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月明

重庆市最年轻的直辖市，处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上，直辖以来，特别是代的十八大以来，重庆的经济显示良好的发展活力，今年重庆GDP增速和投资结构都积极向好，尤其是随着渝新欧国际铁路上升国家的战略，搭建了快捷的物流通道，在重庆形成了三个枢纽，三个综合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的开放平台，为重庆构建内陆开放高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庆打造的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枢纽中心，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金融的增长值占全市GDP的8.6%，居全国第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控制在0.45%，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是多年来打造良好经济环境所取得的成果，这也是大家共同合作的结果。

十年以前重庆整个金融生态是非常非常混乱的，通过多年银行跟企业界的共同努力赢得了比较好的金融生态。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内陆的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和科学发展示范窗口，五大功能定位，按照市委的要求，两江新区正在努力成为重庆改革发展的领头羊，2015年上半年两江新区的GDP增长13%，进出口增长是41.6%，各项经济指标都保持了非常高的增速，近年来金融业也成为了两江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支撑，得以迅速增长，GDP占比达到11.5%，贷款余额占全市的1/3，金融要素在两江集聚，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进入试点。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发布的活动是第一次在西部举行。“应对挑战 转型创新”的主题集思广益，共谋合作，共谋发展。我相信随着中国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升级，一定会在新常态实体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演讲者系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嘉宾演讲

侯云春：充分发挥银行在新常态下撬动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的杠杆作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逐步的发育过程中。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作用尤其重要，防止金融发生风险、危机也特别重要。金融工作的很多领域，实际上是用宏观经济的视野来搞微观经济的操作，用长远的眼光做眼前的事情，用发展辩证的思维来辨别优劣强弱。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银行肩负着一个特别的使命——撬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

2014年5月，习总书记提出要主动适应新常态以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对于新常态的认识和感受都有一些变化，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变化。

第一，对新常态的内涵认识越来越深刻。刚开始讲新常态，大家感到新常态也就是经济增速由过去三十多年的两位数的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实际上，经济增幅放缓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的内涵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全面提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要从过去的中低端提高到中高端。经济速度不放缓，就没有办法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结构得不到调整和提升，就是原来经济上的衰退。

第二，对于新常态带来的挑战和困难感受得越来越真切。过去我们的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都是两位数增长，最高的2007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2.41%。但在2014年降到个位数。现在带给我们的变化，是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面临的压力。2015年1～8月份财政支出增长13.5%，其中8月份支出25.9%;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1%，其中7月份下降了2.6%，1～7月份整个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了2.3%。我们的苦日子、难日子、紧日子才刚刚开始，连财政部长也讲今后五年将会是痛苦的困难时期。

第三，对于新常态带给我们的机遇、前景方向看得越来越清晰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一要去杠杆、去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全球新建的住房竣工面积一半在中国，尽管房地产市场从4月份以来有一些变化，房地产的销售回暖（房地产的住房销售额增长了13.4%，住房面积销售面积增长了6.1%）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其主要是在消化库存，不代表房地产真正调整到位出现回升。二要去过剩产能，传统的产业调整要到位。GDP相当一部分也是房地产“盖”出来的，老百姓手上的钱60%用来买房了，银行的钱60%用在房地产商的，产能60%是为房地产服务的。房地产的调整要求其他建筑行业要调整，这种调整过去多少年都是增量调整，这一次的调整不仅要动“增量”还要动“存量”，必须加快一部分企业产能的市场退出。三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扶持新经济的发展壮大。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标志。可喜的现在各个行业的互联网+，新材料、新设备、新领域，特别是服务行业发展速度在加快。

在当前形势下，要做到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促改革。

“稳增长”是一个基础，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容易使消费者、投资者失去信心，而且经济增长稳不住也能使风险集中暴露出来。“防风险”是一个前提，一旦发生风险，就会是金融风险，那个时候将一事无成，我们要守住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惠民生”是根本目的，是我们发展的动力。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不能再依靠出口拉动，尽管我国的出口份额在全球中还是在提高，但是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因此主要还得靠内需，靠满足民生各个方面的需求。“促改革”是关键，最根本的是调整结构。调结构实际上是指创造性的破坏，把资源要素从产出效率低的部门、企业释放出来转移到效率高的部门、企业、行业手里去，说到底是企业结构的调整，因为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结构的调整建立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我们国家问题不在于好的企业、优势企业找不到，而在于劣势企业、僵尸企业死不了、退不出。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能够使资源要素在市场上、在配置上决定作用的一个体制机制。

对于银行来说，在企业结构中肩负特殊的使命，银行是嫌贫爱富，催生催死，让有希望的、符合经济发展方向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企业产品快速成长起来，让那些不适合社会需要的、丧失了竞争优势的加快死亡的脚步。这就需要银行慧眼识珠，有特别高的鉴别能力，扶持优势企业加快发展。因此，对于银行业提我的几点建议。

第一，在结构调整中要注意从全局，从新常态的要求去发现，去鉴别哪些企业应该积极扶持加快发展，哪些企业应该促进他们退出市场。

第二，大力支持企业的兼并重组。对于企业来讲，新常态对优势企业是机遇，因为可以实现低成本的扩大。企业可以兼并重组别人说明有本事，能够被别人看上的企业说明有价值，作为银行、金融机构应该支持加快这样企业的兼并重组过程。

第三，要特别注意防止金融风险。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下，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最先表现的是在金融方面，这些年在金融领域积累了不少风险。稳健经营在任何时候都是银行业必须特别注意的，要把它放在第一位。

第四，银行业要发展一定要和互联网紧密结合起来，紧紧拥抱互联网。现在的金融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在我们国家引起热议。从根本上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公开、透明、信息对称、高效、低成本，本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来实现银行的转型升级、提高服务质量、创新金融产品。之所以在中国互联网金融特别热，这是因为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系统，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到位，没有形成充分的竞争。是互联网公司利用互联网对金融业的“插足”，使银行金融更加自觉、主动的运用互联网，使得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银行要进一步开发金融产品，搞好金融服务，让企业能够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银行和企业应建立共生共融的关系，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中国经济新常态赋于了银行业撬动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一个特殊使命，中国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结构的调整对银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祝福银行业，特别是有竞争力的银行在大规模调整中，在新常态下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为优化企业的兼并重组，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演讲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王君：好的银行应该是受人尊敬的银行

