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生活的智力丰富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能不能把智力活动和体力劳动密切结合起来。在一些小型的劳动集体——课外的技术小组和农业小组里，充满着一种丰富的智力生活。课外小组活动的价值，就在于使每一个学生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尝试自己的禀赋和能力，在具体的事情中表现自己的爱好，找到自己心爱的工作。

如果不能使双手成为智慧的、高明的老师，那么学生就会失去对知识的兴趣，教学过程中就会缺少一种强有力的情绪刺激。

起初，学生参加课外小组时，当然还不会自觉地选择参加哪个小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让学生了解自己。一个学生可能时常从这件事转到那件事上去，一种爱好又被另一种爱好所代替。这种情况对于自觉地选择心爱的工作也是必要的。终有一天，学生会找到最大限度地适合他的天赋的那项工作。教师在这件工作上不要操之过急。不要硬性地把一个学生“分配”到这个或那个小组里去。当然，对于这个学生在劳动中自我认识的复杂过程，也不能放任自流。重要的是，要在每一颗心里点燃起热爱劳动的火花。这就是说，要帮助学生动手去做某一件事，并且使双手成为他的智慧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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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的工作跟有意义的创造紧密地结合。思考和双手的联系越紧密，劳动就越加深刻地进入学生的精神生活，成为他心爱的事情。劳动中的创造是发展学生智力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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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课外小组都是一个创造性劳动和完满的智力生活的中心。我们努力使每一个少年学生都成为劳动者、思考者、探索者，使他们在有趣的、令人鼓舞的创造活动中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个人在少年时代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就在于他对真理的认识和发现是跟个人付出的创造力融为一体的。他感觉到：由于自己的思考和钻研，大自然才向他揭示出自己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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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体力劳动从来就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实现既定意图的手段。思考是主要的，但双手也不是消极的执行者。手能使头脑变聪明。跟少年设计者们一起劳动，看见他们的双手好像在检验着各种设想和猜测，这一切帮助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懂得了这种教学的奥妙以及它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在双手的这种检验的影响下，思维就得更加积极地工作，而得到的发现又能给人以人格尊严的内心感受。

学习和劳动的结合，就在于干活时思考和思考时干活。每一个少年都要在好几年的时间内受到这种创造性劳动的训练。我曾经苦苦思索过这个问题：这种训练怎样在智力发展上反映出来呢？生活做出了富有教益的回答：通过思维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双手的精确动作在实现着同样精确的设想，就使少年们变成聪明的思考者，他们是在研究和发现真理，而不是单纯地“浪费”现成的知识。我观察过少年设计者、育种者、电工和无线电工们是怎样对待理论知识的。在每一条真理上，他们都竭力要首先理解事实、物品、事物、现象、依存关系的现实本质。他们好像对某种判断先要仔细地看一看，深入地思考一下它的各个局部之间的逻辑联系。

凡是经过创造性劳动训练的学生，都能自觉地避免去背诵不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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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证明，如果在一个长时期内把劳动跟思考一些重要的依存关系和因果联系的思维活动结合起来（例如，在整个生长期内研究微量元素对禾本植物的生长和成熟的影响），如果总是这个思想深深地占据着和激动着学生的心，那么就能在学生身上培养出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力，即把一种思想当成个人的内心感受的能力。劳动与智慧的结合是智力情感的首要的源泉。

如果在少年时期，一个人没有在复杂的图纸或者仪器面前钻研得入了迷，除了这件有趣的活动以外而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那是很难设想他能受到完满的教育的。在这里，少年们变成了思考者和研究者，他们在科学思想和科学家们的丰功伟绩面前感到由衷的赞叹和敬仰。就在这些工作角里，点燃起关于未来的幻想的火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和风格，那些在许多情况下不能看见、无法直接观察的事物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和驾驭，是在学校里的劳动与智慧相结合的高级阶段进行的。一个人可以有多种爱好，而且这些爱好看起来是相距甚远的。例如，有些学生爱好文学，在诗的世界里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然而突然他们又研究起抗生素来了。少年机械化工作者“改行”搞起了无线电和电子学。在许多学生的精神生活中，长期地保持着两种甚至三种爱好。

（摘自《给教师的建议》）

蔡元培：劳工神圣

为了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必须加强劳动教育，采取边工边学、工学并进的教育方法，这样才能使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工是人生的天职，“人不是为生而工，是为工而生的”。“学是工的预备”，“学与工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间接而又间接”（《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联系。共和国民必须把工与学交错起来，有一定的时间工作和有一定的时间来学，工学并进，身心才能自由和谐发展。

工与学的关系，就工一方面讲，如果整日做苦工，没有机会求学，身体上很疲乏，所做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过且过，身心得不到自由发展。不做工也不行，这样的人，体力逐渐衰退，生活也不愉快。就学一方面讲，如果终日读书，于卫生上也有妨碍，但不求学也不好，变得精神空虚，心力逐渐萎靡。总之，工与学两者都很重要，不能强调或偏废某一方面，必须交错进行，否则都会妨碍共和国民身心和谐发展。

