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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晋南农村地区土葬礼俗制度的法文化思考

2015-11-04车肖妮

黑龙江史志 2015年11期
关键词:孝道

[摘 要]晋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文明孕育了这一带淳朴的民风。晋南农村生生不息的传统土葬习俗,构成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形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晋南农村土葬习俗呈现出典型的北方丧葬礼俗特征。这种习俗有其儒家孝道文化的根源,发挥着人心维系、社会调控、价值塑造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对当今的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有所助益;同时,也存在用地问题、浪费问题等弊端,应加以法律规制和改造。

[关键词]晋南农村;土葬;法文化;孝道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传统丧葬礼俗制度中,土葬习俗源远流长,在中西部农村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随着现代观念的侵入,土葬习俗在形式与过程上都有所变化,但其价值观念仍然扎根于农村社会。晋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文明孕育了这一带淳朴的民风。晋南农村地区生生不息的土葬习俗,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形态。

一、晋南农村的土葬习俗

研究山西晋南地区的丧葬文化制度,首先要从农村着手,晋南地区的农村古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晋南地区一直作为中华文明乃至亚洲古文明的代表,这里曾埋葬了大禹、介子推、司马光、柳宗元等多位名人志士的遗骨。土葬是晋南地区生生不息的丧葬礼俗制度,即使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仍然有其发展的沃土。下面将详细讨论晋南地区的土葬形式。

论起土葬,由于土葬起源于农村,扎根于农村,发展于农村,而农村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摇篮,儒家之本在于孝,孝之精髓在于顺于父母,顺于父母最重要的就是在其终老时能侍奉左右,让其安然的合上眼及其妥善安排其身后事。具体来说,晋南地区的土葬制度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入葬前礼仪。晋南地区农村死者的亲属在为死者入葬之前会举行肃穆而又庄重的告别仪式,这是整个土葬仪式中耗时最长的一个阶段。

首先要为为死者设灵堂。死者咽气后,为死者穿好寿衣后要尽快在家里腾出一间空房来设灵堂。灵堂一般设于死者长子家中。如果是年长者,一般会选北房作为灵堂,秦汉以来以北为贵,选择北房以表示对死者的敬重。设好灵堂之后,会把死者的遗体安放于灵堂之内。设灵堂一方面表示生者对死者的挽留,另一方面是为了让众人吊唁死者。晋南地区的农村,一般某家某户的一位老者去世了,全村的人都会来吊唁。村民一般于白天吊唁,晚上由死者儿女守夜,守夜时,孝子孝女整夜不能安睡,怀着悲伤的心情跪于死者遗体前,守夜由死者的儿女及孙子孙女轮流进行。入殓前,死者的遗体会在灵堂内安放数天。至于停放几天,死者的亲属会专门请村里的风水先生或有威望的老者根据死者的生辰八字测算。

第二阶段,下葬礼仪。下葬是整个土葬过程中耗时较短但却是最为浓重的一个环节。下葬的当日,从早晨开始死者家里哀乐不断,哭声不断,人来人往,下葬的这一天是丧葬中最繁忙的一天。

出丧。有的农村也称为起丧。在农村的土葬中,一般会有一名村中的年长者担任专门的执事,负责整个丧葬过程的进行。出丧时,执事一手端一盘由精肉和素菜拼成的拼盘,一手拿一双白色的筷子,将拼盘与筷子放于大牛皮鼓上,说声“请”,然后在主家帮忙的年轻小伙子拿起筷子吃一口,然后便去灵堂将棺材抬出。

送葬。有的地区称为“抬墓”,就是抬棺材的意思。在这里要提一下如何为死者选择安葬之地,“头枕山,脚蹬水”一般是最好的选择,但死者的配偶若已亡故,则会选择与其配偶合葬,有生则同寝,死则同穴,同甘共苦之意。“抬墓”一般由本村死者同姓的男性来抬,反映了农村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反映出晋南地区农村文化对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的继承和保留。如果是同姓人为亡者“抬墓”,则一般为义务服务,如果同姓家族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为死者“抬墓”,则由“外人”来进行(农村把本家族以外的人称为“外人”),如由“外人”来“抬墓”,则一般会付其一定的报酬。送葬时,孝子孝女孝孙等近亲属身穿孝服,头戴孝帽,腰系麻绳,手持孝杖,按照长幼顺序依次跟与“抬墓”的人后面,一路哭丧,直到墓穴所在地。除了亡者的近亲属外,其他与亡者有亲属关系的人根据与亡者远近亲属关系也会穿上不同等级的孝服。比如,亡者的侄子侄女会只穿孝服而不带孝杖,与亡者更远的远房亲属则只用戴孝帽就可以了,而且这些亲属也不会失声痛哭,只用跟随行孝队伍就可以了。同村一些敬重死者的人也会为死者送去一些花圈,以示对死者的尊重,而且这一行为也会拉近与死者亲属的关系。

下墓。下墓即真正意义上的下葬。“抬墓人”一路将棺材抬到选好的墓地,行孝队伍紧随其后,到达墓地后,先将棺材置于墓穴旁边,稍作休息,然后数人用系在棺材上的麻绳与木棍慢慢地将棺材置于墓穴内,然后解下棺材上的麻绳与木棍。下墓时,行孝人集体跪于墓穴之旁,失声痛哭,这是整个下葬过程中孝男孝女哭得最厉害的时候,此刻最能表现出后辈人对死者的挽留,也反映出农村社会对孝文化的重视。

