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种嚼烂再咽下去消化的过程

苏福忠，当过28年编辑，业余时间进行翻译和写作，编辑有《伍尔芙文集》《莎士比亚全集》《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等，译著有《索恩医生》《亨利八世》《莎士比亚》《瓦尔登湖》等。

《（动物农场）重译琐记》全文八千余字，这里节选的是第一部分，标题为“‘凡是与‘任何”。作者通过重译过程中对当年初译时有关误译的校正与反思，让读者看到译者对作品更精微的理解，更感受到原作的伟大。

翻译是一种嚼烂再咽下去消化的过程，是任何一种阅读都无法相比的，比如细读和精读和解读，比起翻译一种作品，那都只是一种读法而已。哪怕你阅读得烂熟，但是一旦动手翻译起来，你还是會大吃一惊：这个词儿是这个意思啊！这句话是讲那东西吗？这些信息我当时怎么都没有注意到呢？尽管如此，一本书可以反复阅读，但是一个人却很难反复翻译一种作品，因为翻译毕竟是一项付出太多的劳动。

然而，《动物农场》是值得重译的作品。我经常想，如果奥威尔不是用动物做他笔下的各种角色，换成人类，那么无论写大人物还是写小人物，无论写悲剧还是写喜剧，都无法在六万汉字的篇幅里表达这么多的内容，这么深刻的寓意，这么触动灵魂的厚度。

小说里涉及狗、马、山羊、驴子、乌鸦和猪，这些动物有名有姓，算角色；绵羊、奶牛、猫、鸽子和成群的鸡与鹅，无名无姓，算群众演员。谁可以成为《动物农场》的主人公呢？一般人可能会在狗身上做文章，而且写狗的文学作品也确实不少。不过，奥威尔似乎只给三只狗起了名字——布鲁贝尔、杰西和平彻，因为正是这三只有名有姓的狗生了九只小狗，被拿破仑包养起来，后来成了他一步步独揽大权并成功地当上独裁者的有效工具，相当于希特勒豢养的无恶不作的党卫队、贝利亚掌控的杀人如麻的安全局，从而把狗的属性写到了本质。当然，马是人类最得力的好朋友，写马的文字，古今中外，几近汗牛充栋的程度。奥威尔写了三匹有名有姓的马，每一匹马代表一种性格，而且几乎是为了给这三匹马做映衬，才写了动物农场的哲学驴子本杰明、略识文字的白山羊缪里尔。乌鸦摩西代表鸟类，没有腿而有翅膀，来去自由的一个形象，代表没有腿的动物。我没有想到奥威尔会把猪写成主人公，有名有姓的有四只；一只称为少校的老公猪，没有名字，但是十章为单位的小说，作者用了几乎全部第一章写少校的讲话，其核心价值是“人是所有动物的老爷”“所有人都是敌人”“所有动物都是同志”。待到动物们揭竿而起，把庄园农庄攻打下来，建立了政权，开始筹建乌托邦了，正是根据少校临终前的这番讲话的核心价值，归纳出了神圣的宪章性质的“七大戒律”：

1.凡是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

2.凡是四条腿走路的，或者长翅膀的，都是朋友。

3.任何动物都不准穿衣服。

4.任何动物都不准在床上睡觉。

5.任何动物都不准喝酒。

6.任何动物都不准杀害其他动物。

7.所有动物都生而平等。

首译《动物农场》这部内涵丰富的作品，我把前六条戒律的开头都翻译成了“凡是”二字，重译时只把1、2条用了“凡是”，而3、4、5、6条则改作“任何”。这样的改动，不仅是重新领会原作的结果，而且回头看还与我的年龄大有关系。首译时我正往五十岁上奔，自以为从小被洗脑后灌输的政治语言，已经摆脱得差不多了。仅仅过了十几年，再看一连使用的六个“凡是”，政治语言在我脑子里的残留依然如此嚣张，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七大戒律最后围绕着独裁者拿破仑转圈圈，越转越小，把他舒舒服服地包裹起来，起先虽然只是在特定戒律上抠字眼地稍加涂改，但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改变，比如第四条“任何动物都不准在床上睡觉”涂改成了“任何动物都不准在有被褥的床上睡觉”；动物在柴火窝里睡觉，充其量铺盖一些麦秸或杂草，铺了被褥睡觉就是人的行为了。又比如第五条“任何动物都不准喝酒”涂改成了“任何动物不得饮酒过度”。喝酒是享乐，酗酒则是堕落，这更是人的行为。动物们造反夺取政权，与人不共戴天，夺取政权后却偷偷摸摸地向人的生活靠近，而这样的更改戒律，又都是为了适应统治阶级和独裁者的一步步腐化和享受。到了最后，更具深刻寓意的是，七条戒律最后剩下了三行字，归纳成了一条规定：所有的动物生而平等/f旦是一些动物生来要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这一条新规定一出台，“凡是”相对“所有”，难免显得空洞，不如“任何”带出的内容更有对比性，也更能给读者留出思考空间。

不过，最令我感到脸红和惊愕的是，这种从小灌输的政治语言的毒素，导致了首译译文中的一个可怕的黑白错误：

如果你们有你们的低等动物感到满意，那么我们有我们的低等阶级感到满意。

以上是首译里的句子，而重译里相对的句子是：

如果你们有你们的低等动物要斗争，那么我们有我们的下等阶级要斗争。

刚发现这个错误时，我真有点懵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不是理解问题，因为句子不复杂，没有生单词，只是因为把contend误看成content了吗？仅仅是个看走眼的问题吗？误看导致误译，是翻译活动中比较容易犯下的错误，可是尽管这两个英文词儿只有一个字母d和t的差别，但是对于这两个一点也不生僻的英文词儿，我实在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啊？这个疑问一直折磨到我重译完毕，我才恍然大悟：还是政治语言的毒素在作祟。毕竟，阶级斗争论的叫嚣伴随了我的前半生，更要命的是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我家的成分一直在“贫下中农”的行列，站在“低等阶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多年来潜移默化，已经深入骨髓了。潜意识里，我一直为“低等阶级感到满意”，而很难想到在统治阶级内心深处，什么时候都是“我们有我们的下等阶级要斗争”。在那些与人斗其乐无穷黑白颠倒的岁月里，分明下等阶级一边被戴高帽，一边在挨饿受苦，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心甘情愿地受骗上当，还是愿意相信政治谎言，而且相信到了潜意识里，真让我不寒而栗。

还是奥威尔一针见血：“政治语言被故意用于使谎言听起来像真理，使谋杀听起来令人肃然起敬。”

《动物农场》里的下等动物，始终在接受这样的政治谎言和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