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机遇，如果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可能建成一个文明、和谐有创造、发达的国家，实现崛起的梦想，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梦想。

但是目前发生的情况，也让我们看到，要实现这样的梦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从吃的食品安全，到空气呼吸，到所处的环境，以及资源能源的节约或者浪费，所有的方面都不能乐观，而且出了问题，也对世界的经济、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所有问题的背后，比如房地产产能过剩的问题，都能找到银行的影子。基本上所有的产能过剩行业、僵尸行业，背后都有银行在提供助推的作用。

所以把银行办成好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首先，受人尊敬的银行不仅仅只是体量大。从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历史走出来，中国银行业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追逐规模市场份额，在这样的驱动下其实掩盖了很多问题，造成了很多扭曲。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战略定位存在问题，趋同现象仍然存在，差异化的竞争还没有真正形成，所处的金融环境还有很多非商业的因素在干扰。

其次，银行一定是知识性、学习型，形成完整、系统的培训体系。在中国的银行业很少能找到自成体系的培训做法，往往是做一个预算，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但是不能让员工形成结构合理的、和本行业务密切结合、和战略结合这样一套战略学习体系。要想成为受人尊敬的银行，银行首先要尊重自己、尊重员工。我们看的中国不仅仅是银行，企业也是如此，“命运+控制”的管理方法。这种体系的特点就使得员工不管是几千几万人，很难形成每个人都是受尊重、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维的个体，然而这些“个体”才是银行创新、风险管理、制造业绩的最根本的元素。如果不能形成体系，原本能实现的各个轮子都能驱动的情况很难实现。

第三，好银行要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办成绿色信贷的银行。但是在中国除了极个别的银行以外，绝大多数的银行还把“绿色信贷”视为一个口号、一个标签，作为公关企业形象提升的手段。在中国目前的阶段，如果不注意由银行信贷导致的环境影响、破坏，注定银行在未来要受到谴责。需要包括产品开发、人员培训和全体员工上下形成共识，凡是对社会环境、人民的福利造成不利影响的业务坚决不做。

最后，把银行办成受人尊重的银行，政府监管者要尊重银行、尊重银行家。绝大多数银行的高官还是把相当多的时间用来搞政府关系，跑监管部门。诚然，必要的沟通协调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也是银行家所拥有的素质。但是过多的时间花费在政府公关上，不仅是时间资源浪费，银行也难以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未来形成好的银行体系和受尊重的银行，一定是一个尽可能脱离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的过度干预，允许银行收购兼并形成竞争力，这样就有希望未来的中长期有更多的好银行、受尊重的银行以及受尊敬的银行家出现。

（演讲者系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金融发展局原首席经济学家）

楼文龙：强化管理，转型创新，在服务“三农”和区域发展战略上取得新成效

作为一家国际性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要有自信，要有战略，要有前进的动力。关于风险防范，大家都在参照巴塞尔协议，从巴塞尔Ⅱ到巴塞尔Ⅲ。但是，我认为我们也要根据国情和市场行情，有些太先进的理念，可能于中国国情并不相符，会束缚手脚。现在中国银行业的规则制度不一定是越“先进”越好。中国的银行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以外，基本上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大部分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与国际大银行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他们适用同样的监管制度，这明显不公平。

但是我们还是应要有自信、有战略。我们的中国工商银行在世界上是很有名气的，这说明我们银行规则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这要感谢央行和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在监管规则制定和引领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我们中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小银行都经历了考验，而且一家不倒，这就是监管引领的效果。

那么，农业银行到底是不是好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银行，让我来一一道来。

中国经济正趋于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新常态，宏观经济与金融形势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变化，我们的市场也在与时俱进，一天不学习都不行。那么农业银行是怎么学习、怎么研究的呢？农业银行根据当前的新情况、新要求，按照中央对农业银行服务“三农”国家队的定位与特色，主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总的来看，就是集团协同、区域联动、整体推进、比学赶超、强化管理，加大经营转型和管理创新的力度，管理的创新可能比其他创新还要重要。

对农业银行的战略，介绍两点农业银行的做法。

首先，立足“三农”定位，创新联动支农模式。农行按照“三农”的定位，把握新“三农”、大“三农”的发展趋势，制定了“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的“三农”服务发展理念。我们分别围绕渠道联动、城乡联动、行司联动、内外联动和扶贫联动，积极探索服务“三农”的新模式，激发服务“三农”新动力。

怎样实现联动呢？我们认为没有渠道就没有服务“三农”的基础，农业银行把县域渠道打造好就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现在构建物理网点，摆放自助银行，安放“惠农通”工程设备和互联网建设，加强“四位一体”的渠道建设，力争使我们的农民兄弟和农村老百姓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尽管农民兄弟的收入、交易额度不大，农业银行一直坚持投入，一直坚持做好相关服务，这是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社会责任的一个结合点。

城乡联动，我们通过客户、产品研发，通过城市业务反哺农村业务。我们通过激励考核和资源分配，把城市业务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支持给我们以“三农”服务为主的一些支行。

行司联动，通过我们的平台，推动信贷、租赁、基金、保险联动。最近我们与吉林省签订了一个农业机具租赁的10亿元合作协议，支持一些家庭农场、大型农场等，因为这些客户流动资金不够，也买不起，可以租我们的设备，通过租赁联动来支持“三农”。

内外联动，我们主要和政府开展银政、银企合作，探索了不少有效的模式。比如，甘肃的“双联贷”，政府财政参与组建担保公司，这种模式也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认可。还有内蒙的“强农富农贷”、江西的“财银惠农贷”等等，这些模式我们认为有利于发挥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和中介优势，更有利于发挥政府和企业的协调优势和风险保障优势。