要实现又工又学，工学并进，劳工神圣。最早认识到脑力劳动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工人，“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劳工神圣》）。农业是种植工，商业是转运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

杨贤江：自有人生，便有教育

教育起源于劳动，是适应生产劳动的需要产生的，“它是帮助人营造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新教育大纲》第6页）”。在原始社会，“在生存上同属绝对必要的劳动与教育，自然是处于不可分离的关系，”劳动与教育两者是完全结合起来的。所谓教育，就是把“为了生存适应如何劳动”这件事，向年轻人传授，使之领会而已。“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新教育大纲》第7页）。所谓生活的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衣食住的获得。这种生活是集体的、社会的，绝不是孤立个人的，“所以教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新教育大纲》第7页）。

这个定义不仅揭示了教育起源于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且还揭示了教育属于“劳动领域”。教育的这种属性可以通过学校来考察。“一般的学校，无论是高级，是中等，是小学，都是社会的劳动之领域，为赋予劳动力以特种的资格的地方，就是使单纯的劳动力转变到特殊的劳动力的地方”（《新教育大纲》第6页），即学校是使人们具有专门化的劳动技能之场所。有的人在这儿学成一个医生，有的人在这儿学成一个律师，还有的人在这儿学成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学校的构造与分科（商业、工业、师范、医学等），都是适应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熟练劳动力而形成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技术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而教育也随之变化。封建社会的教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的重要区别是：“第一，封建时代对庶民不施教育；资本主义时代要对全国民实施义务教育。第二，封建时代的教育，差不多只是道德教育；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却推广范围而以传达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技能为目的。”（《新教育大纲》第81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这是因为“以农业生产为社会主要产业的封建时代，庶民没有研究学问的必要；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这种经济组织的本身需要文字，故普及教育只为了养成国民的劳动力，却不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新教育大纲》第81页）。这说明了生产的发展制约着教育的变化，说明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教育并不单是反映生产的需要，它对生产的发展也起作用。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和教育对规划生产过程、建立生产过程的秩序和提高生产的效果都有重要的作用。教育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机械力应用、分业应用及工厂工业的发达，固然促进各种产业教育的发达；而各种产业教育的发达，自也益能灵活支配生产的行为，改进技术的效用，而达到资本培殖的目的。”（《新教育大纲》第115页）

徐特立：劳心与劳力并进，教育与劳动结合

“教育的作用是按一定的社会形式培养一定的人格，为一定的社会服务。”（《教育讲座》第199页）所以，教育要为一定的社会服务，并受整个社会制度的制约。教育的功能需要通过培养人来体现，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就要考虑既要适应不同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又要有长远的设想，要培养手和脑并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

要使劳动者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提高文化，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青年要“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教育讲座》第258页），成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人类的发育包含着德育、智育和体育三方面，由于劳心和劳力的绝对分工，而人类发育因此偏枯成半身不遂。”（《徐特立文集》295页）

劳心与劳力并进，教育与劳动结合，是人的体力与智力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年轻一代不仅要学习普通文化科学知识，同时也要了解生产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并获得劳动的技能，如此才能“医治人类的偏枯病”，求得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培养出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助于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劳动观点和养成勤劳习惯，可以锻炼青少年的意志和毅力，培养不怕艰苦困难的精神，建立真正的工农感情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是在教学中贯彻理论与实践合一的基本方法，对学生的智力发展有重大意义。由于与体育有着天然的联系，生产劳动能增进人的健康和促使人体素质的和谐发展，并培养人们的爱美观念。

（摘自郭齐家《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回望民国》刊发时有删改）

劳动教育的意蕴是复合性的，可以简单概括为“逸+益+役”。其中，“逸”是劳动教育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

先说“役”。“役”的释义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服）兵役”，二是“（做）事务”，三是“被迫从事”。不同义项具有相同的语义基础。义项二可以直接理解为劳务，义项一也可以视为特殊的劳务。从义项一、二，到义项三，揭示了一定历史阶段劳动的实质，这就是马克思毕生所批判的“劳动的异化性质”。我们所以在此引用“役”，就是因为劳动的被迫性仍然历史性地存在，同理，劳动教育也仍然有折向“役使”的可能性。劳动如何能像马克思所期许的，成为“人的本质需要”，成为学生“自己的活动”，是劳动教育尤为需要关注的。

次说“益”。学生总应该从劳动教育中获益。《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将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渠道”。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的课程目标，就是劳动教育“益”的构成部分。正如上两种课程一样，劳动教育显然不属于学科课程，《意见》所说的“校内劳动”“校外劳动”“家务劳动”更是如此。《意见》强调“坚持实际体验”，也说明劳动教育属于体验课程。那么，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获益，更倾向于直接经验而不是间接经验，更倾向于体验、感悟以及具有鲜明个性化、身体性的经验和技能的建构，而不是学科知识的学习。对学生获益的评估，是劳动教育评价的难题。作为体验课程，劳动教育评价属于表现性评价范畴，统一、量化的标准并不存在。如果以等第甚至分值进行评价，劳动将可能外在于学生，甚至走向学生的对立面。马克思指出，以货币计量为价值的劳动，是被异化被奴役的劳动。这应该给我们足够的警示。

