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凌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走出校门又走进校门，满是初入社会的悲观与迷茫。在一个小小书店，偶遇周国平先生的小册子《悲观·执著·超脱》，就像在黑暗的隧道中，发现烛火。然后开始了追逐般的阅读，从随感集《人与永恒》、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善良 丰富 高贵》、随感集《风中的纸屑》《碎句与短章》，以及他的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偶尔远行》《宝贝 宝贝》，一直到《周国平论教育》。

如此一路读来，从少年的浅薄到中年的觉醒，我熟悉他如熟悉自己的老师。

他将刻板枯燥的哲学和当下的生活联系起来，字里行间尽是妙言隽语，由此我开始了解西方哲学。我认识了“我了解过我自己的”赫拉克利特，大胆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塔哥拉，以及伟大的苏格拉底——他站在遥遥古希腊，一句“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一过”，就会让人立即沉默并沉思。

读《妞妞》时，死亡离我还很远，我旁观着他面对幼女一点点走向死亡时，身为父亲的刻骨柔情与哲学家的无比冷峻。就像看一个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忍着剧痛解剖自己的心脏。我常常泪下，为妞妞那昙花一现的幼小生命，为一位父亲的柔肠寸断。

到了哲学出来拯救的时刻，周国平先生却说：“我爱我的女儿胜于爱一切哲学。没有一种哲学能像这个娇嫩的小生命那么使我爱入肺腑。只要我的女儿能活，就让随便什么哲学死去好了。”他在心里默念：孩子，你多好！在给了我们这么多快乐，又独自忍受了这么多痛苦之后，你就这样静悄悄地离去了。有人说，你是天使，回到上帝身边了。有人说，你是玉女，回到观音身边了。我不相信上帝和观音，但是，为了你，是应该有一个天堂的呵。

这太不像一个哲学家了。

直到三年前，父亲猝然离世，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周国平先生。

人人都得死，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呢？大约是两点：第一，死是公正的，对谁都一视同仁；第二，死并不孤单，全世界都与你为伴。

他永远不知道，他终究还是以哲学的方式慰藉了我。

他说，一个好的句子，会照亮一本书；一如一个好的女人，会照亮一间屋子。他的一排书，照亮的不止是我的书房，还有整个精神世界；他教我看透这个世界，依然热爱它。

2

2015年6月19日下午，赤峰市校长高峰论坛，周国平先生主讲。

阔大的舞台，重重帘幕，撤走了电脑，关闭了银幕般的液晶屏，惟余一桌一椅。他端庄地坐下，拿着几页提纲，就像一个不会使用多媒体的老教师。他声音不高，语速不疾不徐，虽面对几百人，却如自言自语。诚如他自己如言：“敏感、忧郁、怕羞、拙于言谈、疏于功名、不通世故、不善社交。”

有慕名如我者，从赤峰各地赶来，期盼能在他的侃侃而谈中如沐春风、醍醐灌顶。可我不能想象一个于丹式的周国平，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也不能想象一个易中天式的周国平，语带调侃，戏说历史，成为一个学术超男。他更像一棵安静的树，沉潜内敛，思想的风吹过，树叶刷刷，需用心聆听。

到底何谓教育？教育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古今中外有无数论著，今天更有众多趋之若鹜的经验与模式，但大多拘泥于教育学、心理学，甚至一时的成功学。周国平先生站在哲学和人性的高度，将智力、情感和德育，对应真善美，娓娓道来。

他反复重申卢梭和杜威的观点：教育即生长，除此以外别无目的。教育应该是生长，而不是培训。培训，是按照一个实用的目的灌输知识和训练技能；生长，则是将人之精神禀赋发育良好，使之幸福和优秀。

周国平先生如童话中那个纯真的孩子，一语道破当前的学校“只有培训，没有教育”：用功利目标规范生长，结果必然压制生长。

他引怀特海的话，“知识如果不用，很容易忘掉；如果用，很容易查到。因此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激活思维”。所以，智育就是要发展好奇心和独立思考能力，培育自由、独立的头脑。“一切学习，本质上都是自学；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广义的美育，则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培育美丽丰富的心灵。德育即同情之心、恻隐之心、将心比心，从而拥有一颗善良高贵的灵魂。