扶贫联动，我们把扶贫与县支行的竞争力建设相结合。有些县支行不愿意做的项目，风险大，效益低，做一单业务有时候成本都不一定收得回，但是农业银行总行出台政策给予补贴，尽量争取政策化与商业化相结合。

其次，服务国家区域战略。我们现在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如京津冀战略、长三角战略和粤港澳战略等，努力研究境外境内分支机构怎么联动。以长三角联动为例，我们成立了上海管理部，先从公司业务开始，包括自贸区业务，三省一市先联动起来，现在初步看效果不错。有些联动可以作为信息了解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另一方面是给他们提供包括自贸区业务在内的“一条龙”服务。农业银行接下来会在金融市场、资产管理、零售业务等条线加快推进，力争在上海做实“三大”，即大客户、大项目、大行业;做好“三化”，即市场化，国际化，综合化。探索全方位集团协同联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老百姓服务。

（演讲者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刘晓春：互联网金融的下一步发展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下一步该如何发展，我想用佛学中的一个词来表达我的想法——“真空秒有”。互联网金融怎么做到“真空秒有”，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产品和服务。作为金融企业，银行的产品服务可以看成“有”。而互联网金融的关键在于产品的设计、服务的设计能不能起到真正的资源配置作用和资金流通的作用。互联网金额产品的根本还是要立足于金融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一些花拳绣腿。客户是到网上是来办金融业务的，不是来体验愉快的游戏，产品服务才是真正主要的东西。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产品来讲，要破除以一个产品打遍天下的迷思。互联网销售保险产品上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保险业务不仅仅是销售保险产品，在后面还有更多的保险产品的设计、精算，也包括销售以后保险的投资。这些产品服务怎么能够实现互联网化，不仅仅是通过销售业务来实现，要反互联网思维，回过头来要用一个网为一个企业，或者为一个企业群来做，而不是做一个平台让所有企业上来做。

第二，企业内部管理的互联网化。做互联网金融，从银行来讲，内部的整个管理都会互联网化，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服务，提供产品，金融互联网产品的服务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够效率和效益的。

第三，互联网金融的成本。我认为关于互联网金融低成本的问题是一个假面问题，在互联网网上传递信息是成本低的，但是要维护传递信息成本低的基础，我觉得成本是不能低的，特别是年轻人要搞互联网金融认为这是成本低的，一个企业无论是层级的也好，还是平面的也好都有组织体系，组织体系本身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能源的安排上是在科技上还是在业务上也是成本，包括为了防止光能、电线被挖段也需要成本的投入，怎么保持互联网可持续的向前发展，成本考虑的，不能以为互联网金融是低成本的，怎么有效的配置成本？特别是配置人才，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十年前和支付宝的先生有一个对话，他管支付宝，我在农行管电子科技业务，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社会投入、管理中心投入越来越大，他当时有一个困惑，因为是搞科技的，科技代替人，为什么人越来越多？这是搞科技的一个误区，科技发展提高了效率的时候不等于人用得少了，人要做事要吃饭，科技的改变就业的方向、工作的方向变了。以前用现金的时候，一个月去一次把现金提出来，现在有了微信、信用卡支付的次数多了，但是银行来得少，对银行的客服要求多了，柜台的人员减少了，客户、科技人员增加了，这方面都要拓出原来想当然的想法，特别是在自身做互联网金融的时候。

第四，风险控制。互联网是一个公共品，不仅是经营的一个工具，对信息的扩散能力、渗透能力非常强，对金融领域也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扩散能力、渗透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两个结合起来优势扩散得很强，风险 也会扩散得很快很强，互联网有运行、监管的风险，无论是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要有信心科学的严格监管，在科学严格监管的条件下来发展互联网金融。

如果能够做到这四个方面，我想互联网金融能够实现真空妙有。

（演讲者系浙商银行行长）

陈晓燕：依托转型创新应对挑战

中国的银行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在挑战中谋生存，在变革中求发展的，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再到国际公众持股公司，从资本不足、不良贷款率高企到跻身国际先进银行之林，从以存贷汇等传统业务为主体到构建形成跨境跨市场的全功能业务平台，转型和创新一直是国内银行业发展变革的主要抓手。

今天，我们身处巨大的时代变局之中，挑战前所未有：首先，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提速意味着新旧经济形态和产业链条的更替，由此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不良贷款的上升，信用风险和资产质量管理承受压力;其次，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趋紧，银行在资本金标准、流动性管理及合规经营方面面临“严约束”，必须加速向提升经营效率的内涵式发展转型;第三，金融改革深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完成，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加速发展，将进一步挤压银行传统业务的盈利空间;最后，“大云平移”技术，即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根本性的改变了商品的流通与交易模式、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支付方式，互联网金融业态也从金融企业“触网”发展成为电子商务企业、通讯企业、互联网企业跨界等类金融、泛金融的形式，因而信息技术已不仅仅是银行业务处理的工具，更成为推动银行业务经营与管理模式再造的重要动力。

商业银行是配置金融资源的主要力量，在引领时代变革、创造社会财富和巩固国家金融安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个时代变局中，我们的挑战还来自于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从社会金融需求的满足，从新兴金融业态的稳健发展，到金融体系创新活力的充分释放，都离不开银行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面对前所未有之挑战，中国银行业只能以变应变，以改革突破瓶颈，以转型激发潜力，以创新驱动发展。我认为，新时期商业银行的创新转型有以下三个重点：

一是风险管理转型和信贷管理创新双管齐下，实现发展质量的新提升。

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都经历过改制前不良贷款率高达前两位数的痛楚，深知资产质量是业务发展的基石，是经营转型的前提。在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要稳定资产质量，需要双管齐下，固本清源。

“清源”是要把握新常态下业务发展的新规律、新特征，建立全周期、全流程的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实现信贷风险与非信贷风险、表内与表外风险、融资与投资风险的统筹管理。

