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巧香

[摘 要]古代四民包括“士、农、工、商”，历史上的民变是一次次由各种各样的阶层的“民”组成的“人民起义”或者称“民变”。民变为了昭示其正统性和合法性，大多有口号、称号，孙恩民变是东晋末年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征东将军”就是孙恩的称号，这一称号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同时这一称号又是这次民变的一个口号。本文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切入点，分析东晋末年民变各阶层背后的世界。

[关键词]称号；口号；民变；东晋；征东将军

“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曾是备受争鸣的“五朵金花”之一，八十年代前半期，农民战争研究继续了“文革”前的热烈，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农战研究的持续萧条，无人问津。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和方法的多元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方法和新观念。今天我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是想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其背后各阶层的利益需求。

民变一词最早出自《金史》“（宣宗至宁三年）西京军民变，遣宫抚谕之”。其义《汉语大辞典》释为“民众暴动”。重新审视“农民起义”这个词，需要思考的地方很多，本文用“民变”一词来表达。叶文宪指出“古代的‘农并不是现代所说的‘农民，它包括现在所说的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但是却不包括没有土地的‘雇农、‘佣工、‘佃户、‘部曲和失去土地的流人、移民。”“既然古代没有‘农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民，那么，所有这些由各种各样的‘民引起的社会动乱不应该叫做‘农民起义，而应该叫做‘民变或‘民乱。”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由于古时社会较简单，分工也没有那么细化，所以这四民几乎就是全部的国民，但是社会在不断向复杂发展，那么就可以将民的范围随之而不断扩大，“四民”可以认为是狭义上的民，而广义上的民，从国家或社会上来看，凡是构成社会的人群都应该称作民，只是他们所处的地位或者说阶层不同而已，即使是贼也是贼民。而事实上，每一次民变参加者不只包含农民，还有手工业者、商人、渔夫、牧民、奴婢、僧人甚至还有官僚贵族知识分子等等，即是一次次由各种各样的阶层的“民”组成的“人民起义”或者称“民变”。

古代政权讲求正统合法性，而民心所向也历来被看作是成败的关键，口号作为正统性的冠饰，必然是民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规模较小的、仓促发动的、很快被镇压等一些民变没有记载口号外，大部分都会有称号、口号或年号。陈胜吴广民变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除暴秦”是其口号。东汉末年黄巾民变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宣传口号。

东晋末年最大的一次民变是孙恩、卢循发动的，这次民变既是宗教引领下的行为，又是皇权主义者的实验。“于时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卢循寇广州后“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可以看出“征东将军”是他的称号，但是“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孙恩世奉五斗米道，那他为什么不取“天王”、“皇帝”之类的称呼自己，而是取“征东将军”和“平南将军”作为其称号呢？本文就以“征东将军”这一称号为切入点试图分析这一具有典型性的东晋民变。

（一）“将军”号微探

首先，分析一下“征东将军”中的“将军”。在民变中，用“将军”作为自己称号的屡见不鲜，《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自立为将军。”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此外还有东晋自号“安东将军”的会稽檀元之等。那么“将军”名号为什么受到民间起事者的亲睐呢？

将军本是朝廷的武官名。春秋时诸侯国以卿为将军，始有将军之称，战国时代“在官僚机构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了文官的首长——相，和武官的首长——将”。“正常情况下将军员少位高，称‘将军的一般都是一军统帅；而魏晋以降军号泛滥，中下级军官拥有军号者与日俱增，这就促使着军号向衔号演变了。”魏晋南北朝时，将军名号极繁，除沿用汉代旧称外，又有龙骧、骁骑等名号，其常置而有专职者仅为少数。“盖将军秩位崇高，礼仪尊重又非政治组织中经常设置之官职，且无员额之限制，故皇帝用将军之号以宠异其亲幸，或在乱世时当政者用以安抚拉拢地方势力。”“汉末以来在这个动乱的年头，‘加兵之后才更像是这块地面上的老大，是货真价实的权势所归或秩序维系。”不仅“秦汉的民间起事者往往以‘将军为号”，魏晋南北朝的民变也多用之。孙恩就自称“征东将军”。“征东将军”属于“四征将军”，四征兴於汉代，鱼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可见，孙恩取“征东将军”称号，不但有“征东”之实际征伐之意，具有领兵“替天行道”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且有“四征将军”“位次三公”之尊荣。

用朝廷名号来装饰自己具有很强的世俗性，但是孙恩世奉五斗米教，为什么没用宗教性的称号呢？这当中的因素很多，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谈到，这里我们来追溯一下早期道教的组织设置，看“将军”这一称号与道教有没有关系。“事实上早期道教是常常仿效政府与军队的形式来管理信仰者的，太平道的‘三十六方组织与‘将军称号，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组织与‘祭酒称号，前述东晋墓中出土的道教‘三五将军印信等等”这说明张角、孙恩他们称“将军”与道教不可分割，这样一来“将军”不仅与世俗政治有关系，也与道教组织有关系。应当指出道教脱胎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必然在道教早期组织时伴随着世俗政治的影子，无论民变是否由宗教而起，都带有深刻的世俗皇权性，宗教更多的体现在组织煽动上。

