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曾经感染和激励过几代中国人、享誉海内外的《红色娘子军》，是老作家梁信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但对于这部名满天下的作品，梁信却不愿多谈其本身的辉煌。多少年来，他一直强调，如果没有导演谢晋，没有当时的上影厂厂长陈鲤庭，没有演员祝希娟，就不会有这样一部作品。他反复说：“《红色娘子军》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1.“我原来不是文艺工作者，而是‘武艺工作者”

梁信的家位于广州军区政治部干休所内，踏入梁信家的客厅，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墙上那帧名曰《梁信》的大幅油画。画面上的梁信一身戎装，眉头紧锁，雄姿英发地立于天地间。在他背后则是汹涌的大海、流云的天空。这壮丽的画面，正是梁信的人生和精神意志的真实写照。在这幅画的下面，是梁信写的一首诗：“海疆岩丘我为身，惊涛骇浪幸尤存。皓首布衣何所祈，华章自有后来人。”有趣的是，画中的梁信几乎没有文人的影子，倒是多了几分武将的铮铮铁骨。提起这种与他本人气质上的不同，87岁的梁信依然掷地有声地说：“我原来不是文艺工作者，而是‘武艺工作者”

面对记者，88岁的梁信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娓娓道来：“我祖籍山东，1926年3月生于吉林扶余。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一个偶然机会，我遇到了抗联名将李兆麟，是他把我领进了人民军队的行列。我入伍后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年就成为了一名连级干部了！我曾参加过‘围攻长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我随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南方，在广西农村参加了历时3年的剿匪战争。那时，我兼任两个区委书记，带领着武工队打游击，多次近距离的与土匪周旋。有一次，土匪扔过来的手榴弹就挂在我的腿上，真是老天眷顾，那颗手榴弹竟然没有爆炸！

我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有闲暇就写剿匪故事、写话剧。因为常在中南军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引起了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二陈——陈荒煤和陈亚丁的注意。他们看到我写的那些剿匪故事后，派人找到了我。见面后才发现我并非纯文人，而是一个策马挎枪的汉子。

那时在部队，找战士、军官容易，但找作家却很难。本来，我的人生理想是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但我被调到军区学习创作，从此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2.一个剧本改变了他的命运

1953年，梁信被调入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剧院，任艺术剧院创作员兼党支部书记，从此他开始了以部队生活为基调的文学创作。

1958年夏天，梁信出差来到了正处“大跃进”高潮中的海南岛。他在海南军分区文化处翻看《琼崖纵队军史》时意外发现了关于“女子军特务连”的记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女子军队。内容虽无详细记载，但艺术上的敏感和军人的气质让他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他仿佛又回到了灾难深重的30年代。梁信钦佩这南方的群体花木兰，为她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当时肯定发生过多少悲壮甚至惨烈的故事……此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四处找资料，查档案，到海南岛采访健在的娘子军连指战员，在她们战斗过的热带深山老林里穿行，在她们驻扎过的贫穷落后的黎村苗寨中流连……3个多月后，他在海口招待所蒸笼般的斗室里连续熬了4天4夜，一鼓作气写出了以《琼岛英雄花》为题的剧本初稿。

初稿完成后，梁信首先请当年琼崖纵主要领导冯白驹、肖焕辉同志审阅，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与鼓励。梁信回到广州后即向广州军区领导作了汇报，梁信回忆说，在上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分寄给全国各电影厂和剧团的剧本足足打印了40本。但初稿寄出后有的被退回，有的毫无音讯。

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谢晋看到剧本后，激动得夜不成寐，他说服了当时的厂长陈鲤庭要求接下拍摄任务。两天后，请求协助修改剧本的信寄往了广州并与梁信取得了联系。梁信后来回忆说：“剧本是该厂一位叫陈寂的编辑推荐给谢晋的。我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赶赴上海与谢晋见面。我一走下车，谢晋就迎面过来，我穿着军装，显得有些土里土气的。谢晋问：‘你是梁信同志吗？我问：‘你是谢晋吧，我们在上海车站握手了。”梁信说：“那时我还年轻，到海南岛之前，原准备这次回去后到武汉高级步兵学校改学军事，如果没有‘娘子军这个剧本，也许我下半辈子是另外一种命运，这个剧本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3.3个生活原型“合成” 一个“琼花”

导演谢晋说：“我之所以选择和看中了这个剧本，是因为梁信写活了‘琼花这个人物。梁信说，剧中主角“琼花”并非自己凭空捏造，她是由现实生活中的3个素材集中，最后演变成为一个人。

第一个“琼花”是和梁信在一起工作过的几个女同志。她们都曾有过当童养媳、丫头和孤儿的经历，有着同样的奴隶命运，而且性格都很倔强。特别是那个当丫头的，曾先后逃跑过十几次，受尽了毒打。有的甚至扯开衣服让梁信看身上的伤疤。剧中所描写的琼花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以及她在娘子军连长面前扯开衣服露出伤痕的细节便取材于此。

