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冬虎

称师以论道 尽力以光明
——《侯仁之与北京城》评介

文 孙冬虎

《吕氏春秋·尊师》云：“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换言之，品德高尚的人探求学问，说明事物本原时必然要以老师的教导为准则阐述其间蕴含的真理，遵从老师的做法行事时一定要竭尽全力将前贤的思想发扬光大。我国源远流长的尊师重道传统，保障了学术文化的薪火相传。大凡能够秉承乃师学术衣钵的学生，或者在先辈开辟的道路上继起奋进、再展新猷，或者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向社会做好宣传普及工作，以召唤后来者接踵前行。多年来致力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积极传播侯仁之先生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社会贡献的朱祖希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在上述两个方面屡有创获的长者，其最新力作是2015年1月问世的《侯仁之与北京城》一书。

熟悉历史地理学与北京史研究的人们都知道，侯仁之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与谭其骧、史念海先生一起被学界公认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生平和学术，迄今已有多位学生或再传弟子加以总结和阐发。在这样一个当代学术史的“百花园”中，朱祖希先生所著《侯仁之与北京城》，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首先，《侯仁之与北京城》是作者在长期研究和传播侯仁之先生学术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总结性成果。该书问世之前，朱祖希先生已经陆续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试论侯仁之先生对地理科学的贡献》《侯仁之先生和他的北京情结》《侯仁之与北京城》《从莲花池到后门桥——访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巨擘——记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侯仁之与永定河》《侯仁之先生九十华诞》《保护北京城的“生命印记”——记侯仁之教授》《侯仁之先生的两条扁担》《“金锭桥”一名的来历》等文章。此外，朱先生非常热心于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工作。他的公益讲座从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讲到首都博物馆，从北京的大学、中学、小学讲到幼儿园，“侯仁之与北京城”则是这数十场讲座的重要主题之一。当史实的梳理日益清晰、系统的思考逐渐形成之时，饱含崇敬与缅怀之情的文字如山间清泉汩汩涌出，最终提炼升华为这部包罗宏富的书稿，使读者得以由此窥见侯仁之先生的学术堂奥与名家风采。

其次，《侯仁之与北京城》对侯仁之先生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与城市史的学术精华和卓越实践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括，有助于读者集中认识一代大师的学术历程和社会贡献。众所周知，侯仁之先生的学术贡献并不局限于北京，但他最精彩的学术华章毫无疑问是体现在关于北京的研究方面。我们看到，《侯仁之与北京城》的上篇以《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为题，在简要叙述了侯仁之先生求学于燕京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经历之后，逐次展现了他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主要建树：清理关于北京建城的传说与史实，探索北京原始聚落的起源与蓟城成长的历史地理背景，描述北京城从燕都蓟城到汉唐幽州军事重镇再到辽代陪都以及金元明清首都的演进轨迹，阐述以城市水源与水环境问题作为开启“圣城”北京奥秘之钥匙的理论依据，全面论述元代大都城的规划布局。这些工作基本上是侯仁之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完成的，有关论著已经成为当代北京历史地理与城市史研究的基本文献。该书下篇《要真实，要发展》，描述了侯仁之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续研究北京城、保护北京城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巨大贡献。在这里我们看到，侯仁之先生论证了明清北京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剖析了海淀镇的地理环境及其与北京城市发展的关联。为了保存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侯仁之先生努力奔走、多方宣传，推动了修建北京西站时再造莲花池公园；积极呼吁保护具有八百年历史的卢沟桥以及北京中轴线的起始点后门桥，并为什刹海东岸新建石桥命名；撰写《什刹海记》，建议修复汇通祠并改设为郭守敬纪念馆；提出在青年湖建立鱼藻池公园的设想，力求展现金代宫苑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促成蓟城纪念柱、金中都建都纪念阙的修建并撰写《北京建成记》与《北京建都记》；全面论述了自元大都到明清北京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的平面设计，说明了紫禁城历代规划设计之间的继承和改造过程。

历史地理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是侯仁之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宗旨。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全面考察古今北京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三个里程碑”的学说：第一个里程碑是北京城的中心建筑紫禁城，代表的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杰作。到今天它依然屹立在全城空间结构的中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艺术财富，而且被列为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第二个里程碑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改造、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的天安门广场。它赋予具有悠久传统的全城中轴线以崭新的意义，显示出在城市建设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时代特征，在文化传统上有着承先启后的特殊含义。第三个里程碑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公共建筑群的兴建，使北京传统中轴线的北延长线成为城市轴线的“高潮”和“终结”，表明北京走向国际大城市的时代已经到来，突出体现了21世纪的首都新风貌。

侯仁之先生与夫人在北大图书馆

侯仁之先生的另一项重大学术贡献，是呕心沥血主持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关于<北京历史地图集>的一封信》，称赞这部图集“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还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模楷也”。陈桥驿先生《评<北京历史地图集>》指出：这部“大比例尺的小区域历史地图集”，“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7年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集，以距今一万年到大约四千年前的环境考古为主要内容。此后编纂的第三集以北京历史人文地理为主，同时进行了第一集与第二集的修订增补。时至今日，由“政区城市卷”、“自然环境卷”、“人文社会卷”构成的一套完整的区域历史地图集即将问世，标志着侯仁之先生所设计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整体研究计划的最终完成。