而利用宗教组织民变是非常有效率的，尤其是在隔绝性很强的小农社会中。孙恩号其党曰“长生人”，他的追随者多是信教之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人们安全感的丧失，时刻面临着巨大的恐惧：战争、自然灾异、生老病死、统治者的剥削……“会稽饥荒”“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十三四，临海、永嘉（死散）殆尽”晋安帝元兴元年。不仅有天灾还有人祸，东晋时有人说：“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当时的人民不仅在物质上的及其贫乏的，在精神上也是匮乏的。

（二）“征东”释义

四征将军主要体现的还是方向指向。“征东将军”的“征东”二字是这次民变导火索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地域指向性——浙东地区。

浙东地区在东晋时期聚集着各种矛盾。东晋南渡后，北方侨姓将浙东作为其发展之地，到了东晋末年浙东已是豪门世族的聚集地。太元十年，司马道子在东晋秉政，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打击大族，起用无耻之徒，使得东晋以来的政治腐败混乱。司马元显面对着荆州上游的威胁和北府兵的的壮大，急需一支自己的亲军。因为当时兵源缺乏，于是下令强制征发东土诸郡（浙东）其本身或父祖本来是奴隶，而已获得放免为佃客的壮丁，集中京都，担任兵役，称之为“乐属”。征发“乐属”其实就是在加重徭役，历史上很多民变都是因为徭役的繁重迫使人民揭竿而起，而大型的徭役往往又使平时分散的民大量的聚集起来，增大了民变的发生率。侯外庐指出，以隋唐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期的民变中，前期“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晋书·王羲之传》记载“：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深刻地描述了当时人们的徭役之苦。司马父子这一措置，不仅仅造成世族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因而使东晋政府失去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而且本来是奴隶而已获得放免为佃客身份的农民来说，更是绝大的迫害。于是“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上攻虞”。孙恩就趁“征发乐属”引爆浙东矛盾的这一契机，发动了东晋末年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孙恩卢循民变。

“征东”不仅是这一事件的导火线，更深刻地反映了东晋一朝在浙东地区的激烈矛盾。那么除了为东土百姓除暴安民外，孙恩东征还有什么原因呢？

东晋时期充斥着各种矛盾：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门阀士族与次等士族；官与民……其中在江南侨姓中又有不同的类别，北府武将、旧族门户中的晚渡者、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都应属“次等士族”。这些人仕途不得志，多数沉屈里巷不得仕进或被排挤只能充任椽属，他们与独揽朝政的高层士族矛盾日益加深。寒族或下层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升途径被阻塞或限制，以至于社会的流动性变小或者说几乎是停滞的，对于有能力有权力欲的人就会成为其不满甚至发泄的导火索，必然会将其聪明才智运用于其他途径。东晋王朝面临着“取乱辱亡”的命运，这些次等士族往往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孙恩就是其中一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孙恩的家族。孙恩是孙秀的后人，世奉五斗米道。那孙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晋书.赵王伦传》称：“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于赵国，以馅媚自达"既执机衡，遂态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孙秀在西晋“八王之乱”时，做过赵王伦的谋臣。乱后，与赵王伦一同被诛，整个孙氏家族随之衰颓，孙氏家族移居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世奉五斗米道，属于次等士族。

孙氏家族中另一个人对孙恩的影响更大，那就是他的叔父孙泰。“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孙恩民变直接承继于其叔父孙泰，事实上孙恩刚开始的口号是“为泰复仇”。“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会稽王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从中可以看出孙泰起兵是在诳诱百姓之后以“晋祚将终”为理由发动起义的，这一理由又带有强烈的世俗权力的味道，希望趁东晋垂危之际分得权力的一杯羹，利用宗教的煽动性使其如虎添翼。

从上述孙秀、孙泰和孙恩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在东晋不得进入门阀高族之列，属于“次等士族”。田余庆先生总结了这次民变领导人的一些共同点：“一、同为侨人；二、同为寄寓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为婚家；五、同活动于建康以外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六、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此外这次民变还有许多参与者都是士族，孙泰起兵时“三吴士庶多从之”在孙恩起兵时吴郡四姓之一的陆氏、会稽四姓之一的谢氏、吴兴著名丘氏的参与，所以不论从这次民变的三个领导人还是士族的参与都可以看出这次民变不是简单的农民起义，而是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

综上，将“征东将军”这一称号分别分析，“征东”侧重于浙东地域指向，更反映出士族之间的深层矛盾，“将军”更侧重于官号领导性，但都揭示出这一民变的世俗权力性。此外，孙恩采用“征东将军”而没有自称皇帝，刚开始只是假借东晋朝廷的名号，不是要推翻东晋王朝，他们心中依然奉东晋为正统，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束缚，客观上也减少了来自朝廷的阻力。总之，从初期的“志在复仇”到反对“暴政吴会”的“征东”再到“朝服而至建康”推翻政权，这便是这次革命的最本质的口号。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撰：《晋书·赵王伦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版。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