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思尧

提到胡适，熟悉现代历史的人都不陌生，著名学者李泽厚这样评价道：“五四是一个群星明灿、人才喷涌的时期，许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还有持久影响的也不少。其中，胡适、陈独秀、鲁迅，无疑是屈指先数的前三名。”胡适当仁不让排在头名，主要基于在思想界的破旧创新，开一代风气之先。他“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疑古精神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态度，使其在诸多领域都能摒弃陈见，大胆质疑敢发先声，即便是公认的经典名著《西游记》，也不例外。

1919年，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新旧思想交锋仍然激烈，守旧势力祭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粹”大旗，胡适则针锋相对，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身体力行考证传统小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和《西游记考证》等一系列影响极大的文章，其中尤以《红楼梦》考证成就最高，开创一代新“红学”。

尽管胡适将小说提高到和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强调这些名著在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并协助出版“整理过”名著（即亚东版新式标点本白话小说），但私下却留有自己看法。1930年4月30日胡适致信杨杏佛时就提及：“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1934年7月，胡适终于将自己对《西游记》的“不满之处”诉诸笔端，改编之后刊登在《学文月刊》上。文章题为《〈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前面还有一段引言：“十年前我曾对鲁迅先生说起《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伧了，应该大大的改作，才衬得住这样一部大书。……现在收在这里，请爱读《西游记》的人批评指教。”

胡适改编范围“自第九十九回‘菩萨将难簿目过了一遍起，到第一百回‘却说八大金刚使第二阵香风，把他四众，不一日送回东土为止”，原著回目是“九九数完魔刬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故事大致为：观音菩萨检点灾难簿还缺一难，于是命揭谛赶上驾云护送唐僧师徒的金刚。金刚闻得菩萨法旨后，将师徒四人坠落在通天河。当年他们师徒受困于此幸得河中白鼋伏渡，现今重回故地，白鼋再次出现并驮四人渡河。快靠近东岸时老鼋询问当年嘱托，即央唐僧见如来后“问声归着之事，还有多少年寿”。唐僧因上灵山后疏漏此事，一时无言以对。老鼋见其默然不应，心中明晓原委，猝然沉水将唐僧师徒和真经翻落河中。行者扯出师父，但经包、衣服、鞍辔俱湿。上岸后又遇阴魔夺经，唐僧师徒靠正法身和纯阳之性保住了经书。后四人又去附近陈家庄，受庄人礼敬款待后悄然离去。

而胡适将此处回目换为“观音点簿添一难 唐僧割肉渡群魔”，故事则改为：

观音菩萨检点灾难簿还缺一难，于是命揭谛传言护送金刚。金刚将唐僧一行坠落林中。唐僧师徒不知身在何处，行者腾云探查发现前有大河，河边有高塔，对岸有城镇。师徒四人奔塔而去，到后打问才知此地属天竺婆罗涅斯国，大河为恒河，宝塔是该国古迹“三兽窣堵波”，“是如来在过去劫初修‘菩萨行时烧身供养天帝释之处”。恰好这天是月光王菩萨的节日，百姓都来此处扫塔祭赛。唐僧闻言大喜，朝塔礼拜后决定也参与祭扫。他告诉徒弟们此塔便是著名的“月中玉兔塔”，还讲解此塔来由：劫初时如来投生为白兔，与一狐一猿在林中修“菩萨行”，天帝释为试其修行功夫，变作饥饿老人前来求食。三兽外出为老人觅食，狐和猿均有所获，只有白兔空手而归。老人询问兔哥为何不布施。白兔惭愧，求同伴生火，火旺后对老人说愿以身供食，随即跳入烈焰。天帝释被白兔舍身精神感动，现出宝相，以须弥山尖为笔、皎月为画本，将白兔画在月亮上。天竺国人感于白兔烧身，于是建塔纪念。

讲毕唐僧开始扫塔，扫至最上层时已月近中天。他被无边月色和肃穆夜景打动，于是让徒弟下塔守经，自己留在塔顶打坐。凝神入定后，忽闻空中有人喊他去了结公案，身体不觉飘起随那人到一平阳大地。落地后他定神四看，“只看见整千整万的异形怪状的鬼怪，也有像人形的，也有兽身人面的，也有完全兽形的，也有一身九头的，大都是浑身血污，破头折脚，肢体不全”。这些鬼怪见唐僧前来，涌起向其索命。唐僧心惊，同来那人低声耳语：这些是当年妄想吃唐僧肉而死于其徒弟手中的大小妖魔鬼魂，因得罪圣僧被打入恶道不得超生，现今奉地藏王菩萨法旨，来此完结公案。

