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蓉芳

四联总处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的总称。1937年9月成立，1939年后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亦归四联总处管理，至此，四联总处管理的机构有四行二局一库，亦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政府战时最高金融机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项特殊业务，管理督导并考核国家行局的业务。1948年10月，四联总处宣告解散。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对广西工矿业的贷款（以下简称工贷）对象以公营企业为主，区域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审核“严格”及带有战时性。工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工矿业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民营企业的衰落及工矿业发展的不平衡，总体上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在广西开展业务的历史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和蒋桂战争结束的背景下，四联总处开始了对广西的业务，1939年2月，先在桂林设立分处，之后又在梧州、柳州、南宁、玉林设立支处。

本文所谓“四联总处对广西的工贷”指经四联总处审核，通过国家各行局直接或间接贷款给广西工矿业的资金；“广西工矿业”是指广西本省范围内的所有工矿业。

工矿业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援几乎断绝，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工矿业的发展加以重视，自行生产所需之工矿业产品。从1942年开始，工矿业成为各行局放款的重点，工贷在国家行局联合贴放贷款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937至1939年的4.72%猛升至1940年的21.34%。到1943年，工矿业贷款第一次超过其他各类生产性贷款，而居各类贷款之首，占贷款总额的59.81%。

四联总处的“实际工贷总额”自1942年开始逐年上涨，1945年因战争的结束而下滑。由此，可以把四联总处的工贷划分为3个阶段：即第一阶段 （1937—1941）；第二阶段（1942—1944）；第三阶段（1945）。四联总处对广西的工贷是否亦呈如此之趋向呢？

我曾对《四联总处会议录》中有关四联总处核准广西工矿业的各项贷款进行统计，四联总处对广西工贷亦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与全国工贷不同的是，广西的工贷是以1942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为何会出现异于全国之特征，可以从四联总处工贷的政策及国际国内战局的变化对此进行分析。

《四联总处会议录》中记录的核准广西的第一笔工贷是在1940年10月31日对广西面粉厂的押借。但早在1938年，四联总处对包括广西糖厂、广西油厂、广西酒精厂在内的西南各省厂矿提供了234万元的低息贷款，并代向银行洽借376万元，总计放款达610万元。而且，国家各行局开始在广西设立分支处是在1938年。所以，把四联总处开始在广西实施工贷的时间推前至1938年较为恰当。

《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关于广西的第一笔工贷出现在1940年，说明此前四联总处对广西实施的工贷是比较少的。从国民政府当局的政策分析，根据1938年初国民政府拟定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其确定新的工业基地“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并未把广西列入其内，可见当时广西虽属于西南大后方省份之一，但其工矿业的发展并未的得到当局者重视。四联总处工贷在1939年前主要用于资助各厂矿迁移，并非主要用于大后方工矿业的发展。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广西爆发了桂南会战，广西缺乏较为安定的环境，四联总处当然不会对广西工矿业提供较多的贷款。

四联总处在1941年和1942年两年内对广西工矿业的贷款迅速上涨，1942年为战时工贷额的最高点。广西工贷在这两年内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究其原因：第一，桂南会战的结束后，广西局势较为稳定；第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5月，中缅国际运输线中断，对外交通断绝，中国抗战进入艰苦时期，物资短缺，诸多工业品需本国制造，工矿业生产成为重点；第三，四联总处加强了对工贷的管制。如1941年12月四联总处制定的《政府对日宣战后处理金融办法》和1942年1月制定的《四联总处合办投资贴放方针》均强调要“严格审核投资放款”。

1942年7月23日，四联总处召开第135理事会议，通过了《四行放款投资业务划分实施办法》，规定“凡内地及进出口贸易事业、进出口有关之工矿事业贷款与投资，由中国银行承做；凡交通运输公用及一般工矿事业贷款与投资，由交通银行承做。”这样，实现了工贷的专业化。

就全国而言，在1943到1944年两年中，四联总处对工矿业的贷款是在上升的，而广西的工贷却在1942年达到至高点后，从1943年后便持续下滑。重庆、四川、湖南、云南所得工贷额在两年内都名列在前，其排名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与国民政府拟定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中确定的工业基地有关。此外，西北各省份的贷款额均在上涨。其次，在西北地区，获得贷款的省份在增加，1943年，西北地区的贷款省份有陕西、甘肃，到1944年增加了新疆、青海两省。可见国民政府当局在此时较为重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后，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的中断以及西北金融网的逐渐完善有关。广西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虽较之于1943年工贷余额是在上涨，但因通货膨胀其实际总额却在下降。1945年是抗战的最后阶段，随着四联总处工贷额的下降，广西的工贷额亦由此下滑。