“固本”则是要立足于实体经济转型以及产业和区域格局变化，优化信贷投向，创新信贷管理模式。当前，国家正在努力创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小微经济正在成为经济体中发展最快、活力最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和PPP融资模式的推广，一些优质的民营私营企业未来可能成为所在行业的龙头企业。商业银行支持“小”客户和非国企客户，不仅仅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更是分享经济转型红利的重要抓手。当然，在调整信贷投向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发低门槛、便捷化的线上业务渠道与低成本、标准化的产品服务，才能从长尾客户中发掘业务增长潜力、开拓盈利空间。

二是以国际化、综合化和信息化为突破口，实现业务的转型升级。

在国际化综合化方面，不仅要围绕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多层次金融市场创建的大格局，建立跨境、跨市场的业务网络，更重要的是找准最具发展潜力和联动效应、最能切合社会发展脉搏的业务条线和重点区域，例如，“一带一路”沿线的境外机构，可以在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寻求业务发展机遇;又如，在居民财富结构调整和客户多元综合的资产运作管理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资产管理与服务类业务会成为未来银行业务体系的重要支柱，因此过去各资管条线分头发展的模式也要被全市场、全客户、全价值链的资产管理与服务平台所替代。

在信息化银行建设方面，则是要按照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整合创新、智慧管理和价值创造的原则，将大数据、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深度应用到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依托平台化经营，建立开放、快捷、个性化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推动服务模式升级;通过互联网信息获取与大数据技术运用，推动管理体系再造，实现由靠人力、靠条规、靠经验为主的管理方式向以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判断、精准化管控的新型管理方式转变。

三是以转变客户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机制为切入点，深层次推进经营改革创新。

改革和创新是转型的催化剂，也是转型的本质内容之一。未来银行的转型发展要依托改革创新突破发展道路上的瓶颈。与转型相配套的改革创新要点很多，但我认为其中有两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客户和产品。首先，客户服务模式改革是基础工程。客户是商业银行最为宝贵的资源，也是银行转型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何更好服务于客户是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互联网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改革客户服务的契机，将来银行对客户的营销服务要打破传统封闭和单点式的模式，向开放式、社会化方向转变，积极通过线上平台互动社交功能运用和线下商圈建设，主动融入客户的生活场景和社会关系圈，围绕客户需求改造业务与管理流程，增强对客户个性化金融解决方案实时定制服务能力，构建起银行与客户之间互利互惠、高度黏合的新型生态关系。其次，产品创新是重要引擎。伴随着经济金融和技术环境的变革，差异化、个性化金融消费需求将成为主流，标准化的产品、同质化的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产品吸引力和竞争力将成为决定银行业务转型成效的关键要素。未来是消费者主权时代，因此银行要彻底改变“以我为主”的产品创新导向，更加重视客户体验，增强客户在产品研发、投产、推广全流程中的参与度，适应新时期产品创新“短频快”的要求，积极建立“迭代式”等新型产品研发模式，全面提升产品的市场适应力和客户粘合力。

（演讲者系中国工商银行资产管理业务总监）

杨涛：当前银行要思考四方面的关系

怎么衡量银行是不是好？有一方面是技术、制度方面的标准。

技术更多衡量银行在漫长的历史周期变化能不能成为长青树。比如日本在90年的时候按资产来算全球十大银行还有7家，在2000年的时候还有2家。在漫长的历史转变中，可以看到巨无霸很有可能消失在未来的长河中。制度上什么是好的银行？在当前金融经济格局下，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需要对银行部门有一个外部的机制，不能因为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导致错误的决断。对于一家银行来说，从长期和短期来衡量，是短期利润为主，还是长期营造更长的生态呢，这需要外部的机制来评判。

在商业银行当前的发展背景，我认为有四方面的关系特别值得思考：

第一，银行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从宏观层面来讲，无论是直接经济还是间接经济，不可否认在未来宏观经济有很多矛盾值得思考，比如社会融资总额与银行信贷规模的偏离等等，这些问题表明宏观经济存在一些结构矛盾。从微观层面来讲，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更多是需要构建一个共赢生长的状态。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银行业积极的向企业放贷，一旦出现了风险和问题，商业银行首先肯定是抽贷，然后企业也开始耍赖，最终形成恶性的生态。

第二，综合经营与特色化经营的关系。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主要的国家对综合性经营进行反思，实际上体现在金融控股公司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主要部门从人才部门也开始削减。从全球来看，很难简单判断总体趋势潮流是怎样的。从国家现在来看，多数的银行在法律层面上还没有落到实处。但是从现实层面上，大家直接和间接都在向综合性领域靠拢。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业并不一定需要跟着全球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体的不断提升，商业银行如何发挥主导作用是很关键的。对于综合经营的大型机构来说，更重要的是跑马圈地，实现不同功能之间的布局协同。但是综合性经营也不一定就是整体向必然的一个趋势，是做大超市还是做小超市，是每个银行值得思考的。

第三，线上和线下的关系。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产生一个巨大的挑战，正是因为在经济周期下行的情况下银行年报不太好看，所以大家想更多的突出互联网金融的业绩。现有的各个上市银行互联网金融的业态布局，实际上停留在一个跑马圈地的阶段。首先概念比较混乱，业务边界不太清晰。一个是功能渠道的替代，比如电子银行等等，或者大力发展移动支付，或者是线下的融资走到线上，或者间接进入P2P。未来银行业发展互联网金融更多的应考虑背后的技术以及可能带来的变化。当前时代带来影响的是信息技术，未来可能是物联网，都是为了围绕客户消费者的需求，打造一个大的平台。

第四，从商业银行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更多需要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主要是更好地面向当前金融体系中的短版，仍然是红海业务+蓝海业务。红海业务仍然是靠投资拉动，靠规模拉动，商业银行该怎么改善对大企业、大项目的支持是值得深思的。针对消费者的蓝海是消费金融和财富管理，是便捷智能的支持，是面向消费者的金融，这些业务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的短板。另一个针对小企业的蓝海不仅是资金支持，而且是对协同化的谋划和支持，我认为在这个领域，最容易实现银行金融，互联网跟产业的融合，未来能够融合到不同的产业链不同的环节中。