由于徒弟不在跟前，唐僧一时全没主意。那人告知此案只能自了，说完又将唐僧起在空中，前后左右一一指点死于取经路上的鬼魂：双叉岭、两山界的老虎，观音院的和尚，白虎岭的白骨精，压龙洞的九尾狐狸，车迟国的虎、鹿、羊大仙，大闹西天的六耳猕猴等，共计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名。那人交待完毕后按落云头将唐僧放在石磴上，径自离去。

唐僧忆及旧事，望着哀哭的鬼魂，恐惧之心遂化为慈悲不忍。他想起白兔舍身的故事和佛家的慈悲教诲，又念及此身本是四大偶然和合原无挂念，且取经大业已成，于是决意舍身度众。他给徒弟留下血书遗表后，拔出十七年不曾用过的戒刀割肉惠众。山妖水怪亦被唐僧的大慈悲感动，也不挑肥拣瘦，上前食得一口便纷纷散去。最后唐僧身上肌肉几乎割尽，只剩头颅和操刀之手。他见几万饿鬼“吃得起劲，嚼得有味”，内心满足，也不觉得痛苦。这时空中传来一声“善哉！是真菩萨行！”世界大放光明，鬼魂全无。唐僧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兀自坐在塔顶，毫发无损。正惊疑间，徒弟们上来将他迎下塔，塔下八大金刚齐声贺其夜中“了得西来公案，圆成九九劫数！”徒弟们不解争问其故，唐僧遂将夜里奇遇告知，众皆称异。八大金刚见难数已全，再次驾云护持师徒四人东去。

两相比较，吴承恩的第八十一难虽早有伏笔，师徒欢喜归去又风云再起，也算匠心独运，但这一难本身有凑数之意，和前八十难相比少了些惊心动魄，失之平淡。胡适的改编却以佛事阐佛性明佛理，悲壮庄严，是对唐僧乃至全书的升华，真正衬住了这部大书。但该文发表距1921年胡适写《西游记序》已逾十年，难道真是他对名著瑕疵的无法释怀？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胡适在1930年致杨杏佛的信中叙完大致改编思路后，随即说道：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候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1936年底苏雪林致信胡适谈及近两年舆论对其的批评时，他在回信中再次表达了同样观点：

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你看了我的一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没有？（《论学近著》）我对付他们的态度不过如此。

显然，胡适发表《〈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既是完成旧愿，更是对自己处事原则的隐晦表达。那么，胡适在1930年至1934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使其以割肉惠众自比？

事情要从1929年说起。胡适自1927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集结原“新月派”文人重整新月社，创办《新月》月刊，既发表文艺作品，也谈政治。1929年4月20日，在共产党人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却下了一道语意含糊的“保障人权”命令，胡适看后大为生气，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直言不讳“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道破政府欲盖弥彰的丑行，并呼吁实行法治。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很快以《新月》为中心展开。他随后又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国民政府“以党治国”、压制言论自由等，甚至对“国父”孙中山的部分观点也进行指摘。

胡适掀起的这场“人权运动”震动朝野，许多文化界、政界人士纷纷来信赞其见识和胆略。也有人为胡适担忧，好心劝其不要再发表，并让《新月》编辑把其稿抽出。但胡适毫不畏惧，反而声言“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1930年2月，胡适将《新月》上拥护人权的文章辑成《人权论集》，交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

很自然地，胡适的言行受到国民政府严厉打压。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和《大公报》等纷纷围攻胡适，上海第三区党部呈请撤掉胡适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北平、天津和江苏等其他省市的党部也呈请严惩，教育部还专门发布训令警告胡适。1930年2月，中央宣传部密令上海市党部没收焚毁《新月》。5月3日上海第四区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查禁《人权论集》，此时距胡适致信杨杏佛谈《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仅过4天。不堪政治、舆论压力的胡适最终请辞中国公学校长，放下新月社事务，于1930年11月离沪北上。

1930年左右的胡适传的不全是“真经”，也算“度化”众人，虽受“他们”谩骂，但公道自在人心。时过境迁，1934年左右的他再次遭受唾骂，仍以人权为经，“他们”却发生了质变。