在广西工贷的特点

四联总处对广西的工贷主要集中在1941年至1944年，在此期间，其工贷特点如何？

第一，工贷对象以公营工矿业为主。四联总处的贷款，大多是与国防、军需关系密切且资本实力较强的工矿业，而这类工矿业中实力较强的均为公营企业。公营企业“往往根据一个请求，就可以先向经办的银行透资，他们自信所有的工贷，一定可以获准，经办银行也相信他们有把握，所以一切手续，都可以随后慢慢补办”。1942年5月9日，四联总处柳州分处委员会接总处代电，其内容为：承办贴放案件，未经核准不得先行用款，电达知照由。由此可知，公营企业越过诸多复杂程序办理贷款是存在的。而民营工矿业却因资金薄弱得不到贷款，虽然四联总处对此问题早有发觉并出台了有关政策，但问题依旧。

就广西而言，情况亦是如此，在《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四联总处所核准的广西近50条工贷中，有40多条贷款是对公营工矿业的贷款，且贷款额较高。以全州机器厂为例，1942年，全州机器厂以需原料较前倍增，向四联总处桂分处透支200万元，后经1942年12月10日四联总处第153次理事会审核通过，期限为1年。此后，全州机器厂还得到更多的贷款，如第207次理事会核准交通部全州机器厂为增产需资以原料成品押借1000万元。诸如此类者还有柳州电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桂林总厂、平桂矿务局等。

此外，在广西四联总处对公营工贷额中，国营工贷占较大的比例。从1941年到1944年，广西国营工贷分别占广西工贷的20%、78.8%、24.37%、66.9%，1941年到1944年广西国营工贷总额占广西总工贷额的49.91%。由此可知国民政府当局对国营工业的发展是极为重视的。

第二，工贷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桂林、梧州、柳州、南宁等地，皆为交通便捷、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抗战之前，这些地区已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公营、民营工厂不论在数量还是在资本额方面都占据全省绝大多数。对《四联总处会议录》统计可知，从1940到1945年，四联总处对广西的工贷亦多集中在这些城市，这与战时广西工业多集中于此有关，而且四联总处及国家各行局分支处均设在桂林、柳州、梧州、玉林等地。四联总处发放工贷于经济发达之区域，一方面有利于确保贷款的收回；另一方面，对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资金雄厚的公营企业实施工贷，收效亦会显著，这有益于战时国统区工业品不足的解决。但是，工贷集中于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公有化程度的过高，1943年，广西的公营工厂的资本占总资本的94.9%。

第三，工贷之审核较为严格。四联总处为确保所放之工贷用于“内地生产事业之发展”，在1937年8月9日通过的《贴放委员会办理贴放办法》中即明确规定工矿企业申请贷款的条件及程序，若有不符者便予以拒绝。以平桂矿务局为例，平桂矿务局系资源委员会与桂省府所合办，1942年，桂省府前以应增拨该局资金350万元，因无法筹措，商请以该局全部资产向四联总处押借350万元，经四联总处调查得知“该局资产已由资源委员会提作本年度5000万元借款案内担保品”后，于4月9日的第121次理事会上予以拒绝。4月至9月间，资源委会共4次为平桂矿务局申请贷款，仍未能如愿。

资源委员会虽为国民政府管理、开发、经营重要工矿资源的行政机构，且得国家的重视，其企业活动在战时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重工业企业集团，而四联总处贴放委员会却并未因其实力雄厚而予以袒护，资源委员会和广西省府虽屡次为平桂矿务局申请借款，却因贷款条件不符而被婉却。

在《四联总处会议录》中，所记载的各类案件均要经过层层批审，最终经四联总处通过后才能予以借贷，从表面上看工贷审核实为严格，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全为如此，四联总处工贷之审核是存在弊端的。

第四，工贷之战时性。确保战争的胜利是四行工贷的目的之一。所以工贷的对象大多是与国防、军需关系密切且资本实力较强的重工业，如机器、电器、电力、汽车制造、交通器材。从《四联总处会议录》可知，四联总处对广西近50条的工贷中，其贷款主要用于电力、机械、纺织、化学等战时迫切需要之工业。

抗战期间，广西遭到了日本侵略军的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战后，惨遭浩劫的广西，到处一派破败的惨状。恢复广西城乡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广西急需中央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援助，但是战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劫收光复区的敌伪产业，重新“以沿海较发达的城市经济为其政权的基础”，而且认为包括广西在内的西部地区的“中小工厂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现存工厂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根本不算工业，不如任其倒闭”，把“中国以后的工业，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战后所举办的后方紧急工贷，实际上是四联总处慑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作出的姿态，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以前所进行的一点最后的施舍，自然不能扭转西部工业日益走向衰亡的趋势。

此外，四联总处工贷还存在规则不合理之处，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四联总处之工贷若要实现“严格”，就需要实行相应的举措来实现，为此，四联总处制定了诸多工贷的规则。规则若过于繁杂，则在实施过程中就需要增加额外的成本，而四联总处却把这些额外成本转移至各接收贷款之企业，企业负担由此加重，最终使工贷效果大打折扣。

