的征服，粉丝云集总会让一个作者获得一种存在感。但是写作毕竟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它通往一个怎样的方向仍然应该由一个作者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渴望与疼痛来决定，那就是，还是应该去写那些最想表达最想碰触的东西。也许这种选择必然导致清贫与寂寞，会导致一个写作者灵魂里永无休止的剧烈冲突，但也会让一个写作者面对这个世界永远怀有敬畏和骄傲之心。而所有真正的艺术都是由这两种感情来完成的。这就是生的方向，就是怎样才能让人们更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