（演讲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

周立：创新驱动发展 变革拥抱未来

针对商业银行的转型创新，谈一谈以下两点内容。

首先，商业银行是一个传统古老的行业，但是商业银行的创新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银行的功能、社会角色在不断地演绎变化，从现代商业银行代表行英格兰银行算起，一开始从保管衍生出基础的传统业务，发展到现在银行已经成为提供丰富多彩的、综合性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成为市场经济的中心。在这样的进程中，它的重要推手就是互联网。可以说商业银行的整个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需要一定的环境，所以时快时慢。中国银行业近几年的创新特别深刻、震撼、有影响力。从业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离开银行五六年，再回到银行工作很快就能适应。但是现在的五年前离开再回来，你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应和陌生感，因为新的东西太多了，从经营理念到服务方式，到产品到整个战略，包括现在耳熟能详的结构化融资、P2P、ABS、产业基金等等，这些过去在中国银行业是很陌生的概念，这几年全出现了，而且发展速度很快。

其次，商业银行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刻的变化，创新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竞争是创新的重要驱动，监管是创新的重要保障，科技是创新的重要支撑。目前面临的竞争者，除了互联网金融的“搅局者”，包括十年前WTO引进了投资银行，在现在这样的市场上银行金融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会出现必然的分化。这几年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习主席也讲“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2015年是中国金融法律创新的一个重要年度，已经实现了基本上的利率市场化：可以自由定价了，取消了存贷率考核，改善了人民币弹性汇率的机制，存款的统计也发生了改变。监管部门对整个银行创新是鼓励和提倡的，一行三会从上到下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对为我们行业的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制度环境和发展环境。同时，也必须看到科技是重要支撑，没有科技手段的创新是没有层次的创新。在当前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时代，要改善客户的体验，提高客户的服务体验，这些科技手段必须是重要的载体。

（演讲者系平安银行行长助理）

王乃祥：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及其有效化解途径

银行业不良资产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出现了上升势头。

1.不良贷款持续反弹。银监会披露数据显示，2015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919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094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较上季末上升0.11个百分点。

2.不良贷款双升成为常态。根据上市银行半年报，截至今年6月末，16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8841亿元，比2014年末增加181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31%。此外，值得关注的是，16家上市银行还有高达1.9万亿元的关注类贷款。16家上市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已达1.6万亿元。

总的来看，我国银行的不良率总体还在2%以内，而国际上许多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突破了2%，比如大摩、花旗、富国、汇丰、法巴、巴克莱等，不良率都在3%以上。所以从国际范围内来看，我们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并不算高，而且我国银行的资产拨备覆盖率较高（行业均值为198.39%），完全有能力覆盖风险。

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

从不良贷款余额来看，自2011年四季度至2015年6月末三年半间，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上升230%和332%;从不良贷款率来看，2011年末至2015年6月末，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从0.80%、1.60%上升至1.37%、2.20%。

银监会表示要把遏制不良贷款的快速上升，作为当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监管层表示，既要及时处置存量不良贷款，积极防范新增不良，切实做好不良贷款的动态管理，又要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

不良资产的有效化解途径

1.法律诉讼：传统的处置方式，是金融机构维护权利、实现回收的基本方式。各家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都普遍采用的处置方式，也是其他处置方式的基础。

2.债务重组：和债务人和当地政府的谈判，通过债务金额、期限等方面的重组，完成最终和解和处置。在政策和盈利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目前某些商业银行也在采取此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

3.债务转让：通过价格折让的方式将不良资产快速处置给社会投资者。以价格换时间，通过让利给社会投资者，金融机构实现资产处置。

4.批量打包处置：按照财政部、银监会《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批量打包处置的方式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普遍采取的快速大量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缺点是处置价格较低。

5.引进国际资产：利用境外投资者的资金和客户资源优势，将不良资产转让给国际投资者。此种处置方式既能实现金融机构较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的需求，也能实现处置价格的市场化。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普遍采用。

6.资产证券化：通过资产证券化既可以实现不良资产快速出表，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未来回收。各大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均已经采取该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商业银行也在尝试采取该方式处置不良资产。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优势

针对不良资产的不同处置方式，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可以提供多种服务方式。

1.债务转让：北金所可以利用信息平台优势、投资者资源优势协助金融机构发现投资者，并可以通过为投资者提供融资集成服务帮助实现交易。

2.批量打包处置：北金所可以帮助各金融机构通过定向招投标的方式实现不良资产向资产管理公司的剥离处置。

3.债务重组：北金所可以通过向债务企业、当地政府提供融资集成服务的方式，帮助实现和解方案。

4.法律诉讼：北金所可以利用投资者资源优势，通过向司法处置程序推荐投资者的方式协助债权人实现最大回收。

5.引进国际资本参与处置：在取得政府批准、备案的前提下，北金所可以帮助金融机构通过国际招投标的方式实现引进国际资本参与不良资产处置。

6.资产证券化：北金所可以为各金融机构提供通过资产证券化处置不良资产的综合服务，并可以为私募证券化产品提供转让平台。

（演讲者系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董事长）

严盛炜：以第三方的角度看当前的中国银行业

从一个四大会计师的角度谈一下看法。安永跟内陆银行业最初的接触要追溯到1997年，第一家客户是外资银行的大陆分行。那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一样，一开始都没有内资银行客户，都是从外资银行分行开始。四大和内资银行开始相互接触的时候都非常谨慎，双方都有顾虑，一方面是担心风险高，另一方面是担心不了解国情，总而言之，担心无法完成审计，不能按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然而这都是过去了，现在，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众多的城商行都已经成为四大竞相追逐的优质客户。这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资产质量的提高和风险管理的提升，这一切很大程度改变了外人包括四大在内对中国银行业的看法。