对广西工贷的历史影响

工贷有利于广西工矿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全国便进入高度集中的战时经济体制。战时，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工业原料价格之高涨往往速于工业成品，故工业界当每再生产之际，即感资金不足，而多数金融机关因工贷放款不易收回而不予借贷，后方拥有资金者亦不愿冒巨险而投资，再者，战时后方工业之地位未曾受明文之保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口被封锁，国民政府为谋后方工业之发展，增加了工贷之数额。由《四联总处会议录》可知，四联总处每年对广西发放较多的工贷，且大部分是用于购料、扩充工厂设备、增产及周转资金，这对于战时广西工业的持续发展是极为有益的。

对民营工贷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营企业的衰落。

在《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对广西民营企业的贷款仅有三四处，且资金较少。早在1938年至1939年，外来厂矿内迁广西时，国民政府当局就不予以重视，如桂林市外来工厂于1938年、1939年两年内迁时，获得经济部调整处之迁移贷款者仅有7家。1941年，桂林市大小工厂112个单位，其中民营厂数则有88家，占全市工厂总数的78.58%，而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以及经由该处介绍而向四联总处先后借的迁移、添建、购料等贷款者，只有民营工厂9家，全部贷款数额仅636，150元，且其中60万元为3个规模较大之工厂所借得。此为4年来，民营工厂所借款之最高者，其1/3为设备借款，2/3为购料借款，周息9厘，加上保险、仓库及稽核员之薪水负担，利率约需1分4厘。比之桂林市公营工厂之动辄可以向四联总处商借或向银行透支数百万元者，有天壤之别。

对于民营工贷不足的问题，四联总处曾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如在1943年4月15日《四联总处关于三十二年度办理生产事业贷款纲要》中规定“本年度生产事业贷款为二十亿，其中公营者为八亿，民营者为十二亿”。据此纲要，民营工贷是扩大了，但四联总处在实施民营工贷时却仍不能满足实际之需求。如1943年，广西银行遵照地方金融机关办理小工业贷款通则，举办小工业贷款，请惠予借款500万元，而3月25日四联总处第168次理事仅许以300万元为度。

广西工矿业在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各工厂因不易获得贷款，资金周转困难，营业大受影响，甚至发生倒闭及合并的现象。如惠中电机厂，1940年成立，资金3万元，专制汽车及机器零件，因资金不敷周转，1941年倒闭。1939年10月成立的长城修车厂，亦因资金周转的问题，于1940年倒闭。之后还有迁桂之盛昌翻砂厂、中国兴业铸铁厂等等。1944年2月10日，《大公报》记者访问桂林各民营工厂，“据他们（各负责人）说，目前各厂的情形，最多再维持半年或一年，一年以后，北极路上，不会再看见工厂烟囱冒烟了。几架待价而沽的机器，据他说，再过几个月，他们只有打碎机器，使它变成了废铁后出卖，其他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作为广西省工商业中心的桂林尚且如此，其他县市就不言而喻了。

工贷结构之不合理，加速了广西工矿各业发展的不平衡。

为了保障抗战供给，四联总处较为重视发展与国防、军需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如四联总处制定的《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中，规定受奖助之工业种类，仅列电气、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制造、采矿、冶炼等7大类。在这类政策的引导下，后方工业结构极不合理。

四联总处的这种贷款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与战争并无直接联系产业之衰落，对广西而言，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以桂林市印刷业为例，1943年，桂林市的印刷工业，遭受着严重困难，随着法币的严重贬值，日常费用与日俱增，原料价格又不停飞涨，流动资金则日形见绌，又不获工业贷款的实际补助，印刷业受到顿挫波折。当时广西人口有1000多万，若平均每人每月看32开本50页厚的书一册，而全桂林市的印刷业每月生产额，尚不足供应所需要的一半。

1943年，桂林物价指数较战前上涨178倍。如此算来，1943年资本总额为70，405，918元，较之于 1934年广西工厂资本总额2，371，270元而言，表面上虽有增加，但其增长远不及物价之增长。而政府当局却称：“巨额工贷将增发通货，刺激物价，工业原料、工资开支等也随之增加，这对工业无助而且有害于一般民生。”此外，从1941年到1944年，四联总处对广西工贷分别占其总工贷额的1.67%，2.35%，0.64%，0.69%，远逊于国民政府重点发展的重庆及四川。迨至1944年，日军侵略入境，广西省大部沦陷，“公营各项事业……因损失太大，资金筹集不易，尚未能恢复旧观；民营企业复员后，各厂仅存者，又多迁回原址，向率离省。如是本省工业，又须从头做起。”广西工业又退回战前水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