填土。“抬墓人”将棺材放于墓穴之后,行孝人哭丧完之后,就该填土了。还是之前的“抬墓人”填土,或者同村的其他人也可以搭把手。填土一般要填到高出墓穴地面一米多,填土之后,众人会在死者坟前烧花圈,之后,孝男孝女再次哭丧回去。此时,下葬基本就结束了。下葬填土时,如果当天遇大雨则表明是吉兆,意味着后辈人会风调雨顺。

第三阶段:下葬后服丧之礼。死者下葬后,还有送纸、一期、二期、三期直到七期以及百日的讲究。死者下葬后的当晚,儿子要为去世下葬的亲人送汤食,当晚要送到死者坟前。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也要送汤食,只不过第二天晚上送到死者坟地的半路,第三天送到比第二天离死者坟墓更远的地方,表示逝去的亲人已逐渐离我们远去。

亲人为死者送完三天汤食之后,接下来就是过七期。一期为七天,七期共四十九天,渡过四十九天死者便超度到往生极乐世界。七期过后,要过百日,百日死者家属也要宴请同村人,类似于婴儿过百日,意义在于生命轮回,希望死者在极乐世界幸福生活。过完七期和百日,之后每年在死者忌日还要为死者过周年。

二、土葬习俗的文化根源和社会功能

以上主要描述了山西晋南地区农村的土葬过程,一种风俗孕育一种文化,在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仍然保留土葬风俗的原因在于落叶归根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中,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的死者家属愿意不计成本地按照传统方式举办丧礼。”虽然在现代化城市中,由于经济发展供地紧张,人们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约束,实行火葬,但由于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在农村土葬依然盛行。土葬的习俗从另一个方面也蕴含着中国农村地区的法文化现象和人文关怀精神,下面详述之。

传承至今的中国古文明是以儒学文化为主导的,前面已经提过,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在于孝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厚葬先人成为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学不但统治人们的思想,而且一度规范人们的行为起到律法的作用。自西汉中期以来,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不断影响着法律发展的进程。魏晋以后,统治者进一步贯彻儒家所倡导的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礼仪制度,并直接影响了立法活动。晋制《晋律》时,第一次将礼中的“服制”列为律典的内容,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即以丧服来划分亲属关系的远近亲疏。“五服”分别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丧服级别依次降低,“五服”之内,服制愈近,以卑犯尊者,处刑愈重,以尊犯卑着,处刑愈轻,服制愈远,则反之。这就是当时的“准五服以制罪”。从这一制度中,我们可以反思出当时社会隐含了另一种制度,即以丧服为标准来衡量后辈对先辈的孝顺,可以说是“准五服以制孝”。“五服”之内,服制愈近,后辈为先人戴孝愈重,服制愈远,后辈为先人戴孝愈轻。当时以律法的形式将这种丧葬礼俗制度确定下来,足见中国自古的丧葬制度就闪烁着法文化的光芒。“五服入律”的法文化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在今天山西晋南地区农村的土葬中,亲属为死者穿孝服,孝服的标准也是以“五服”来划分的,与死者血缘关系近的亲属须全身戴孝,与死者血缘关系远的亲属则只用穿孝袍或只用戴孝帽就可以了。

对于土葬制度的社会功能,在法律意识薄弱的农村地区,社会习俗发挥着重要作用。土葬的葬礼将死者的近亲属甚至全村人聚拢到一起,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有的村民或者近亲属之间长期存在矛盾,经过葬礼的人缘聚合可能会有所缓解,减少了纠纷的发生。“制度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中存在储存着信息和规则。这些信息和规则替代了个人思维的必要性。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强化人们对某些领域和规则的记忆,而同时忽略其他领域和规则,通过这种记忆系统来引导人们的注意力。”此外,对死者的埋葬也是一种心理抚慰,传承了中国死者为大的孝道文化。

三、土葬习俗的法律规制

土葬制度发展到今天已被城市文化所摒弃,但农村地区的土葬仍然需要政策的引导,法律的规范。在土葬过程中,出现了大摆筵席,铺张浪费,互相攀比的现象,这不利于农村和谐文化的发展。此外,当下许多中西部农村的土葬坟场用地多为农民自家的农地,政府并未为其划拨专门的用地,出现了坟场用地零散不堪较为混乱等等现象。为此,需要出台一些法律政策加以指导,但农村毕竟是以人情因素为核心的小团体社会,法律的强制力在农村地区相对较弱些,故需要制定一些柔性法律结合当地习俗对丧葬中出现的浪费现象用地混乱现象加以制止。

土葬习俗作为农村文化的一部分,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体系,有利于实现农村多元文化体系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和谐法文化的发展。在充分协调好农村供地需求与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可以探讨研究等土葬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松柏.陕西关中丧葬礼俗的文化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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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喻中.乡村丧礼的逻辑:一个法人类学的考察[J].2011,(4)10-12.

[5]周雪光.制度是如何思考的[J].2001,(8):16.

作者简介:车肖妮(1990- ),女,山西运城人,西安财经学院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经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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