第二个“琼花”是海南已故的女革命家刘秋菊。1953年梁信到广州工作时即着手搜集刘秋菊的生平事迹。传说刘秋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能飞檐走壁，双枪百步射敌眼。梁信受此启发，在剧中把琼花写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第三个“琼花”是一位娘子军烈士。17岁那年，她终于跑出白区，参加了娘子军。她打仗时不大听指挥。几次想藏枪偷跑去报仇……女烈士生平虽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像这样爱憎分明的活生生小事却有许多，从而使梁信对她的痛苦遭遇和倔强性格印象深刻，由此衍生为剧中琼花“跑！看不住就跑”、“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等极富个性特征的言行。

就这样，3个“琼花”合成为一个主角，轰动影坛的《红色娘子军》的女战士们的雏型在梁信笔下诞生了。

那次上海之行被梁信引为生平最大的快事之一，他与谢晋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梁信说：“正是那一次会面，《琼岛英雄花》这部剧本才有了一个后来响彻全中国的名字——《红色娘子军》。”

梁信回忆说：“大概是1个月之后，谢晋带着11个人南下到广州来找我，其中有7个是他专门挑来的女演员。在广州见面后，谢晋把手一指，问我：‘你看她们谁最适合演琼花？我一眼就看中了祝希娟，走到她跟前指着她说了3个字——‘就是她！”。

广州会面一举敲定了女主角祝希娟等演员之后，摄制组正式成立了。谢晋又一次带领主创人员前往海南深入生活和选择外景，足迹遍及过去娘子军活动所到之处，。梁信也随队前往海南，并亲自联络之前采访的娘子军女战士与演员们见面交流。

1960年3月，《红色娘子军》正式放映，迅速在全国掀起一阵“娘子军热”，“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中，妇女的冤仇深……”的主题歌被广为传唱，该剧荣获了国内第一届“百花奖”的多个奖项。但和这比起来，那些故人故情更让梁信难以忘怀。

4.军人风骨朴实情怀

《红色娘子军》公映后，曾有人问梁信，写出了如此出色的剧本，最终得了多少稿费，梁信说：“共得了5000块线，这在当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分文未取，全部捐给了类似于中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慈善组织。”“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89元，是一般人的两倍多。”

戎马半生的梁信其实一直过得很清贫。他当年结婚时参加的是集体婚礼，酒席就是食堂的既定菜式加上组织上特别为几对新人添的两个菜，事后甚至连洞房的被子都要靠海外留学归来的朋友接济，因为他和妻子加起来的财产一共才两床军被。即便如此，对生活的满足与感恩却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梁信与来访者交流的语境当中，比如他谈到当年那份令常人羡慕的工资，女儿的美丽以及靠创作《红色娘子军》拿到的5000元稿费时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幸福感，真的有很大的感染力，让人禁不住对这个武将出身的文人肃然起敬。

在梁信的书柜里，几本红色封面的“赤壁之战”电影剧本单行本很显眼，这个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完成的剧本，花费了他很多心血，遗憾的是，因为所需成本耗费大，至今没能拍成电影。这成为老作家心中一个很大的遗憾。

“小说就像自己的孩子，是我最疼爱的一部分”

在梁信老人70岁时，老伴对他说：“现在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又时常生病。把你一生的作品编个文集或文选吧，咱们不为名利，就为给自己留个足迹，让后人看看半个世纪前的革命文学所歌颂和描写的一代民族英雄，好不好？趁我现在还能帮你个忙……”

梁老立刻回答说：“从今天起，翻箱倒柜、整理旧作，编文选！”

梁信回忆说：“这上千万字的书稿，要精选出200多万字，其中不少篇章还要做删改。工程之浩大和繁重，对我们两个老家伙是巨大的考验。我们一块儿钻图书馆查资料，审稿改稿，校对誊抄……期间我3次大病住院，其中一次医院还向干休所报了病危，要求亲人马上去签字。偏偏在这时，老伴也躺在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

人坚强，天助也！老俩口终于出院了。在老伴的协助下，历时18个月，文稿终于付梓，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7卷本《梁信文选》。《梁信文选》囊括了老人60多年沉迷文字的力作和精华。它亦是老夫妻俩晚年心血的结晶。

梁老是个多面手，早年创作话剧，后来着重创作电影文学剧本，以及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杂文。他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是电影文学剧本，无论从数量和质量，都是中国电影编剧中的佼佼者，饮誉海内外。

《梁信文选》的出版者有一个重要评语：《梁信文选》将推动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为开拓解放区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老在“后记补丁”中说：“任何人的作品，都难免渐逝其光泽，然而其英雄业绩将与日月同辉！文选中无论影视、戏剧、文学，其中的英雄人物，今日回味，仍然是血肉生动，惊天地泣鬼神！”

2005年12月，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时，国家人事部和广电总局联合向梁信颁发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奖牌，获得此奖的编剧仅有2人，而不是制片厂专业编剧的惟有他一人。梁信没有去北京领奖，但他十分珍惜这份荣誉。

谈到创作，人们都必谈及他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可梁信老人却直言：“我并不欣赏自己的电影剧本，我喜欢我的中、短篇小说。虽然它不及电影的成就和影响力，但小说就像是自己的孩子，那是我最疼爱的一部分。”

（选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