1946年侯仁之先生在利物浦大学宿舍大楼前

侯仁之先生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他在出国讲学和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遗产工作的相关情况。1985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作为第一提案人，提出了后来广受社会赞誉的663号提案，即“我国应尽早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案”。在侯仁之先生提案的推动下，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12月12日，中国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1987年12月，中国的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现了中国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到2014年6月22日，随着“中国大运河”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7项，仅次于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二。与侯仁之先生联名提案的郑孝燮、罗哲文先生指出：“每念及此，我们自然不会忘记这位被人们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的侯仁之先生。正是由于侯老有着一股对祖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无限的热爱，又有着历史地理学家独有的机敏和智慧，才会有如此大的贡献。”

综观以上各方面的描述，我们可以说：浏览《侯仁之与北京城》一书，就如同徜徉在侯仁之先生学术精品的长廊里，满目珠玑，令人感佩。

第三，《侯仁之与北京城》是一本对老师、对北京、对学术充满感情的著作。正如该书封底所写的那样：“这是一本作者怀着对老师的无比崇敬，对北京的无限热爱，以自己数十年的亲历亲受和心灵感悟编撰而成的书。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侯仁之先生对北京的起源、变迁呕心沥血的求索及其在理论上的建树，和他殚精竭虑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生命印记所做的巨大贡献，并体会到侯仁之先生是如何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在科学探究道路上孜孜不倦、一丝不苟的榜样的。”1955年7月，朱祖希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不久就聆听了系主任侯仁之先生为新生讲授的第一课——北京。从这一堂课开始，“北京”就像一颗种子，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田，也坚定了学习地理专业的信心和决心。毕业后，朱祖希先生相继在北京的城市规划、环境科学和出版领域工作，兼任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北京历史地理和城市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他在1984年发表的《北京的水资源——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获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优秀论文奖；《北京城——营国之最》一书自1990年面世以来深受读者欢迎，迄今已印行了三版。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在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起源研究的基础上，朱祖希先生1986年4月14—18日在《北京晚报》“百家言”栏目连续5天发表系列文章《北京的母亲河》，首次明确提出“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北京城与永定河之间的血肉联系以及这条河流的人文意义，迅速得到学术界与社会舆论的广泛认同；1996年的论文《整体保护北京城是维护古都风貌的基础》，在新形势下发展了梁思成先生关于整体保护北京城的思想。他的专著《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获得了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图书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侯仁之先生早期的学生之一，数十年来，朱祖希先生把宣传和弘扬老师的学术思想作为义不容辞、持之以恒的行动。除了前面提到的论著与讲座之外，他还多次发挥了助手作用。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给尚未落实政策的侯仁之先生出版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朱祖希先生主动承担了数十幅插图（包括素描图）的清绘，为这部凝聚着老师学术精华的文集顺利问世竭尽弟子之忱。2001年，北京文史馆和通州区联合举办首届运河文化研讨会。侯仁之先生委托朱先生代为整理《古代北京运河的开凿和衰落》一文，并作为他的代表向大会表示祝贺以及宣读论文。2002年，侯仁之先生委托朱祖希先生写信给北京市领导，建议把青年湖开辟为鱼藻池公园，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惊悉侯仁之先生2013年10月22日逝世之后，朱祖希先生怀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真挚情感，写下了悼文《永远的老师，永远的怀念》，对恩师的深切缅怀力透纸背、令人动容。

第四，《侯仁之与北京城》是一本对学术界传承和发展侯仁之先生的学术思想充满期盼的著作。朱先生在书中写到：“作为学生，作为热爱北京又有志于历史地理研究的后学，自然有义务、有责任把继承侯师业已取得的科学成果并将之发扬光大作为一种使命。”他随后举出几个典型例证以展现后来者的工作：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中心唐晓峰教授的研究证明，对于北京城市起源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不能以遗址论“英雄”，要从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事实去综合分析。作者自己的《营国匠意》一书显示，古都北京规划建设的匠意亦即规划设计者的精巧构思、哲学取向和艺术境界，其本源来自“君权神授、象天设都”的观念，其基石是《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的营国制度，其重要依据是历史上早已形成并得到长期延续的礼制，其制约因素来自《周易》八卦和风水理论；北京城完全是在中国人独有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导下，又按照封建社会的礼制秩序规划建设而成的，它是东方宇宙观在都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尹钧科、吴文涛研究员合著的《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系统论述了永定河的形成及其与北京原始聚落的关系、永定河下游的河道变迁、历史上永定河的水利与水害、永定河流域的地方文化等，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的真切感受，向人们展示了永定河的沧桑及其与北京城的血肉关系，以理性思考和科学态度提出了“保护永定河，唤醒母亲河”的发展思路。此外，地图是地理研究的工具，也是地理研究成果的载体。《北京历史地图集》一、二、三集的编纂出版持续了三十多年，新一代学者正在完成侯仁之先生生前制定的宏伟规划，并且继承发展着他的学术思想。

侯仁之先生是时代造就的一位学术大师，他的出现与自身的思想道德及社会责任感、中西兼通的学术素养密切相关，更与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政治、文化发展的风云际会不可分割。前贤已逝，来者可期，在感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同时，关心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人们不禁要问：下一位像侯仁之先生那样的学术巨匠何时才能涌现？从朱祖希先生这本《侯仁之与北京城》里，应当能够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