事情主要发生在1933年。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和林语堂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邀请各界有名望的人士参加，胡适欣然加入。1933年1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分会成立，胡适被推选为主席。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主要目的是争取释放政治犯和争取民主权利，这和一直关注人权问题的胡适有共通之处，因而胡适上台之初就被舆论寄予厚望。他也确实不负所托，分会成立当天便通过五项决议，包括：要求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在刑法以外之种种侵害人民权利的单行法，营救平津各地被非法拘留监禁的政治犯，弹劾擅杀刘煜生的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等。第二天上午10时胡适即和杨杏佛、成舍我等视察北平陆军监狱、反省院和军法处看守所，了解狱中政治犯被“压迫民权”的情况。

由于时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是张学良，任军分会秘书的亲信王卓然又是位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高级知识分子，因而北平政治空气相对要开明些。这次突击视察得到了当局积极配合，且允许和政治犯用英语交谈。张学良治下的政治犯们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不公，他们向胡适一行申诉的主要是戴脚镣的痛苦、伙食太坏和不让看报，没有严刑逼供之类。尽管如此，胡适还是根据了解的情况，向当局提出了一些要求。陪同胡适视察的王卓然很重视，亲自复信：“先生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良殷心倾。所提各节，然即向汉公（即张学良，笔者注）商办，冀能一一实现，不负先生苦心。”

就在分会一切事务紧锣密鼓开展时，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2月4日胡适收到宋庆龄秘书史沫特莱的一封快信，里面是一份匿名的用英文详述种种酷刑的《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还附有一页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来函敦促胡适以北平分会名义提出抗议，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胡适觉得这与他了解的情况不符，当即去信蔡元培、林语堂称反省院他们刚调查过，并无酷刑一说，该信件有捏造嫌疑，建议总会调查信件来源。

不想第二天，英文版《燕京报》便登载了这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得知消息的王卓然大为光火，亲自打电话质问此事，胡适无言以对。由于此信是众人都深信其人格的史沫特莱提交，上海总会既没详加调查也未事先和胡适商议便匆匆发表，使刚调查完北平政治犯状况的北京分会处境十分尴尬。

身为分会主席的胡适又气又急，5日再次致信蔡、林二人，重申此信捏造的可能性极大，要求“彻查此项文件之来源”，同时致函《燕京报》编辑部，以分会名义公开表态：反省院是他和杨杏佛、成舍我等人专程访察过的三处监狱之一，不存在控诉书中提及的酷刑，进而断言该控诉书是伪造信件。对于宋庆龄提及的政治犯问题，他又在当天对记者强调自己对政府逮捕政治犯并非无条件反对。

蔡元培和林语堂收到胡适来信后都认为“事情极其严重，须彻查来源”。总会召开紧急会议后的2月14日，杨杏佛回信胡适通报开会情况，告诉他史女士甚为焦急“彻夜不眠，草长函答兄”，并劝其“千万勿消极”、“内部只当精诚团结也”。总会诸君包括史沫特莱本人都再没辩驳控诉书的真伪，说明经调查后该信件确属捏造。而杨杏佛信中劝胡适保持内部团结，也说明总会已注意到胡适随后的声明与总会之间的分歧，只是为顾全大局没有反驳。

但此时的胡适却钻了牛角尖，他因此事对民权保障同盟竟至心灰意冷，走向对立面。1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批驳同盟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基本主张，随后又分别在19日和21日对《晨报》和《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重申自己立场。胡适的一系列举动最终激起了民权保障同盟的强烈反应，22日总会发来电报“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23日杨杏佛来函恳请解释并希望团结;28日宋庆龄、蔡元培联名发来电报“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均视而不见。在始终得不到胡适答复的情况下，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开除胡适。

胡适分裂同盟的举动，再次在上海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与前一次政府授意御用文人群起攻之不同，这次是左翼爱国人士的自发兴起，其中还包括20年代常与胡适在学术上“互通有无”的鲁迅。鲁迅不仅写下数篇杂文驳斥胡适言论，还修改并默许瞿秋白以自己的笔名发表更为犀利尖刻的《王道诗话》：“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开除事件后，胡适和国民党政府关系日益亲近，逐渐成为半官方学者。一年后，他写下《〈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序言专门提到鲁迅，似乎在重温当年学术争鸣的友谊。这位留学归来曾和鲁迅同领时代风骚的“取经人”，最终又和进步洪流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选自《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