安永每一年都会出具中国上市银行的报告。我们就基于上市银行这个整体看一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首先，2014年上市银行平均净利润增速首次降为个位数，较2013年增加7.9%，这个增速比2013年的13%下降了5.1%。这主要是因为各银行都加大了贷款拨备的计提力度。如果不考虑资产减值损失对净利润的影响，2014年度21家上市银行资产减值前营业利润的增速为16.4%，较2013年的增速还提升了3.4个百分点。这说明银行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不是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是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一直不缺少速度。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不常用的数据看一下。2006年国内银行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可以享受国民待遇，可以设立法人银行。那个时候国内很多银行担心“狼”来了，担心内资银行受不了外资银行的冲击。然而事实情况如何呢。2006年的时候，外资银行在国内市场份额大约为2.1%。而到了2014年，根据银监会的报告，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只有1.6%了，还不如开放前呢。是外资银行发展慢吗，不是，是中资银行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在这么快的增速下，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能不能跟上成了银行的首要问题。2014年末，21家上市银行加权平均不良贷款率从2013年末的0.97%上升至1.21%。而这还不包括上市银行较上年多核销了人民币1，000多亿元的贷款，增幅达140%多。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多核销的贷款，今年不良贷款率还不止所披露的1.21%。此外上市银行总体关注类贷款也比比2013年末增加了42.7%。而在外资银行这边，虽然不良率近年来也有较大幅度上升，但是2014年末的不良率还维持在0.8%，比上市银行要低很多。我认为，这其中和外资银行在国内的风险偏好和发展战略也密切相关。去年甚至是前年开始，接触的许多外资银行中有不少就已经主动地限制贷款的发放规模，并加强贷前审核和贷后审查的要求，有一些甚至是开始只接受总行统一授权的集团客户，他们牺牲业务规模的增长而把更多精力放在控制信贷风险方面。换言之，和大多数中资银行都期望做“大”银行相比，外资银行更加看重于做一家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好”的银行。怎样从做“大”到做“好”可能是目前经济形势下国内银行可以思考的一个转型方面。

其次，银行业的另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资产证券化的迅速发展。2014年，中国全年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人民币2，800多亿元，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2005年至2013年间试点发行量总和的3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可以盘活存量信贷资产，带来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机会，还有利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风险资产规模，提升资本充足率水平，同时也拓宽了融资渠道。这能够同时帮助银行解决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两方面的问题。然而即便以2014年的数字来看，资产证券化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14年底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量仅占到整个债券市场发行量的4.7%。相比之发达市场，例如美国2014年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量占到整个美国债券市场发行量的23.9%。这其中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2014年底及2015年初中国迎来了证券化市场备案制加央行注册制，证券化规模有望加速扩容，业务常规化发展，未来发起机构、产品类型、结构设计和交易场所也将进一步多元化发展。此外，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还有利于银行提升信贷资产定价能力，更好地应对利率市场化。银行应进一步提升产品设能力以及业务运作效率，抢占市场发展先机。如何结合政策和自身情况，充分利用资产证券化和其他金融市场产品从做“存量”银行到“流量”银行是当下银行需要研究的另一个转型的问题。

最后谈一下互联网金融。与其说是对银行业的冲击，不如说是它首先给人们带来的感受的变化是巨大的，的确改变了生活，现在有多少支付是通过手机而不是现金和银行卡，出门带手机不用带钱包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余额宝产品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理财习惯。一谈到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很多人想到的是渠道支付、社交媒体、大数据、云、还有诸如人脸识别等等的技术变革，而我今天想谈的是另一方面。我认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相较于传统银行业最大的优势是他们的企业文化和组织管理结构。大部分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定位首先是互联网企业然后再是金融，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看一家企业不是主要看它做什么而是看它怎么做，看它做事的思路。许多互联网企业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危机感。这不仅仅是行业中那些初创企业也包括龙头企业，这个行当的从业者都清楚，可以在短短一两年间估值翻个几十甚至上百倍，也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被人赶超甚至击败而退出市场。这决定了互联网企业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是“拼”。如果你接触过一些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就会不难感受到，上至公司管理层下到普通员工，做事都非常“拼”，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因为不发展、不进步就意味着很快被击败被淘汰，这和传统银行业是不一样的。我有机会和一些互联网高层接触，你知道他们和你一起吃饭的时候最喜欢谈的是什么，除了经济形势和企业管理，是你有没有用过他们的最新产品，他们会直接手把手帮你在手机上下载他们最新推出的应用，教会你使用，然后下次见面就会问你用户体验怎样，谈到他们的产品总是是滔滔不绝而又如数家珍，而且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汗啊。这就是互联网习惯。想想如果这样的企业要搞金融，要和他们竞争还真是有压力。其次是他们扁平化的管理结构，我参加过一些他们的会议和讨论，最深刻的印像是高管和下级员工经常出现在同一个会议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建议，级别相差很大的管理层就同一个问题直接讨论甚至争论，他们组织会议的宗旨是相关性，和级别无关，所以可能一般在不同级别开几个会议研究的事可能一个会就搞定了，因而有很多看似很困难的问题和想法都可以最终很快得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很多创新，包括余额宝等在传统银行业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不是缺乏技术和能力，而是管理结构和决策速度。就拿余额宝打个比方，从推出时获得巨大成功到现在很大程度上被银行同质产品削弱仅仅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产品的黄金生命周期很短，如果内部研究和决策的时间一长，产品的价值就会大幅度下降。产品生命周期短，如何以最快速度推出新产品是互联网金融的一个特点。当然，互联网金融的企业相比银行业也有相对的不足之处，过度的危机感，一味的追求创新和速度会给风险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也会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但是对银行业来说，怎样借鉴互联网的文化和管理体制中的优势和精华，而不是仅仅从技术手段和业务层面上实现互联网金融是转型中值得好好探索的另一个领域。

（演讲者系安永金融服务部合伙人）

张越：商业银行如何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

今天我想在这很有限的时间里专注于两个问题：第一，互联网+时代，银行会变成什么样子？第二，互联网+时代，传统银行如何应变？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有三点想法：

第一点，您所熟知的很多金融产品将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因为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以及跨界合作将带来银行产品的深度创新。