最后说“逸”。这里的“逸”，指“逸趣”“逸致”“逸事”。免除“役”中的被动“役使”以及“益”中的外在评判，有赖于学生真正建立起非功利、游戏化的立场和态度。“逸”，超越、散逸也，正是非功利、游戏化状态的描摹。“逸趣”：不俗的情趣，是学生劳动的内驱力。“逸致”：超脱的意态，是学生劳动中的身心状态。也唯其如此，学生才能在劳动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与智力”，从而“肯定自己”“感到幸福”，这也正是马克思的期待。劳动的经历也因此就像“逸事”一样，虽非正式而不见经传，却以自传的方式为个体所记取、私存和反思，成为学生生命成长的“私人相册”。当然，这还只是理想态。应试教育语境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包括探究体验式学习，都成了额外的成本支付。而这，恰恰证明劳动教育的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摘自《中国教育报》，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教育方针一贯主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然而当下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在教育的五个维度中，劳动教育大有越来越淡化之势。

究竟原因，对于学校层面，唯分数至上的教育观，让学校为分数而战，老师为分数而教，学生为分数而学，凡是考试要考的，老师就教，学生就学，凡是对分数有可能带来影响的教育教学活动便成了多余的，劳动教育在学校自然也就被边缘化了。

对于家庭教育，如今的独生子女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即使他们在家有时间劳动，父母对他们也很娇惯，不会让他们动手劳动，生怕累了、苦了孩子，还有的父母会让孩子把所有时间用在学习上，哪怕节假日都必须奔走于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兴趣班，生怕误了孩子的学习。因此，使现在的孩子劳动意识日益淡化，劳动能力不断弱化。

然而，劳动教育却具有独特意义，牵一发而动全身。孩子在接受劳动教育中一方面让自己与世界充分接触，用身体去丈量物理和心灵的世界，用其全部感官去认知和学习，既能让孩子们爱上劳动，又能让他们感受到劳动在人生中的价值，明白劳动是人的本色，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同时培育对劳动者的足够尊重的情感，可谓益德；另一方面孩子们在劳动中可以愉悦身心，强健体魄，增强意志力，涵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对文化课的学习会起到促进作用，可谓益体益智；第三，孩子们在参与劳动过程中还可以感知出劳动的美、创造出劳动的美、品味出劳动的美，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还能够提高他们欣赏美和鉴赏美的能力，劳动教育更能益美。

那么，怎样让劳动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落地生根呢？笔者以为，“劳动教育”顾名思义，是围绕劳动这一基本形式来开展的教育活动，当然肯定离不开劳动，但绝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成或者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忽视其教育的功能与内涵。劳动教育其本质在于孩子在参与劳动中最终树立劳动观念，增强劳动意识，提升劳动能力，激发劳动热情，并充分认识到劳动的真正价值。

当然，也不能把劳动教育仅仅理解为就是让孩子洗洗衣、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这些虽属于应有之义，然而不是全部，除此之外，劳动教育，还可以用更多的词去描述它，比如让孩子参与生产劳动、参加社会实践、进行实训操作等等。

当下孩子接受劳动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课堂上特别是在语文课堂上来完成的，孩子们摇头晃脑所吟诵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算是所接受的一种最现实的课堂版劳动教育。然而，要真正体现劳动的意义，仅停留于课堂是不行的，还必须让孩子走出课堂到社会生活中去参与历练。

在四川阆中，这些年来，很多农村学校或利用学农园地，或租赁农户土地，或与农业示范基地合作，有了自己的种植养殖基地。这些基地既是孩子们学习劳动技能的课堂，也是他们参与农业生产实践的体验场，更是他们亲近农村农业的“开心农场”。在这里，孩子们陪伴着自己栽培的作物、喂养的动物，一天天长大，既享受着自己亲手劳动收获的成果，又由此留住了乡村学校的味道，增进了与乡村的情感，并帮助孩子们养成了良好的劳动习惯，这些都是常规的课堂不可替代的。

劳动教育要真正回归，仅凭发一个文件是不行的，作为教育人还必须以应有的使命和担当，坚守教育良知，切实转变教育观念，花大力气冲破当前应试教育的束缚，把劳动教育列入议事日程。如果分数和成绩仍是教育的全部，劳动教育被弱化、淡化乃至被边缘化便是一种必然。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提出“生活教育”理念，认为教育即生活，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对此也有论述，他认为“生活即教育”，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所主张的“三生教育”，其中便包括生活教育、生存教育、生命教育。

其实，劳动教育就是一种生活教育，而且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教育，孩子在劳动中获得一些生活体验，以及从劳动中获得生活的乐趣，培养一种现代新生活的态度与方式，既是今后生活的需要，也是未来生存的需要，更是让其生命更好地发展的需要。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