他举自己上学的例子，举女儿啾啾的例子。言之谆谆，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坦诚。

我觉得周国平先生论教育，其实本质上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该怎么过。

人生问题和教育问题是相通的，做人和教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东西，也就是教育上最应该让学生得到的东西。他切中今日教育的弊病，呼吁我们的教育回归常识，回到教育之为教育的最基本的道理上来。他认为教育的使命就在于人性的健康生长和全面发展，就在于让人成为人性意义上的真正的人，并幸福地生活着。

3

谈到大家关注的阅读，他概括为“三不主义”：不务正业，博览群书；不走弯路，直面经典；不求甚解，为我所用。

尤其是直面经典，让我心有戚戚焉。

这些年，我读了太多的教育界畅销书、时尚书、类心灵鸡汤书。那些廉价的成功学和愤青式的批判稿，读起来轻松痛快，却鲜有营养。而教学设计、教学案例，更是一种极简的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周国平先生强调，要做真正的读者，而不是文化市场上的消费大众。他尤其推荐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和卢梭的《爱弥尔》，让大家直接与大师对话。

周国平先生引福斯特的话，“唯一能影响我们的书籍，是那些我们已为之做好准备、在我们行走的路上比我们走得稍远一点的书籍”。他说，这很准确，但这不是去读平庸书籍的理由，因为平庸书籍根本不在你应该行走的路上。请相信，直接跟随大师，有一天你会发现，即使你始终只能望见其背影，但你已经把那些二三流作者远远甩在后面了。

我想到塔夫斯基回忆自己的阅读时说：读过《战争与和平》之后，就再也无法阅读垃圾。

我想，我要重新啃读那些被我以艰涩为由冷落的经典书籍了。

4

两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他开始请大家提问。

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认真倾听，真诚作答。我提的问题较长，他说对不起，我听力不太好，请再复述一遍。

有人绞尽脑汁问了个很哲学的问题：尼采说，上帝死了。请问他是怎么死的，是被人类气死的吗？

周国平先生没有进一步阐明尼采的议论：上帝是被“我们”——“你们”和“我”谋杀的（《快乐的科学》）；“上帝死了，死于他对人类的同情”（《查拉特斯拉如是说》）；也没有引用海德格尔从西方历史，尤其是形而上学史和虚无主义高度对此的阐释。他只简单介绍尼采的超人哲学，“至于上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不过你这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有老师问“如何保持中学生身上的神性”“如果您是高中校长，如何落实哲学教育”“您如何看待这种大规模的培训”等等具体问题时，他都极诚恳地回答“我不了解情况”，“我也不知道”。

我想，如果他是一位语文老师，大概台下的学生不大满意他今天的讲课吧。虽然周国平先生到高校和各地演讲，已是寻常事，并著有《周国平论教育》一书。可今天的他仍基于真诚和真实作答。

他站在哲学的高度、父亲的角度看教育，和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教育者，是有着遥遥距离的。他两个半小时的演讲，面对校长，更像一种独处。他偶尔看下提纲，一字一句，缓慢地、几乎是努力回忆他多次重复过的教育观。他又像一个教数学多年的老教师，尽管日久，依然没有学会大声说话，没有我们习惯了的高谈阔论。他讲话，讲人性的关照，讲人的成长，讲老师的素质，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有一种高度的清澈与纯正的孤独。

人人痛恨当今的教育体制，却谁也不敢反抗，反而依附，甚至变成体制的一部分。他却像安徒生笔下那个纯真的小孩，面对众多臣民，用最童真的声音说出：皇上什么也没有穿。

是这样一种孤独。

我为他的孤独感到孤独。

他在《怎么读》中曾写：在才智方面，我平生最佩服两种人：一是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一是有出色口才的人。也许这两种才能原是一种，能言善辩是以博闻强记为前提的。我自己在这两方面相当自卑，读过的书只能留下模糊的印象，谈论起自己的见解来也就只好寥寥数语，无法旁征博引。

但他接着又写：自卑之余，我有时又自我解嘲，健忘未必全无益处：可以不必被读过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易于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言语简洁，不会夸夸其谈。

走下讲台，他被真正喜欢他的热心读者包围，有中学生拿着他的书来签名。他一本一本签下去，问那女孩多大了，并露出慈爱的微笑，说：“谢谢你读我的书。”

我也想说，谢谢你讲给懂的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