举个例子：这是澳大利亚CBA银行的一款房贷产品的APP。客户看见心仪的房子，用手机拍照。APP中的图片比对功能可以迅速识别这是什么小区，并给客户显示出这个小区的房屋价格、其它在售房子、历史交易价格、房屋所在区域的人口数据、收入水平、犯罪率等， 如果客户感兴趣，马上可以在APP上联系中介，并且可以在APP上预申请房屋贷款并预约银行的贷款经理。这样的房贷产品无疑将给客户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然而，这样的产品会需要银行以客户为中心在产品设计、运营流程、技术支撑方面做出深刻的改变。而且，这样一款产品将需要银行进行跨界合作：与房地产交易平台、房屋中介、技术创新公司（例如图片识别与比对）、政府机构等等。当然，这样一款产品要求银行能够做到线上与线下的无缝对接。

第二点，数据将贯彻银行价值链的各个主要环节。

您可能会问，我们银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天天跟数据打交道，这里有什么变化可言？ 是的，银行业拥有海量数据。但是，数据的应用还存在相当大的潜力。 试问：

我们在用数据洞悉客户，做精准营销、客户细分和预防流失方面还有没有提升空间？

我们有没有用数据指导渠道和介质的建设，例如个性设计、功能优化和多渠道整合？

我们有没有充分地基于数据做产品与服务设计，例如产品创新、非金融增值服务和个性定价？

我们有没有充分发挥数据的力量进行风险控制，例如优化模型和算法、管理不良资产、识别欺诈异常？

我们有没有让数据支撑我们的运营交付，例如优化管理渠道、优化流程、提升产能？

“大数据”已经成为了热词，但究竟“大”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这个“大”是体现在当数据海量可获、处理技术日益精进的时候，数据能够以更快、更准、更低成本的方式支持银行业的转型与发展。这是银行业在“大数据”方面必须抓住的机遇。

第三点，银行的传统业务领域将充斥着跨界竞合。

银行业将成为更开放的行业，不仅是持牌机构，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跨界竞争。这张图是我们全球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一个研究的总结论：在传统银行的各个业务领域， 在客户与银行互动的各个价值链环节，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与创新都在如雨后春笋版的涌现。未来，我们今天的银行业原住民将会与这些选手在各个角落竞争、合作。银行业将面临更高层次的重新大分工，生态、平台、跨界将是您会时时听到的关键词。

在讨论第二个问题之前，我们想先介绍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银行业务是异常复杂的，为讨论方便，我们把银行业中的所有活动简化为两个部分：

第一，业务模式，其中包含了客户、产品、渠道、区域，这是在回答一家银行“做什么”的问题。

第二，运营模式，其中包含流程、IT，体制机制、核心管理职能，这是回答“怎么做”的问题。

在这个框架的指导之下，我们总结了波士顿咨询在全球45个国家的项目经验，发现有6件事是各个银行在转型的过程中都难以回避的。

1.重塑客户旅程，即客户与一家银行在完成一个业务时的互动方式与历程。

2.精简产品与服务组合，即清理货架，给客户真正最需要的，而不是所有他可能需要的。

3.“端到端”精益流程优化。传统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的流程优化是“部门银行”现实之下的产物，但是，流程的繁冗浪费往往大量存在与环节之间与部门交接处，如果不能“端到端”地看问题，流程优化很容易事倍功半。

4.建设数字化与自动化运营大平台。 中国的银行业有百万级的柜员大军，此外各家银行的后台中心、呼叫中心等交付与服务单位还有为数众多的自有员工和外包人员，日复一日地完成这大量低价值的处理活动。而另一方面，客户的维护、服务、交叉销售等活动却因为人员不足而难以充分展开。中国银行业亟待进行人员结构的调整。互联网时代，建设以技术和数据为支撑的运营大平台势在必行，也是大势所趋。

5.体制机制改革以适应互联网时代。这是个“深水区”话题，却同时也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在一个精英聚集的行业中，一旦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得以释放，转型的车轮将滚滚向前。 互联网+时代需要灵活应变、扁平高效的组织。如何使一个强监管、重稳健的行业能够迎风起舞，这是海内外各家银行都正在积极攻坚的一个课题。

6.数据驱动的科学、精细化管理体系。中国人常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要怎样才能想到呢？需要“以客户为中心”进行精细化的科学管理，而不是“拍脑袋”、“唯领导”。这就需要各家银行积极借力数据，并应用科学的方法建设管理体系。

这六大抓手是中国银行业转型难以回避的六大议题。但转型的路径又是怎样的呢？

过去，海内外银行业总体而言有两大业务模式：规模致胜 或者 体验致胜。 在过去的数年间，很多银行都想努力融合二者，想做到“既大又美”，但探索的道路异常艰难。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契机，因为技术带来了创新成本的大幅降低和创新速度的显著提升。规模与定制、成本与体验之间有了融合的可能。然而，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银行面临一个转型的路径选择问题：是在母体内一点一点地完成深度的数字化、渐变式的完成转型，还是主要在体外创新，从而规避转型的障碍，以求轻装前进，以小搏大？

这个讨论，至今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纵览波士顿咨询在全球的项目经验，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路径之下的各种尝试。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我们更加相信，越来越多的银行，特别是大行，会更多的采取双线作战的模式，即母体的渐变式数字化与体外的阔步创新。为什么呢？中国银行业的转型面临的挑战与很多海外成熟市场不同：宏观经济的新常态、银行业的市场化压力与互联网的迅速商业化碰撞在了一起，这既激发出了雄厚的转型动力，也带来了巨大的转型压力。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新五年，势必艰巨，但也壮阔， 这是一场面向朝阳的转型。大潮从来都会带来机遇，我们坚信，中国的银行业在洗礼之后， 会更强大、更精彩。

（演讲者系波士顿咨询董事经理）

刘煜辉：当前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决策时点

在国家经济遇到大的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能够逆势生长，确实不容易。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困难，全球看空中国经济的预期情况十分糟糕，这可能是过去十几年所罕见的，而且迟迟不能消散。这种预期来源于中国经济最近的一种让人看不懂的状态，2015年6～8月，整个中国的财经政策像中了魔一样，一副好牌，打一张错一张。最重要的表象就是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

