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霜

曾有一种说法，在官场上晋升和高考奔名校一样，都很难，都要击败很多对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按理说，干部能上能下，在我们国家一直是有传统的。毛泽东曾专门在开会时提到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这种能上能下的规矩和干部心态，在建国初期被广为提倡。

对一个干部而言，“下”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下”的前提是因为不能胜任现有岗位，需要好好的反思，对今后的成长是一种积累。在很多时候，让一个人“下”给他带来的震动，比不让一个人“上”要大得多，效果也会好很多。文化部原党组书记于幼军因违纪被降级后，有报道称于当时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过他很快就坦然受之，写出了《求索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五百年》等具有较高价值的著作，并说自己“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不过，有的干部并没有这样的担当。如最近披露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韩志然因严重违纪“下”了，半个多月之后，现身保龄球馆，表情轻松，“完全不像一个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官员”，很难指望他能有什么反思。

更遗憾的是，个别官场也没有这样的环境。正因为让官员“下”的震慑会大一点，有可能会造成受罚的一方、包括其保护伞的强烈反弹，让一些组织或个人在问责官员时，有所顾忌，转而选择那些更为“平衡”的解决办法。譬如保留级别待遇，安排个闲职，更有新设个岗位来安置。

有组织部干部对笔者表示，有的官员犯事了，宁愿免职赋闲两年，也不愿被降级了继续工作。“因为免职有时候可以保留待遇，一有机会就‘东山再起。”曾有统计称6年来全国85名免职官员逾三成复出，相比之下，“降级”处分堵住了等几年“官复原职”的漏洞。于是，干部就这样不能下了。

“下”并非官员的末日，干好了仍然有重新“上”的机会。就算不能再“上”，在现有岗位上做好本职，照样也是一种担当，仕途未必不会精彩。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为官之道推崇范仲淹的精神，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秉持信念，躬身而为，建树一番业绩。重要的是，进退有守，用舍皆行。

“穷达皆思报民恩，沉浮不改忧国情，愚者竭诚百千虑，诉与诸君仔细吟。”这是于幼军在《求索民主政治》中写下的一首诗，值得共勉。