资本市场这一波的上涨行情最终的确立，背后的原因是2014年中期中央确立了一个积极的股市政策，这个导向是很明显的。

一方面，政府要通过一个政策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体制的转型。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但是依靠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主体的这一套间接金融体系，是不太可能把金融资源转移到中国经济未来要转型的所谓轻资产部门上去的。政府曾经也做过努力，包括从2014年开始推进利率市场化、放松金融管制、推进金融自由化。目的是希望给现有的商业银行更多的金融自主权，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把金融资源分配到私企、服务业、高科技企业，能够实现金融配置的转型。但是由于没有整体改革框架的推进，也就是国企改革的缺失、财税改革的相对滞后，最后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导向。集中反映就是在2012～2013年间变成一个影子银行的繁荣。当我们要去清理、把盖子揭开的时候，发现几十亿元的债务。更多的金融资源没有流向经济转型的方向，商业银行把更多的钱投向了平台和地产。

从这个角度去看，2015年3月12号周小川行长讲的，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也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实现所谓金融资源的转移、配置机制的转移，单靠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制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商业银行的贷款是依靠抵押物的，而真正经济转型的方向恰恰最缺乏的就是抵押品，所以不可能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中获得资源。那要怎么办？所以政府设计出了一个积极的股市政策，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给未来要发展的、或者代表中国梦转型的部门，给它一个资本的估值，给商誉、前景、梦想一个资本的估值。有一个资本的估值以后，这些企业就有了市值的概念，实际上就是造了一个抵押品。这些上市公司或者估值的转型部门公司，就可以以市值、以资本市场造出的抵押品、股权，到传统商业银行体系获得资源，这就是股权抵押贷款。股权抵押贷款是从2013年之后开始繁荣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各种的金融工具，以股权为依托、为标的的各种金融创新和工具，使得传统的商业银行体系里的资源开始往转型的部门流动，从整体战略来讲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做得好，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方向。在股市没有波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积极的效果，一个繁荣的产业资本的并购市场已经开始形成。2014年的时候，每个月发生企业之间的并购规模金融已经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一年差不多有2.5万亿元的信用资源，实际上在要转型的公司部门已经开始进行资产资源的重构，这是悄然发生的很大的一个变化。特别是今年1～5月份，这个势头骤然升级，整个股权质押贷款做了大概8千亿元，这样就看到了这样的资源配置开始转型配置的良好效果出来了。

另一方面，就是打破传统的金融体系中非常顽固的体制弊端，所谓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的体制。对于中国的宏观决策者来讲，不太可能采取一个休克的疗法，不可能用一次性出清这种剧烈方式完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怎么处理这么大的存量？想到的办法都是围绕资本市场做文章。通过快速提升整个经济的证券化率，逐步找到化解这样庞大的存量包袱的办法。这为下一步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的证券化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而，从5月份开始，资本市场的状况整个脱离了运行轨道，形成了非常大的泡沫，由于各种政策的协调，整个财经决策体制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完全脱离之前所设想的，出错牌最后酿成了灾难性的过程。

制定战略的出发点没有问题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到底哪个环节失控，导致了泡沫的破裂。有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于杠杆的交易，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表象，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实体经济本身，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脱节真正的关键在于过去的两年多和三年多所争取的时间内，我们没有真正培育出一个实体经济中能够加杠杆的主体。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没有找到一个新的驱动力，我觉得这是问题最根本的症结。如果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加杠杆的主体的话，意味着整个经济面临高收益、风险可控的资产供给的短缺。这是目前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急迫问题，商业银行面临的并不是存量不断溢出的不良贷款，而是经济中间找不到一个信用资源可以投上去的、可靠的、能够创造高收益的供给主体。

这个问题不是在今天发生的，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4万亿”时期，商业银行简单的把钱砸给地方平台，通过他们形成一条链条，维持了两年时间最后也破灭了，随着地产周期拐点的到来，再到后来会出现天大的窟窿，再把这样的模式复制到资金向资本市场转移的过程中，通过大量的银行信用资源直接进入到不是产业资本和资本市场真正结合的产权并购领域，大量的资金通过各位拥抱资本市场创新的工具，涌入了金融资本市场的资本工具交易环节，资金最终并没有沉淀在希望的市场，而是进入到交易环节。整个交易量极具放大，最高的时候一天超过了2万亿元，这是人类股票交易市场的奇迹。最后大量的金融资源都在交易流转的环节，没有找到实体，这样制造出来的短期高收益市场只是一个幻觉，大量借钱给人炒股，这样制造出来的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幻觉。随着泡沫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坍塌下来，进入今天的非常糟糕的状态。根本的原因还是金融一直无法回避的——货币的堰塞湖问题，在整个金融机构、市场之间来回转悠，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高收益市场紧缺，面对的而是一个市场接一个市场，在短期资金的追逐下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泡沫。风险外溢性一定会传染到商业银行，因为损坏了整个中国最有活力的团队，造成了经济一波又一波衍生的影响，将深刻的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未来，包括甚至整个国家的安排计划。

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从中长期来讲，中国经济的潜力非常大，因为中国得的病，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和日本、欧洲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的问题是经济社会文化、文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后面临增长的瓶颈。中国所面临的增长困境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是“内分泌失调”。中国政府要“割块肉”，要把利益、空间、机会让出来，让民资去投资、让富人不要移民。其实民营资本都很有钱，没有真正的债务负担，缺的就是政府诚意，一个是产权，一个是税费。

所以大家所面对的绝对是系统性风险。经过6～8月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振荡以后，整个决策层也在反思、评估、调整。我希望他们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现在政府一定要释放出诚意，这样民资才能成为真正的、能够为中国经济不断地持续贡献高收益资产的主力军。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商业银行的战略转型才能得以实现。

还是那句话，今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其实从机遇的角度来讲，中国现在是三大战略在一个历史的窗口形成汇聚的局面，在全球经济体上非常罕见的。三大战略第一个是经济结构的转型;第二个是金融体系的改革的转型，从一个间接的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第三个是本币的国际化。三大战略机遇在历史上同一个时间窗口汇聚，机会非常好，要好好把握。

（演讲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